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1 2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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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进入专栏)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变化会和外贸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中国经济的特点。从前我们在中小学读书时,课本上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事实上,我国人口确实众多,而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源却十分贫乏。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朋友曾说:老天对中国很不公平,你看俄罗斯有那么多石油,印度有那么多铁矿,巴西有那么多森林,而中国只有众多的人口。但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会发展得比俄罗斯、印度、巴西都要好,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特点。前些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谁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在毛泽东时代搞定量供应,一个大学生一个月25斤粮食就可以打发过去,因此还可以勉强生活。现在供应放开了,大家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中国人也要吃得好,因此中国的农业就不能承受了。那么,谁来养活中国?一个可能是中国富起来后,有钱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生产的剩余粮食都买过来。但是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问题:国际粮价被中国抬高了,中国买得起,许多第三世界穷国却买不起。一些对中国有歧见的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挡住了。例如石油,现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油价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才20美元一桶(1979年),而到2008年已达100美元一桶,比三十年前涨了几倍。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后,也需要大量石油,但油价已经太高,买不起那么多油,所以只好发展软件。近年来,全世界生产出来铁矿石的40%被中国买走,其他的国家想要发展钢铁工业,就买不起铁矿石了。现在有一些国家开始敲诈中国,比如说要成立铁矿石输出联盟,要提价,提价之后中国不得不买。由此可见,中国资源确实是太少,维持一个农业社会可能可以,但要发展现代工业经济,那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中国却有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资源——人力资源。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JandeVries)总结说: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这三大特点,而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1.勤奋

   德▪弗理斯提出了“勤勉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这个概念,意思是欧洲人从此开始比较努力地工作,变得更加勤奋,人们改变了金钱和休闲之间的相对平衡,变得比较愿意接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得货币实物。不愿意劳动太辛苦是人的本能,没有人天生愿意比别人更辛苦地工作。只有在某些条件下,人才会变得更愿意辛苦工作。这些条件是什么?主要是物质主义。就是说,我要比我的邻居过得好,哪怕只是一种面子上的好。比如说别人只能开一辆普通的国产车,我一定要开一辆凯迪拉克,哪怕实际上舒服的程度差不多,但我觉得很有面子,在心理上很舒服。但是为了这辆凯迪拉克,我可能要比我的邻居多工作许多时间,要吃苦,要节约,但是我愿意。这就是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在欧洲出现得很晚,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发生圈地运动,农村出现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去做一些累人的工作,因此到处流浪。政府用非常严厉的立法来强迫他们去工作,包括鞭笞、烙印乃至割耳等血腥的办法,强迫他们到了工厂里,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后来物质消费主义出现之后,英国人变得勤奋起来,不用鞭子也努力工作。在18世纪后期,英国人和荷兰人成为欧洲工作最勤奋的人。

   在中国,勤奋工作出现得比欧洲早。我们不能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人工作很勤奋,因为尚未从史料中获得证据。但是到了明代后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人已经以勤奋著称。他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就是赚钱,赚钱之后消费,比别人过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那时候,一些特殊的消费品像烟草、鸦片、绸缎等,会迅速流行起来。中国人的勤奋由此形成习惯,特别是变成了中国东南部人民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不奋发、不努力就不会变富,而这种观念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2.重教

   柏金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教育。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到了今天,全国才会在高考时进入一种“准紧急状况”。高考那几天(甚至前几天),考场附近不准有声响,建筑工地要停工,交通要管制。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但是这不是自古就有的。宋代以前,教育是上层社会的专利。教育深入民间,重视教育成为一种全民的心态习惯,是宋代以后才有的。中国的科举制度,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科举考试对社会中所有男子都是开放的。朱元璋改革科举考试方式,决定采用八股文后,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就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制度,进入上层社会;而像贾宝玉这样大富大贵之家的公子哥儿,如果不去参加考试,哪怕血统再高贵,也不可能做官并由此进入上层社会。所以在这种激励下,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变成全民的行为。

