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国语”名称能否归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09: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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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将"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也有以钮葆和曹得和先生为代表的反对者。"普通话"当年受青睐是因为被视为劳苦大众的语言以及去"国"化趋势使然,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当前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中,应重新启用"国语"这一简称以形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国人的共同国家认同。此举也有利于我国公民教育的落实及汉语雅化导向的确立。语文课程名称亦应相应改变。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国语;普通话;语文;国家认同;公民教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要求把"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2005年后,更名呼声渐弱。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先生与其他10位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官方文件中改称"普通话"为"国语",将"小学语文"回称为"国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第3785号》,以下称《提案》)。《提案》陈述理由合理,但因为文体所限等原因,未能提供详实的学理论据,在当时并未让许多人信服。2005年后,反对更名之声反拨,其中钮葆先生的《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不可以把"普通话"改称"国语"》(以下简称"钮文")和曹德和教授的《〈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下称"曹文")颇具代表性。笔者近日研读二文,发现二文在一些论述上有着似是而非之嫌,故尝试拨开笼罩在"国语"和"普通话"两个名称之上的历史迷雾。

   一、国家观念的话语反映--民国时期的"国"字化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与其他"国"字头语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原因。

 

   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在比对和反证中,与"西方"之"西"相对的"国"字就成了国人对中华文化身份自认的重要标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字号"社会文化运动,一时间,"国语""国文""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最典型的例子是"国族",这个词的产生本身就在于强调对民族共和一体的认同。"国语"一词在当时受到青睐,亦在于以国民通用语言建构为其旨的"语言统一"运动,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及促进教育普及之效。彼时其他的"国字头"热词也都与民族身份自认相关。

   国乐:1921年,刘天华首创"国乐研究会"。1927年,在蔡元培和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北大率先成立"国乐改进社",意在使中华传统音乐得以继承与创新。

   国剧:该词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国剧运动"。1931年,齐如山、梅兰芳等成立"北平国剧学会",创办了"国剧传习所"和《国剧画报》。"国剧"为民国大员称赏,盖因其"不但具有启振移风易俗之功能,抑亦有明辨忠奸、表彰因果,与夫发扬固有伦理道德思想的传统精神……甚至对国际宣传,也有莫大的助力"。

   国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以"国医的责任"在于"保存国脉"据理力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设立中央国医馆的决议。

   国术:1927年,张之江、蔡元培、李烈钧等向国民政府申请改"武术"为"国术",强调武术的民族性和健体强国的功能,并在次年正式成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国术"一词遂流行开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执政者出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政治文化考量,对"国"字头名称的认定促成了"国"字头语族的兴盛。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随着1949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头语词家族也遭受了殃及。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国字头"话语退出:国共内战在宣传话语斗争上的延续

   "钮文"质疑《提案》:"(《提案》)说建国初期确定使用'普通话'这个名称是'为避免使用国民党当权时所通用的'国语'就选择了'普通话'一词'。《提案》人如此归纳新中国建立时对语文政策制定中一些重要名称的选用原因,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有依据,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不该全然不提供依据的;如果没有依据,那就是把庄严的提案儿戏化了。"实际上,《提案》所说非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共政治话语斗争形势仍非常严峻。当时的台湾大兴文字狱,"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o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党营文化出版事业的一台台搅拌机轰鸣不止,打算在每个人的大脑里浇铸出一块块任由党国跑马的广场",使得台湾的上世纪50年代成为"汉语自身历史上最为丑陋、粗鄙的一段"。

 

