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40页。

　　 [6]樊锥：《开诚篇一》，《湘报》第3号；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0号。1898年。

　　 [7]这一时期国家曾大张旗鼓地举行过“民商事习惯调查”，但调查的结果似乎对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并无明显的影响。很难找到中国民商事习惯直接进入新型民商法典的范例。参见胡旭晟《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校勘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8]泰西主义，即崇尚西方文明的思潮。泰者，大也。清末民国时，人们模仿日本词汇，概称欧美为“泰西”，称其文化为“泰西文化（明）”，称其民族为“泰西民族”，称其历史为“泰西史”，实际体现了崇仰之心态。

　　 [9]参见拙文：《中西会通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的“仿行西法”偏好》，《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6期。

　　 [10]参见拙文：《中国法律近代化与大陆法系的影响》，《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1]参见拙文：《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三条道路》，《法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12]《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40页。

　　 [13]沈家本《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见故宫博物院明清史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9年版，下册，第852页。

　　 [1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七一，《电牍》五十。

　　 [15]按照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的分类，我们中国近代的法制，清末民国属于大陆法系，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法系。这两个法系都是西方世界成长起来法系，而不是中国自身形成的法系。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16]参见拙文：《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三条道路》，《法学》月刊2002年第10期。不过注意，苏联建国后很快建成了大陆法系式的“六法体系”，而新中国直到与苏联关系破裂，仅仅颁布了宪法典，其它五法法典均迟迟没有颁布。公布的单行法，也仅仅只有《婚姻法》等寥寥几个。

　　 [17]《新民法与民族主义》，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第55页。

　　 [18]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10页。

　　 [19]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936年初版序。

　　 [2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九，《奏议》六十九。

　　 [21]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修正刑律草案说帖》，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第283页。

　　 [22]故宫博物院明清史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88页。

　　 [2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903～904页。

　　 [24]杨元洁：《中国民事习惯大全·序言》，《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上海法政学社1924年版，上海广益书局发行。上海书店2002年影印再版。

　　 [25]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26]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09页。

　　 [27]转引自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10~411页。

　　 [28]杨心宇《我国移植苏联法的反思》，《社会科学》2002年08期。

　　 [29]何勤华：《关于新中国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反思》，《中外法学》2002年第3期

　　 [3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第32-33页。

　　 [3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上册，第7页。

　　 [32]参见何勤华《历史法学派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2期。

　　 [33]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编译：《法学流派与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3页。

　　 [34]依法行政，要害是行政之上有“法”，行政必须服从既定的法。那个“法”就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进一步说，就是行政权必须附属于或服从于立法权，也就是政府权服从于人民权。这就是“宪政”的要害。如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合一，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

　　 [35]参照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