   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大多数人无法接受教育,因此中国是一个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陷入内乱外患的恶性循环时,情况并不如此。用近代早期的标准来看,清代中国识字率非常之高。罗友枝(EvelynRawski)估计在清代中国男子的识字率为35%到45%,女子是2%到10%。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农村男子的识字率差不多有50%,广州城则达到80%—90%,即几乎所有的男子都识字。而在长江三角洲,比例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今天印度成人的识字率为50%—60%,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更低。所以在19世纪初期中国能达到这样高的识字率(特别是在中国东部,大部分成年男子都能识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19世纪初期,在中国东部地区,上学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现象,并不是有钱人才能读书。在明朝末年小说《鸳鸯针》里,描写了浙江杭州郊区农村里一个私塾开学时,家长们都送小孩来读书。那都是什么家长?

   卖菜的短褂随腰,挑担的破肩连顶。

   种田的两只泥脚未曾干,算命的一部揸须连口臭。

   行医的不分苍术生陈,说媒的开口东张西李。

   做烧卖的浑身米屑,当厨役的遍体油飞。

   充皂隶的高步上座,做里长的尖帽青衣。

   这些都是社会下层的人,但都送孩子去农村私塾读书。到了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在浙江湖州一带,小孩学习三年会写字之后就回家种地。男子七八岁就跟老师读书,有空就回家去割草喂羊,或随父母做一些工作。杭州一带的农村小孩,读书到十五岁就回去种田。在江苏松江一带,男孩五岁到十岁就去识字,穷人也是如此。即使要去谋生的话,小学也还是要读。所以中国的传统,在18、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东部,已经不是为了考科举才重视教育。大众送孩子去学会识字,并没有想让他们去考科举,因为没有可能。那么读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获得基本的读写能力,日后用于商业,比如订立契约、做买卖、典当等等。重视教育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学会技能,因此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有重要作用。

   3.商业精神

   要勤奋工作,要努力学习,一定要有动力。勤奋工作和重视教育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力主要来自是外界,也就是竞争的压力。在这种竞争中,你做不好,你就不能过得比别人好。竞争往往通过市场来发挥作用。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东部的经济已经相当商业化了。只有提高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在竞争中不至于被淘汰。除此之外,还要有商业才能,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柏金斯说:19世纪的中国农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商业知识,能够进行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还不会做这些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在军事、科学、文学等方面具有天赋,但在商业才能方面却比较欠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政府解散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作为独立农夫去耕种。很多地方的农民却拒绝接受土地,因为他们说不会自己经营。这是自沙皇时代农奴制遗留下来的传统,上面命令,下面执行,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去做,现在要自己搞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借、雇用、承包,实在太复杂,做不了。

   中国人民(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人民)在明清几百年中,一直受到商业化的熏陶。作为结果,商业精神已经融化进血液里,到哪里都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福建、广东的穷困农民在自己家乡活不下去,跑到东南亚、美洲之后,很快就发家致富。大家知道林绍良,他出身于福建福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跑到南洋,现在是印度尼西亚的首富。他出去时不识多少字。但福建人的商业才干,早已通过传统文化,在他的心里已经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这样,所以许多外国学者觉得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不识字的中国农民,被作为契约劳工(即“猪仔”)贩卖到美洲、东南亚,契约期满后,没有人再干农业,全部去做商人。从小商小贩一直做到最大的商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祖国时,环境已经使他们具备了商业的才能,所以他们到了新地方后,当地土著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从而无法和他们竞争,因此他们在竞争中当然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中国人民在明清时期已造就了吃苦精神、重视教育以及商业才能,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苦力。为什么?因为许多地方的人民没有像中国东部的人民那样,经历过几个世纪的三种因素的熏陶,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有很大的不同。苦力的后代没有人再做农业,甚至很少再做体力劳动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商人,并且支配着当地的经济。这些,就是中国劳动力的特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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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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