   在大陆,一场肃清国民党统治精神余毒的战争也随即打响。客观地说,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来说,这样的思想肃清有其必要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关事物的区分上,当时我们也"采取了冒进的一刀切模式,即'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按照这样的逻辑,针对国民党"反共复国"的准备,我们这边当然需要搞斗争话语上的去"国"化了。于是,"国"字头名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国"字可以代表"国民""国家",也会让人联想到"民国""国民党""党国"之类的词。1953年,俞敏在文章中提及"国语"时已经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标准语问题)目前虽然没有公开讨论,可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教书的时候、讨论语文问题的时候,人们也老把这个概念给夹带进去:有人管它叫'标准音',有人管它叫'普通话',等到一举例的时候,还是举那老国语--北京话。既然大伙儿可以偷偷的谈,为什么不索性公开提出来一块儿研究研究呢?说真的,现在咱不光需要标准音,并且需要一种经政府明令推行全民公认的标准语。"俞敏这里使用了"偷偷"的字眼,可见,"国语"已经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比较危险的词了。我们从1954年3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要求改"国术"名称为"武术"的一封信函的诠释中,也可窥见这种话语的变化。这份信函认为:"'国术'是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时期,根据狭隘民族主义观点而提出的名称(在伪中央设国术馆)","藉以诱骗与笼络中国武术界的人士,把武术当作压迫人们的工具"。

   由于"国"字在当时被视作国民党反动意识形态的象征,"国字号"被牵连九族。这种"恨屋及乌"的思维当时普遍存在。《"中国画"名称的由来》一文就这样揭示道:"'国画'正是和'国语''国术''国乐''国历''国剧''国花'一样,先后由中国的进而成为中国国家的。这类称呼的后面既包含着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观念,也隐藏着封建宗法的嫡庶观念。"

   实际上,在国家通用语正式名称"国语"改称"普通话"之前的1950年,学校教育中的"国语""国文"课名称早已被"语文"名称取代了。"国学"由于代表着被国民党政府支持和倡导的旧的学术传统,"因而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被严厉批判,于是再次被赋予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仍坚持'国学研究',就意味着拒绝'思想改造'"。由于极左思维的禁锢,谁还敢再提"国语"呢?(例如《"国语"和方言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第4期)这篇编辑部答读者问的文章中就说:"如果'国语'一词不包括上述反动统治者们的所谓的意义,那末,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为国语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在外交会议上都是使用'汉语'的。")有研究者对1955年到1957年《人民日报》上"国语"一词的使用做过详尽的话语考察,发现1955年"普通话"被确定为正式名称后,"国语"这个词在《人民日报》上还不时出现。但"1957年5月14日以后,除了历史陈述,'国语'不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对国民党"反共复国"图谋和对国内反共分子的警惕,要求舆论话语对种种潜在的不稳定元素做出清理。"国立""国剧""国乐""国术"等词也纷纷以"人民"等开头的词语代之。就连"北京国画院"也改称为"北京中国画院"。

   "钮文"在质疑"提案"时批评提案人,作为"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提案》人对'普通话'和'国语'这两个概念早于上个世纪初期就并行并用的历史事实不会不知道,而知道却又这样谬讲,这是很不妥当的"。进而质问:"不把'普通话'改称'国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可问题是:对这样一件道理很清楚的事情,怎么却是由几位语言学者身份的政协委员把它的否命题以《提案》的方式提交给全国政协了呢?"钮文此处措辞欠妥,而且显然忽视了"国"字头语族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集体退却的历史。

   三、用"普通话"反对"国语":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印记

 

   如"钮文"所言,"普通话"和"国语"在民国时期是"并行并用"的,但两个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二词显然有着朝野地位的不同。为何在建国初"国语"不仅失去了"在朝"的地位,而且很快也失去了与"普通话""并行并用"的资格了呢?这是受带有极左倾向的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使然。受其影响,我们过去一直强调要创造出一种为工农兵所需要的劳动大众的"普通话"。

   瞿秋白同志是一位永远值得怀念的革命家,他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受苏式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较深,激进色彩较浓。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他显然照搬了前苏联时期俄语语言理论和阶级斗争话语,过于强调语言的阶级性,强调以普罗大众的语言为标准。他非常厌恶语言的书面色彩,认为文言文是士大夫阶层语言,五四以来所谓的"国语"也是"非驴非马""骡子"一样的"官僚的"语言,语言革命就是要进行彻底的大众化、俗语化。他不仅倡导"普通话",而且认为记录"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也应该用拉丁化新文字而不是由汉字来书写。

现在来看,瞿秋白、郑伯奇等一些左翼文人的语言文字理论在重视人民群众鲜活的口语实践和语文现代化方面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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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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