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19: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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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摘要】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是人民之间的纠纷得到及时解决,是具备充分有效机制使民间纠纷不至于恶化成灾。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利益有不同程度冲突的各色人或各类群体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社会,是纠纷得到及时的、制度化的解决的社会,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我们不能幻想消灭纠纷的“和谐社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冲突或解决纠纷,而不是策划或利用人民之间的斗争。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全力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国家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不得已的途径,社会解决纠纷才是纠纷解决的最主要途径。对社会或个人解决纠纷作用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自主自由或独立人格的尊重,是对民主和自治理念的尊重。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纠纷|解决纠纷|社会组织|调解

   当今中国应当建设的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致力追求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不完全一样的。如何建设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路径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仅从纠纷解决的主体和路径分析出发,探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尤其是反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纠纷解决思路的日益狭隘化的问题,以期为中国未来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一、和谐的要义是纠纷的解决

   纠纷是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和表现,任何社会都难免有纠纷。人类不同的个体之间,永远不可能利益完全一致。不一致的利益,必然导致冲突或纠纷。社会和谐的程度,端看其纠纷解决的成效如何。纠纷越多的社会,纠纷越难以解决的社会,纠纷越易于被恶化的社会,其社会和谐程度越低。反之,纠纷越少或者纠纷解决得越顺畅的社会,其社会和谐程度越高。纠纷被有效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或者程度以内,纠纷被及时解决或即时理顺不使其恶化,怨恨暴戾之气难以郁积,这种状况,就是所谓和谐社会的内涵。

   纠纷的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一个社会的任何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都是以恢复社会和谐为目标。因此,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如何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推论,纠纷解决不一定以达到通常所谓“天理昭彰”、“正义弘扬”、“申冤雪恨”、“皂白分明”、“权利义务厘清”的状态为标准。在更多的情形下,“纠纷了结”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纠纷不再进行下去”这一目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好多纠纷实际上是以一个大家公认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来“了结”的,有时甚至是以牺牲某些法定正当权益的方式了结的。比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戈尔诉布什案,最后是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投票表决解决的;2004年台湾大选中的“国亲联盟”诉民进党选举舞弊案,也是通过司法机关驳回起诉的方式解决的。所以,用那种虽然不太完善、达成的结果不太令人满意的,且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来讲好像有缺陷的方式了结纠纷,总比让纠纷恶化或扩大化要好。

   我们国家法律设定的很多规则,实际上都有尽快解决纠纷、使纠纷不再恶化或扩大的用意,比如司法终审制。并不是说只有二审才一定能够保证兑现正义,而是说必须有终审制,使官司不至于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西方国家规定三审终审,我们规定二审终审,我们比西方国家更希望官司早些了结。比如民法上设置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制度,也是为了使与被宣告人有关的权益纠纷早日了结或稳定下来,不然因无法查明生死而使有关权利义务长期悬空的状态会恶化民事纠纷,造成更大的损害。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设计理念就是,用“虽不理想,但没有更好的办法”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纠纷,恢复和谐。此即先秦法家慎到所言“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严格地说,都是“不善”的,但是总比什么办法都没有要好。不善的办法也能“一人心”,统一认识,了结纠纷。

   清人汪辉祖对此一道理作过十分精当的阐发:“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之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1]

   我们过去在立法上过分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就尽量推迟立法的进度,使得很多问题长期无法可依;在司法上,长期格外追求在个案处理结果上的“尽善尽美”,过分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宁可牺牲法律的一般规则也要“曲当”个案的事实。如是久之,严重损害了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这种作法,不断没有解决纠纷,实际上恶化或扩大了纠纷。

二、国家首要任务是解决纠纷而不是制造斗争

   任何政府当局都应当以消除纠纷(斗争)为首要任务,不可反而挑动纠纷或斗争。在过去数十年里,我们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曾经犯过根本性的错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党运用阶级斗争工具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战争年代,斗争是作为革命造反的重要手段。要造反,要夺权,就得搞乱敌人的阵脚。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我们党还在一段时间继续讲阶级斗争和革命造反的合法性、正当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还需要花一段时间向人民解释我们党得到政权的正当理由。但我们党现在已经执政快60年了,如果执政党仍旧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把自己的政权叫做革命政权,这是相当不恰当的。在当了执政党近60年之后,我们党应该改弦更张,把自己定位为“民主政党”,因为我们党是在代表人民实行人民民主,我们党是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如果一定要说还要斗争,不过是要以法律机制与违反社会和谐、民主法制的现象斗争而已,这不是人民群体的阶级斗争或革命运动。

