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国家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法模式的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19: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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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不是夷狄。最为典型的是清朝。清朝入关,以“为君父复仇”、驱逐“闯贼”为旗号,入关后立即为崇祯帝发丧,无非是想标明自己是华夏国家政权的合法继承人。在曾静策反岳钟琪案发后,雍正帝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反驳曾静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以满清为夷狄的理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他说,如果一定要以我满洲人为夷狄,则你们华夏的祖先舜帝和文王也是夷狄,“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55]这一反驳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也确实道出了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中的“华夷”、“正伪”之辨的狭隘性。

   古代中国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统治权之“正朔”、“正统”的传承,大概有三种途径。第一是禅让,如帝挚禅让给尧、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禹禅让给益;第二是世袭,即各王朝内部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三是革命,就是象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明太祖起兵造反推翻夏朝、商朝、秦朝、元朝一样。这三种方式获得政权,都必须强调权位表面上受之于人、实际上受之于天、受之于民。孟子说,尧传舜、舜传禹,都不是私人之间的权力授受,而是“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56]荀子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57]

六、“民为邦本”理念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58]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国家理念中有一重要理念。这一理念是以人民为国家的重要因素。人民在国家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就看这个“本”字如何解读。“本”一般可以解为“根本”、“本钱”、“本体”、“本质”,但在“民为邦本”一语中到底是哪个意思?这是值得细细分析的。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59]孟子的意思是:没有眼光的君主会以珠玉为宝贵财富,有眼光的则以土地、人民、政事为宝贵财富。在这里,孟子的意思是,人民是君主的宝贝或本钱。荀子也有这样的意思:“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60]人民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的最大本钱?因为统治者需要人民的“力”、“死”、“誉”。《说苑》载管仲曾说过“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61]汉人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62]这些说法的意思就是《春秋谷梁传》所言“民为君之本也”。[63]人民对于国家和君主的作用,说白一点,就是唐人韩愈所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64]

   但是,古代贤哲并不仅仅从这种赤裸裸的功利意义上理解“民本”。《周易》乾卦上九曰:“亢龙有悔。”《易传·文言》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孔子的意思是,人民是统治者的根基或基础;脱离人民,统治者就“亢龙有悔”。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65]“得乎”就是“讨得欢心”的意思。讨得人民的欢心就可以当天子,就像讨得天子的欢心可以当诸侯、讨得诸侯的欢心可以当大夫一样。人民的拥护是天子获得权力的前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贵君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荀子才借孔子之口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66]人民对于国家政权或国君的作用,相当于水把舟托起来得以航行的作用。人民的力量可以把船托起来航行,也可以把船淹没埋葬。这也是讲人民拥护是国君权力的道德基础或道德来源的意思。汉人贾谊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67]这从反面解释了“民为邦本”的意思。

   如何判断统治者得民心或失民心?荀子认为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人民是投奔还是逃离。孟子认为统治者“其身正而天下归”,[68]“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69]至于象夏桀商纣那样残贼仁义,众叛亲离,最后成为“独夫民贼”的君主,则人人得而诛之。荀子说“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70]争取“天下归心”就是最好地贯彻民本主义。他们都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民为邦本”的。

   “民为邦本”还有一个意思是国家君主都是为人民利益而设置的;国君和国家的政治必须以服务人民为本职,必须有利于人民。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就是所谓“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71]“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72]所以《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亦即《尚书》所谓“作民主”。天子或统治者要象父母养育子女一样养育人民,对人民要“若保赤子”,[73]这才是君主的本职;绝对不能“以天下奉一人”。好的君主,应为人民谋福利,此即孔子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民之所恶而去之”,[74]亦即孟子所言,“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75]清人黄宗羲把“民本主义”几乎推近了“民主”的境界:“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76]

   民本主义还强调尊重人民的意见,倾听人民的呼声;甚至强调人民的呼声代表上天或神的意志,敬神不如敬民。此即孟子引《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亦即《尚书》皋陶谟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77]所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78]所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79]都是坚持“民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君本主义”的体现。因此,《周礼·秋官司寇》关于国君召集万民到“外朝”征询他们对国危、迁国、立君等国政大事的意见的记载,关于国家重大案件应以“讯万民”等“三刺”制度来“求民情”的记载,都不过是在以美化(乃至虚构)周朝制度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民本”理念。这与《孟子》的“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的主张用意一致。这种特别强调“尊重民意”的意义上的“民本”,与“民主”理念也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一步就差在:如何用法定的程序化的方式集中和升华民意,让民意能够控制政府;国家权力尊重民意不仅仅靠当政者的开明豁达,而是因为制度的约束限制不得不然。

七、封建与郡县之辨

   传统中国的国家理念,自秦统一中国开始,就有了“封建”和“郡县”之辨。秦始皇平定天下后,群臣曾经两次就应否分封诸侯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第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建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秦始皇命令群臣讨论此事,大家“皆以为便”。唯独廷尉李斯反对:“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最后否决了分封诸侯之议。第二次是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仆射周青臣在朝廷酒会上率先歌颂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引起群臣反感。博士淳于越乘机进言:“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又下令群臣讨论此事。又是丞相李斯力排众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80]因此,他主张干脆禁止这类讨论,并主张实行“焚书”即烧毁诸子百家游说诸侯各行其是闹得天下分裂割据的哪些书,以杜绝这种争论的思想源头。

   汉初,高祖曾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和九个同姓王;后来剪灭异姓王,加封同姓诸侯王,共封十余国。鉴于恢复分封后诸侯势力坐大威胁中央,汉人贾谊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81]于是文帝、景帝实行“推恩”、“削藩”政策,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82]此后诸侯权力大大减小。此后历代,在应否封建诸侯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封建”制度一直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保存了下来。“封建”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灵魂。王者打天下,追随建功者众。既得天下,岂能独吞一切,势必与众家瓜分战利品。中国传统的政治,就是这样一种以“论功行赏”为本质的分赃政治,曰“分封制”。分封当然不仅仅是裂土而分,关键还要“守望相助”,为屏藩,保障天子一宗利益无虞,保障大家共同的“战利”不改复归于消亡。所以分封制又不能过分把权力放给诸侯,中央要加强对各类形形色色的诸侯的控制,于是必须按“郡县制”的实质改造分封制。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正在体现“分肥”与体现“控制”两者之间亦即分封与郡县之间的艰难选择。

唐人柳宗元最早开始封建郡县公私之辨。他认为,封邦建国,置诸侯,“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他认为秦废分封,立郡县,置守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83]《旧唐书》说:“然建侯置守,如质文之递救,亦不可一概责也。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84]其实,今天看来,两者均非公,皆为天下大私。清人王夫之认为,“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郡县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他认为,从客观效果上讲,“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秦汉以后)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郡县制)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85]他认为秦废分封行郡县虽然出于一姓之私,但从天下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其危害比封建制要少些,客观上符合“公天下”的要求。清人顾炎武说:“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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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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