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发展的重新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19: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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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纪初——非自觉的起步期

   现代意义的文艺心理学与现代文学理论的产生是同步的,它们都产生于本世纪初,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拓荒人和奠基者,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一篇以德国生命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来观照中国文学的批评兼理论的著作。这篇论文的中心论点,是把人的生活的本质看成是欲望的追求与满足,认为人生就像一个钟摆那样,在痛苦与厌倦中摆动。文学与艺术则为人生的痛苦与厌倦找到了一条“解脱”之道。这种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最大问题是把文学的社会性这一重要维度取消了。但在本世纪初,正当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改造旧中国的重要时刻,王国维以“解脱”说来解构封建阶级的“文以载道”说,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又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王国维的“解脱”说,虽以西方的生命哲学为立足点,但其具体解释却完全依靠现代审美心理距离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自己的现代的文艺心理学的原创之论。

   六年后,即1910年王国维发表了其文学理论的代表作《人间词话》,这部作品虽然恢复了古典的词话形式,但思想却汇通中外。他把他的“解脱”说变化为带有中国色彩的“境界”说,但其具体解释中,仍然处处使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王国维从德国的“移情”说受到启发,同时又不忘他的“解脱”说,并把两说结合起来,改造成了“出入”说。“出入”说是王国维对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又一原创之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王国维对现代文艺心理学并没有“自觉”,但他于不自觉中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

     (二)二、三十年代——自觉的起步期

   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救亡图存的历史。文学问题上虽然也有“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争,但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历史制约,主流的理论认为文学是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武器,是很必然的事。与这一论断相联系,文学理论的建设强调社会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是理所当然的,这只要看一看当时苏联的文学理论被不断地译介过来,就可以得到证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也更多的是强调如何深入现实、接近人民、利用文学改造旧中国的问题,即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但是当时的作家毕竟也要总结创作经验,探讨文学鉴赏问题,这样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对创作心理、鉴赏心理有所涉及,在他们对文艺问题的看法中,也就含有文艺心理学的思想。

   郭沫若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诗人,就总体而言,他是把文艺从属于革命的,从属于社会的改造的,但问题一旦深入到艺术的内在规律,他往往就从文艺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问题。郭沫若在二十年代自觉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经历,这里我们可举出他的《“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和《批评与梦》两篇文章。这两篇论文,作者没有泛泛而论,而是引出作品中具体的句子,就文本的细微处切入,把文本与创作心理联系起来分析,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感觉。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最早的又具有学术“自觉”的论文。

   鲁迅的文学思想就总体而言,也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一翼”,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但鲁迅对文学的这种总的理解,并没有妨碍他对文学的具体创作和鉴赏发表许多真知灼见,其中也包括文艺心理学的真知灼见。关于创作心理,鲁迅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天才”、“灵感”、“想象”等观点外,还就诗的情感的特质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一方面,“诗歌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可另一方面,“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意思是说,诗人抒发的感情,要经过再度体验的沉淀,使感情在回忆中变得清醇,这才符合“诗美”的要求,这就揭示出“回忆”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其中所含的创作心理学思想是很深刻的。关于鉴赏心理,鲁迅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论述,如大家都熟悉的关于《红楼梦》的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个论述使我们想起了英国当代艺术史家、艺术心理学家冈布里奇的“投射”理论,欣赏者的“预成图式”支配了欣赏的结果,所谓“所见出于所知”。鲁迅二十年代的论述,已与当代文艺心理学的前沿理论相接近。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鲁迅上述文艺心理学思想只是他自己从艺术实践中领悟到的,并不是自觉地依傍什么现代心理学理论。然而,值得提出的是,鲁迅在现代文艺心理学上“自觉”也是有的,这就是他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专著《苦闷的象征》。显然,鲁迅看重的是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的社会学的筛选、批判与改造。《苦闷的象征》谈文艺立足于社会批判,这跟鲁迅的思想是合拍的;另一方面,此书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心理特点,如讲文艺是作家“个性的表现”,社会压迫所生的作为无意识的“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动力,文艺创作从无到有,如同梦境等观点,也引起鲁迅的同感。鲁迅还于1925年译书出版前后,将它作为讲义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课,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在高校开设的文艺心理学课程。

