田飞龙:香港政改闯关投票结果评析与前景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4 23:51:03

进入专题: 香港政改   投票结果  

田飞龙 (进入专栏)  

   非常感谢再次来到南开大学。上一次是我结束访港一年刚回来,晓兵邀请我来发一个客座研究员证书,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香港政改未完待续”,用的是我的新书《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的结语标题。两个多月之后,我们等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投票的结果,8:28,一个没有超出最坏预料但显然很难看的结果,使政改失败显得“死相很惨”。这个结果本身大体印证了我最初的设想,但也有意外之处。我最初设想的是在政改闯关成功基础上的“优化”进取,而不是遭遇否决的一拍两散。但是,无论成败,香港政改只有阶段性结束,没有真正完成,因而仍然是基本法秩序内和香港民主发展史上严格的“未完待续”或“继续民主”的命题。

   这样一个结果对我来说有些出乎意外,出乎意外有两点。第一点,我认为泛民如此整齐地极力否决--而且最后的结果是27+1,多了一个医学界功能代表--为香港带来普选一线生机的方案,并且是作为香港普选优化推进基础的方案,我是觉得这个违背了泛民主派本身作为一个民主的忠实追求者与践行者的常识理性,使得香港政改忽然落闸,失去时间表、路线图和可预期方向。否决很解恨,显得很团结,属于政治报复行为,但杀敌八百,自损三千,泛民此役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得分,甚至亲自封堵了自身孜孜以求的民主普选路,使得香港民主化陷入更加艰难的不确定性和中央信任危机之中。泛民在后政改期间如何寻找最佳时机和方式推动重启政改,关键在于如何重建中央最低限度政治信任,否则八三一决定框架不会松动。这对于“一以贯之”且“一意孤行”的泛民派无疑是重大的政治挑战。

   我在一两个月之前还曾经非常真诚地在评论文章和研讨会发言当中期待过泛民转换立场从长计议,并且也帮泛民算过一场民主账。他们本应当在“占中”运动广场激情逐渐退去的情况下,重新计算和重新评估在捆绑否决与转轨投票之间的利害得失,特别是要把2017年特首普选与2020年立法会普选进行整合考虑,把香港民主的利益做一个通盘权衡,从整体管治权架构的角度去巩固他们非常在乎的整体的高度自治权。结果这样一种重新计算的政治常识理性并没有呈现。温和泛民不仅没有说服强硬泛民,自身也深陷纠结,无法转轨,无法给香港普选一线生机。

   我们发现除了捆绑否决的27名议员以及外部通过“占中”运动走上政治舞台的青年社运派之外,全世界几乎都能接受这样一种重新计算的常识理性,姑且称为“袋住先”。不仅中央,然后建制派,特区政府,民调中的主流民意,还包括欧美各国驻港领事,欧美的议会,加拿大议会,英国议会,等等,包括在今年初英国下议院通过的英国与香港关系30年报告里面都明确讲,尽管这样一个831决定之下的方案可能有所限制,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普选方案,仍然是值得追求的一个民主方案。不过,来自外部世界--无论是来自北京,还是来自伦敦,来自华盛顿--的这个积极重新计算的民主公式,没能够为香港反对派的转化投票提供一个常识理性的支持。所以最终的话我是非常失望的。

