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 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

——“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19: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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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同样突出了一个主题:为了维护工厂的经济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往往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所谓实际利益即物质利益),厂长也好,书记也好,都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主动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当他们嫖娼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这样做当然违反吕建国(小说《大厂》中的厂长)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厂子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那么残酷。这里,作者虚构出历史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紧张与矛盾,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并以选择后者为小说展开的出发点。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第一,是否发展经济就一定要容忍这些人的丑恶行为?这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应有的逻辑?第二,如果真是这样的逻辑的话,那么我们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离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复归”、“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是近了还是远了?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遍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表现为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已构成一种反人文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与权利吗?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和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却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这是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的“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他们的“牺牲精神”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么?在这里,当作品以赞赏的语调描写这些普通群众所作出的“牺牲”时,实际上是在漠视普通人的尊严、价值和起码的生存权利,是在背离人文的路上越走越远。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所谓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似乎也在“分享”着“艰难”,也和别人一样地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厂里搞到一千万的业务。当作品这样去为这些“经济动物”(人类中的坏蛋和渣滓)涂脂抹粉的时候,它们的“辩护辞”却是非人文或反人文的语言:贪污、腐化、强奸、嫖娼等都是小节,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他们会弄钱。

   通过对以上三种人对于“艰难”的“分享”的分析,我们发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意虚构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人文道德基础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从而,人们为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即所谓“艰难”),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必须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必须把人的尊严与价值置之脑后。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虽然有道德上的缺陷,却不能不继续任用,如不任用他们,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将会泡汤。道德高尚的则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然而这是他们无能的表现,他们活该倒霉。就这样,人文关怀的理想完全在作家的笔下被消解掉。

   应当承认,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种存在(虽然也不无夸张)。在人文与经济的较量中,人文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存在。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实妥协吗?小说在表面上的与现实相似的同构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即使中国目前的现实如这些小说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张扬人文主义,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制、忍耐、理解、认同,“分享艰难”。这种权宜之计也许是部分干部可疑的选择,但决不应成为作家的审美选择。作家不是施政者,不是地方官,不是镇长乡长,也不是厂长书记,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当着眼于“可行”还是“不可行”的实用主义。他们在任何时候只能坚持人性、人道、正义和良知。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包括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实用主义者或成熟的政治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振聋发聩,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成熟”和不崇尚“实用”,恰恰是他们具有超越精神与人文情怀。

     三、“贴近”现实与揭示历史理性

   所谓现实主义又一弱点,就是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分析能力的欠缺。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这两极中,他们既然没有站在人文关怀这一极,那么是不是他们选择了历史理性这一极呢?他们既然原谅和容忍了像洪塔山这类强奸犯,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真的代表着现代的新的生产力呢?真的是历史前进的力量吗?真的是为中国建立起具有民主与法制精神的、善于自律的现代企业制度吗?

   中国目前的改革深入到攻克难关的时刻,应该寻找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真正原因。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本应触及这个问题。对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悖立的深层原因也要有深刻的揭示。但令人失望的是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既没有触及改革攻关中的症结所在,也没有揭示现实中造成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背离的深层社会原因,尤其是体制上的原因。作品始终在强调历史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是建立在践踏人文、正义与良知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所谓“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而且最终经济能否发展也是颇为可疑的。像洪塔山这样的强奸犯、贪污犯仍然被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仍然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代表新的生产力,有建立现代企业所不可缺少的真实才能,而仅仅是因为旧的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比如,在《大厂》中如果郑主任订货要受到现代企业经营体制的制约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对方是否提供满意的“特殊服务”为订货的条件,而吕建国也就没有小说中所写这种烦恼了。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揭示。这些小说错误地以为改革时代使用这些“经济能人”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实际上,“洪塔山”们的“经济能人”的形象是虚假的,他们的本事归结为一点,就是他们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钻空子、吹牛拍马、拉人下水、违法乱纪、坑蒙拐骗等各种可怕的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的手段去弄钱。这些不择手段的人和做法,被作品的主人公“孔太平”理解为发展经济的“能手”和不可不用的“经济台柱”,同时也被作家们看成是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从而遮掩了他们的流氓、贪污行为。似乎“一好”(会弄钱)可以遮“百丑”。现实生活的发展已经证明,对于以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而言,洪塔山们和他们的种种违反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正是改革的对象,他们给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不健康的东西是在铲除之列的。真正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民主透明和法制监督以及自律性,正是要杜绝此类现象的孳生。如果不把这些人和这些做法铲除掉,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健康地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要葬送在他们手里。在这里这些作家历史理性的缺失充分暴露出来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作家把孔太平、吕建国、贺玉梅、秦志文、九月、岳志明、陈凤珍当作“当代英雄”来描写,他们是现实的艰难困境的承受者,又是化解艰难困境的指导者、带路人。作家似乎把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命运押在他们的身上。

   以《大厂》中的吕建国和贺玉梅为例。他们作为大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面临着企业生死存亡的难题。各种“窝心事”纷至沓来:工厂发不出工资,不得不想办法弄钱;要帐的堵塞门户,不能不应付;厂里的唯一一辆轿车丢了,不能不派人去找;一个大客户因嫖娼被抓,不得不跟公安局疏通;欠厂里承包费的人仗着权势为后台拒不交钱;老工人生病厂里却拿不出钱来资助;厂里一位有本事的工程师要求调离……吕建国和贺玉梅就陷在这种困境中,终日忙于堵这些漏洞,甚至拆东墙补西墙,以解这些难题,根本没有心思坐下来考虑工厂的改革和出路。而上面这些难题,似乎又根本无法循正常的途径、方法去解决,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关系、托人情、请吃喝、陪笑脸、耍心眼,以致低三下四、甘心受辱。这样一来,他们内心处在矛盾痛苦中。中间还夹杂着权力的欲望和无尽的牢骚,家里又还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他们除了承受还是承受,除了庸常还是庸常,除了沮丧还是沮丧,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他们身上唯一可以称赞的品质就是他们的忍耐。在作家那里似乎把这种品质誉为“责任感”,而没有历史感以及改革开放所不可缺少的胆略才能、远见卓识、专业知识、决断能力、勇于改革现存体制的人,如何能够真正地推进改革事业。作家笔下的这些所谓“当代英雄”,比起“改革文学”中诞生的乔光朴差远了。乔光朴已无力承当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大业,而这些从胆量上、气魄上要差得多,理想信念上要暗淡得多的人物,又如何能承当改革攻坚阶段的大业呢?如果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只能把这类相当平庸的人物当作“当代英雄”推到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要求这些作家以历史理性的“光束”投射现实,就完全是一种奢望了。

或许有人会说,在《大厂》和《大厂续篇》中不是还写了一个企业家章东民吗?他难道也不能充当“当代英雄”吗?是的,在作家笔下是有一个章东民。但他也是一个妥协性的人物。《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传统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但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原因仍然是: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体制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体制环境尚未产生。章东民也仍然是在旧的结构和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他仍然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境。所以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往往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为公司订货要受到现代企业规范的制约,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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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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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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