   中国的现代的文艺心理学经郭沫若、鲁迅二十年代的努力,应该说已经自觉地起步了。到了三十年代的朱光潜那里,则发展到第一期的高潮。朱光潜于1933年以《悲剧心理学》(英文)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在国外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变态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早于1931年完成的《文艺心理学》,这三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正式成熟。特别是《文艺心理学》一书,将西方本世纪以来文艺心理学的几个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加以消化,结合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以及古今中外的创作实例,作出了专题研究,尽管其观点未必周严,但为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对美感经验特征的概括,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消化和理解,把产生于西方本世纪初的理论,包括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里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说,黑格尔的“个性返照”说等,进行了综合和概括,并在综合和概括中渗透了自己的主张和系统化的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在50年代的美学批判运动中,虽然许多人认为朱光潜这一套是“唯心主义”的,但今天平心而论,此书所述,虽不能说没有缺陷,但总的说是对人类审美实践的总结,是被审美实践所证实了的,而且我们今天在描述美感经验,如说美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实际上也部分地包含在朱光潜的美感理论中,可以说,在20世纪的中国,正是朱光潜第一次对审美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

   如果说三十年代的“京派”朱光潜是在书斋里完成他的文艺心理学的建设的,那么三十年代的“海派”胡风则是在革命的文艺实践中创立了他的独特的文艺创作心理学。胡风在当时对两种倾向不满,一种是周作人、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从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产生的“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他从自身和同行的创作实践出发,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支柱,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胡风是主张现实主义的,是赞同反映论的,但他深深感到文学创作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而是要靠作家“主观精神”的投入。他的理论中心放到生活如何转化为作品的“中介”上面,特别是作家的主观因素在创作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胡风创作心理学的基本观念是:“真正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时候才能达到。”这个“交涉”过程决定创作的成败,而所谓“交涉”,也就是主体发挥自己的全部心理功能,对创作客体进行体验、渗透、选择,形成互相交融的类似化学的“化合反应”。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风还用了“熔炉”一词,意思是你要写的题材首先要放到你的主观精神的“熔炉”里去“溶化”,离开这一过程,创作是不能成功的。胡风为了说明这个创作心理观点,还不很规范地用过“战斗”、“燃烧”、“沸腾”、“化合”、“交融”、“纠合”等词。他用这些词,意在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把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胡风还具体阐述了“直观力”和“想象力”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些论述中,胡风充分肯定直观力和想象力的作用:它既改造客观材料,同时也调动作家主观的一切心理功能。胡风的创作心理学完全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的学理性不像朱光潜那么强,但它更生动、活泼,也更切合创作实际。

   朱光潜和胡风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自觉期的双峰。他们从不同的道路走来为中国的文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他们的著作仍然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吸收的宝贵遗产。

  

     (三)八、九十年代:大发展时期

   在朱光潜和胡风之后,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沉寂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之后则有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在文学问题上,与时代主潮相结合的文艺哲学和文艺社会学流行一时,是理所当然的,文学本来的审美功能时时被社会功能所“淹没”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文艺心理学在五十年代遇到了两次“打击”,这就是1953年的反胡风运动和1956年的美学大辩论,胡风的文艺创作心理学被打成“反马克思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1958年连普通心理学也被打成“伪科学”,这就完全堵塞了文艺心理学发展的空间。文学理论研究重心完全在文学创作的客体这一极,即使涉及文艺创作主体问题,也只能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作家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文学的题材被突出强调,“文革”前几次文艺批判运动差不多都从“题材”问题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先后被批判过的有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周谷城的“题材无差别”论,邵荃麟的“写小人物”论等,“文革”期间,“题材无差别”论更被划为“黑八论”之一。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整个国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文艺事业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代文学实现了一次腾越。在文学理论界、美学界,也出现了喜人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几次大的讨论。如1977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其中记录了1961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的“共同美”的问题引起了文论界和美学界的广泛讨论。又如《诗刊》于1978年1月号刊登了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信,毛泽东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从而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其特殊的思维形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围绕“自我表现”问题又展开了讨论,焦点在于“自我表现”能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应该说,这几次讨论的主要收获是引导人们认识文学与人的关系,通过讨论,多数人认识到文学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生活现实必须经过作家的心理事件所掀起的心理风暴,然后才能产生文学作品。对文艺来说,人的问题、主体的问题是无可回避的。但是,对这几次讨论的学术成果却不能估价过高,这主要是参加讨论的人,大多匆忙上阵,而且理论的惯性,使大家仍然在认识论的范围里来讨论问题。然而这一情况对沉寂了半个世纪的文艺心理学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一方面,这几次讨论的问题转移到创作和欣赏的主体方面,这就成为文艺心理学重新起步和发展的直接契机;另一方面,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现代的有一定学术背景的学科,可以把讨论文艺主体的种种问题深化和系统化,从学科的独特视野作出具有学理的回答。因此,当上面几个问题讨论之际,文艺心理学也随之重新恢复了活力,并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把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自我表现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等都纳入到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中国的现代文艺心理学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迎来了又一届青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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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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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京)1997年10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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