   第二点意外是从现场表现来看,我认为建制派的表现失分很多,不合格,显示出严重的政治不成熟,给选民印象很差,内部组织与沟通机制失效错位,需要严肃反思整改,否则在后续两级议会选举的选战中情势不妙。因为尽管建制派在事先就评估到反对派捆绑否决的结果,就是政改方案不可能得到通过。捆绑否决条件下,建制派无论怎么投票,都不可能使这个方案得到通过。而且泛民主派第一次非常意外地全员出席,整体在场,相互监督,协同投票。那么这个整齐划一表现在既往他们拉布或者反对的经验中,在审议梁振英提出的经济民生议题时是较少出现的。所以建制派这一次尽管心中有数,认为通过的希望比较渺茫,但是我认为结果预期或者否决的结果与过程当中对待政改这种重要民主事项的态度同等重要,尤其香港是一个已经充分民主化--尽管在普选环节上有待完善--由民意或者选民来决定政治生态的特别行政区,我觉得建制派今天的表现以及事后的解释漏洞百出,让人产生很多的怀疑,会给香港市民一个印象,就是说泛民主派尽管否决了政改,但他们在政治上坚持自己一贯的理念,吾道一以贯之,而且彼此是高度团结的,他们是兑现了他们自己的诺言,他们是坚持行动到底的。尽管它跟主流民意之间有一定的张力,但是它有它的一套解释,包括承诺追求真正的普选,民意会对他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理解。相比之下,建制派的现场表现就政团或议员的香港标准而言,逊色不少,影响建制派整体的政治认受性。

   现场无厘头细节让人有所疑心是建制派的有意行为,表决前集体退场的行为是他们内部整体协调的结果。包括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迎接刘皇发,为什么现场留下来的人加上28个反对议员,刚好超过了35。包括他们认为需要延迟投票,但是在程序上又不去通知自由党,让自由党留在投票厅。这样一些现场的表现,让人们都有理由去怀疑建制派对待政改投票是否严肃认真,是否有前后一致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立场,它是否在内部的政治纪律与政治组织上达到了建制派政团应当有的香港本地政治素质标准。我觉得这方面事后涉及到政改失败问责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且这样一个点也迅速被香港反对派议员以及香港媒体和国际媒体充分利用去进行政改失败之后的责任归属上的舆论战和政治战。这种舆论战和政治战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今年区议会和明年立法会选举当中的政治生态、政治版图的变迁。

   我觉得建制派要费很大的功夫去解释现场戏剧性的表现。那么如果历史能够假设的话,如果是另外一种场景:建制派能够整体划一地像泛民一样,整体投出他们的赞成票,坚决到最后一刻,表明他们是代表主流民意去支持普选方案的,只是因为泛民派一意孤行导致他们票数不够,少几票没过;并且在这个投票结果比如41:28或42:28之后,建制派能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比如说女性比较能打动人,李慧琼或者是叶刘淑仪或者说梁美芬她们出来说明,建制派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在立法会程序里面来传递主流民意希望实现普选的政治意愿,然后她们还得承诺以后当特首重启政改沿着第三步曲继续提出一个政改方案的时候,他们还会全力支持,并且他们非常期望在2016年选民能给他们建制派团体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直接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能给香港市民带来普选的新政改方案。我想这对于建制派的政治形象,对于建制派未来在立法会改选当中的可进取的空间、得分,以及未来香港政治生态的变迁是非常有利的。我本人预期的是建制派整体一致坚持到底的场景,但没有实现。

   我相信建制派事后的所谓联合声明也是在香港社会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之下仓促作出的,未必包含它对所有细节和原因的审慎解释。这种声明无非就是两点:第一讲他们如何在程序上出错、技术环节出错导致政改最后投票是这样的狼狈结果;第二点,他们仍然指出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建制派身上,我们建制派从来都是要整体支持政改的,大家要把焦点回到28个整体划一的泛民议员身上,指明泛民掌握绝对否决权,最终导致政改方案失败。但是它试图洗脱自己的责任并重新完全归责于泛民的努力,未必会得到香港市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我一般不太相信或者不愿意去肯定:一种重大的政治投票结果纯粹是一个程序出错的结果。因为第一,程序是理性设计的结果;第二,此次政改投票是一个重大民主事项的表决,审慎对待不会出错。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理念、有纪律、有立场的政团或者政团联盟,它应该对这个程序的风险有充分估计,内部对程序风险要有及时的提示、反馈与补救的机制。我没有看到建制派在这里面能够审慎管理他在最后投票当中应有的角色和表现。

   实际上香港管治的失衡,包括政治社会两极化,与建制派本身的政治表现、政治组织化的程度,政治行为与一般民主理念之间的符合性,都有关系。他们至少跟泛民主派同比而言仍然有进取完善的空间。