   第二,在夺取政权之初,自50年代至70年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纲领指导之下,继续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是为了“斗”掉潜在的旧制度、旧思想,斗得人们思想升华,斗得大家灵魂深处闹革命,最后实现最高层次的和谐——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种为了未来遥远的天堂般的和谐而牺牲眼下的和谐,以互相斗争的手段去争取未来和谐的思路,与迫使人民牺牲眼下的实实在在的自由、权益去争取遥远的“人类未来解放”的“通向奴役之路”是一致的。这种“斗争”思路也是不可取的。

   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纠纷,调和矛盾。过去,我们党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严重的误解,所以党试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追求社会和谐,这实在是南辕北辙的选择。我们党过去对国家的理解,可能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名言:“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2]236也可能因为我们党过分夸大理解了列宁的论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3]175仅仅这样理解国家,当然就把国家仅仅当成了斗争工具,所以要不停地煽动人们相互斗争,不停地用国家的暴力进行压迫。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恩格斯也说过:“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4]166恩格斯在这里道出了国家的更高更长久的使命:维护秩序,使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保持在秩序(即可以互容)的范围内,让阶级冲突或斗争不至于使大家同归于尽。这就是说,国家的存在,主要使命是调和矛盾,是解决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所谓“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和谐。

三、纠纷解决是多主体、多途径(形式)的

   纠纷解决绝对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事情。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本身是作为不得已的、最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建设起来的。有了国家这种纠纷解决机制以后,从前的纠纷解决机制并未因此而消亡,很多都在继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千万不可把纠纷解决仅仅视为国家的专门事务。过分把纠纷解决视为国家的专门事务,只会贬低社会、淡化社会,忽视社会的作用,这必将使纠纷的解决更加艰难。

   近年来,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大有“国家单边主义”或“片面抗战”的趋势。“找领导去”、“找公安去”、“找法院去”,是人们在纠纷发生后的第一反应。中国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民间秩序权威几乎全部被视为“封建宗法势力”、“家长制残余”、“土豪劣绅”、“黑恶势力”、“讼师讼棍”加以扫荡,社会力量在纠纷解决中已经没有任何正当权威,即使在有些案件中参与纠纷解决,也大多是以“妾身未明”的可怜姿态出现,随时可以被官方一句话加以否定。虽然名义上的人民调解制度还存在,虽然治保会、调解会还有一些活动,但他们很少积极主动地主持民间纠纷的解决,即使主动主持解决,也更多地是在代表国家,而不是社会的自治权力的行使。

   这一趋势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人们对国家寄予的期望越多,呈交国家解决的纠纷越多,国家越是力不从心,不能解决时纠纷也就越多,国家越发显示出“无能”的形象,国家的威信越是贬低;另一方面,社会越不参与纠纷解决,社会的作用越被贬低,社会就越是不成熟,越是不能承担起应有的作用,人民的自治力就越差,人民的自治力越差,就越是为专制提供理由和土壤,人民越是远离民主和自治。国家解决纠纷权威的下降,社会陌生于民主自治并依赖专制,都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大失败。

   (一)纠纷解决主体的多元性

   1.国家作为纠纷解决者国家作为纠纷解决者,其要义正如恩格斯所言,是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就是说,她不是社会中任何一个团体或者力量的代表,不能表现出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是担当起超然于所有阶级或团体之上的中立、公正的角色。国家在解决纠纷中的角色,大致是两个方面的或两种形态的:一是直接作为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上的中立的协调人和裁判人,这主要体现在各类行政事务的决定和实施中,体现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中;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这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以及对政党或国家机关局部违宪的追究事务中。国家公诉人向刑事法庭或宪法法庭提起公诉,实际上是代表全社会利益。这时,国家是一方,犯罪嫌疑人或有违宪嫌疑的党派、机关是一方,法庭是被打扮成在国家与他们对抗中的第三方。这就是为什么在公诉案件中国家公诉人只能与个体被告人诉讼权利平等,也就是为什么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要说成是“女王诉汤姆斯”、“合众国诉辛普森”等等。

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形下,国家要么是超然于冲突双方的利益之上,要么是自居代表社会所有阶级或集团利益,绝对不能公然说自己就是某一个或两个阶级的助威者,这就如裁判员绝对不能同时又是比赛某一方的拉拉队或代言人。因此,国家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作用,是要尽可能阐释和昭彰正义,使自己尽可能被冲突各方所信任,同时,尽可能把自己对犯罪和违宪集团的追究,说成不是一己之意的产物,不是国家的一己之私,而是听命于更客观中立的机构——法庭来裁决。这样的冲突解决思路,才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思路,才使国家不至于轻易成为冲突双方的怨恨对象。国家如果在纠纷解决中把握不好自己的角色或者角度,就容易成为社会冲突双方怨恨的对象,或者把自己卷入纠纷的旋涡,那么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就要受到怀疑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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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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