   我们如果要追究其中责任与原因的话,需要质问:第一,建制派里面是否有充分的政治竞争以便让真正有能力和认受性的人出现,成为政治上的有力代表者,还是说只是因为某人是官商,其家族背景是寡头就能够有这样一种代表资格,现有制度对其似乎有过多的保护;第二,就是说建制派是否因为习惯于依赖中央的支持,而放弃政治上在香港自己打拼竞争,得到一片天下,得到民众认受,缺乏政治生存的危机感。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生存危机感的话,我觉得对于建制派在香港生态上的政治竞争力,以及爱国爱港力量在政治管治架构中的优势成长都是一个危机性因素。

   本来如果建制派这一次能如泛民一样,同样的一以贯之,尽管政改失败的机率不会有多大改变,但将来立法会选举议席的增长甚至是可预期和可计算的,香港市民也是可理解和支持的。现在它搞的现场无厘头,不合格的议会或者政治表现,使得这样一种“票债票偿”式问责到底责任落在谁身上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有建制派实际表现失分的面向,也有从此刻开始各方在一两个月之内整个舆论战效果态势和民众的理解方式、理解结果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这些都会反映在后面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当中,因此建制派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建制派要充分检讨才能打好下面两场选战。

   我觉得政改失败已经是一个事实,那么作为政改失败的政治问责在民主政治原理上是可行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政改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当中。它是处于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架构的五步曲的程序当中,那么这五步曲我把它解释为中央主导下的央港互动合作的宪制程序,在这个程序里面有香港地区的责任,比如在首轮咨询里面有反对派的责任,特区政府的责任,然后到人大常委会决定阶段有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到特区政府推进到立法会时有立法会的责任。因此它是五步曲程序,是多段负责、合作协调的结果,仅有中央是不可能实现普选的,因为立法会否决了,本地的立法会有本地的权力,而仅有地方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改的主导权是在中央。如果问责的话,我认为双方都会有一定的责任。建制派的责任我们已经试图去发觉,试图去寻找了。

   泛民主派的责任也不容忽视或转移。我觉得泛民是错误估计了“占中”运动的政治效力,像戴耀廷认为“占中”是一个政治核弹,能够在香港核心区域引爆以逼迫中央改变政治态度。正是这种“占中”式的超强对抗动员与后面的白皮书的出台和831整体趋向保守框架的决定出台有着因果联系,使得香港政改剩余选项在一个狭窄空间落定。这之间是有一个因果关系。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白皮书和831决定引爆了“占中”,引爆了对抗,以及政改失败的政治悲剧。而是更长远的看,反对派的政治抗争,包括公民抗命是发生在先,政治威胁、政治要挟在先。明明有基本法的规定,明明有正常的五步曲,他们一定要在法外提出不可能实现的宪制目标,并且用违法的方式去测试中央的政治底线,毫不估计中央多次重申的底线要点,包括爱国爱岗以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样明确的国家利益原则,仍然把香港的普选想象成一个准独立政治共同体的普选,想象成没有任何在香港之上的限制性因素或者限制性权力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

   正是因为这种理解的错位,以及对自身政治能量的过高估计,并且还有一个背景即对国际干预的力度和效度的过度迷信,导致他们在这场政治博弈当中错估了形势,最终走入一个死胡同。走入死胡同的结果就是被迫捆绑否决。这样一个捆绑否决固然封杀了中央在五步曲中从第二步向前走的可能性,使得中央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45条之下的普选目标遇到实际的政治障碍,但是它同时也封住了自身的民主道路,使得2007年的决定里面所设定的香港双普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重新处于不确定状态。目前来看,由于否决也使得央港关系进一步破裂,双方的信任进一步降至冰点,使得最终掌握政改主导权的中央更加没办法承诺或者说重新设计2017年之后新的十年期的或五年期的普选时间表与路线图。

所以这次是个双输,没有赢家。我觉得一定要论政改责任的话,可能还是反对派责任多些。他们对社会运动,对基本法框架,对中央的政治意图的片面、错误的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香港政改   投票结果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72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