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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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首先解题。题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题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则指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互动”,则指两种研究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指两种研究既相辅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不但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大学里,分属两个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属于中文系的学科,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属于历史系的学科。如今,学科的设置越来越细化,同属一系的学科之间,也往往壁垒森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与学科之间是这样,具体到研究者个体,通常的情形也是画地为牢,严守自己的“专业”,不越雷池半步。在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同时,是研究者“专业意识”的越来越强化。香港和台湾大学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每一“专业”内又丛生出许多“方向”。我们惯常见到的是,一个研究者选择本“专业”内的某个“方向”,年复一年地“做”着。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书,不读;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术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属于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与属于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历史专业,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的。在中文系讨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历史,是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漠不关心。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哪些旧说受到了质疑、哪些新说引起了注意、哪些问题得到了澄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认为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门前雪”。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历史不感兴趣,那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更是隔膜了。

   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实在是不合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的兴衰、它的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文学的发展又并不纯粹是被动的。文学也有能动的一面。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当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一

   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让历史与文学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已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汪荣祖所著《陈寅恪评传》,第八章专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汪荣祖说:“寅恪早年在清华曾授‘唐诗校释’一课,晚年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以及‘唐诗证史’等课程,生平笺证诗篇之作亦复不少。但其笺诗、证诗所凭藉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羲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证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解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与正统诗评家有异。”① 汪荣祖最后所说的陈寅恪以史证诗但不涉及诗之艺术价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论。这里先指出,汪荣祖据说的“古典”、“今典”,出自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一文的引言。陈寅恪撰《读哀江南赋》,分上、下两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这样的引言:“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引按:庾信小字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旨,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引按:庾信字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其他则不并及云。”② 陈寅恪在这里,其实也言及以史证诗与对诗的艺术鉴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姑且不论。从这番引言中,我们可知,陈寅恪以史实证文学作品,是要说明作品写作时的“当日之事”,即准确地揭示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对作品中“写实”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对唐诗和唐史的研究中,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典型、最纯熟,也最能给人以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陈寅恪作为历史研究者和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以唐诗证唐史和以唐史证唐诗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在这诗史互证过程中所发表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则美不胜收。《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论文③,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从而精义纷呈。以诗证史,可以《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元白诗中,多涉及俸料之事,白诗中尤多。陈寅恪将元白诗中涉及俸料处,与旧史书中关于唐代官吏俸料的记载相比照,纠正了旧史书中的一些谬误。陈寅恪发现,凡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俸料,与元白诗中所言无不相同,但唐代地方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与元白诗中所言差距甚大。陈寅恪说:“凡属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数额,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④ 从元白诗中所言俸料入手,陈寅恪弄清了唐代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以史解诗,则可以《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为例。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杜少陵哀王孙诗为世人所习诵,自来笺释之者众且详矣,何待今日不学无术,老而健忘者之饶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诵此诗,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之句,则瞠目结舌,不能下一语,而思别求一新解。”⑤ 在家中教稚女读杜甫《哀王孙》诗时,陈寅恪突然发现“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儿”难以解释。如果说杜诗中“朔方健儿”指整个朔方军,则显然于理不合。安禄山叛变,幸赖朔方军平定。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对朔方军,杜甫满怀感激,在不少诗中对朔方军主帅郭子仪、李光弼等热情歌颂,所以不可能对朔方军下“今何愚”之语。如果像一些释杜诗者那样,认为“朔方健儿”泛指安禄山所统领的北方军队,陈寅恪认为也不通,因为在唐代,“朔方”为一军政区域的专有名词,并不能用来泛指北方士卒。陈寅恪凭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熟稔,认为这里的“朔方健儿”指原属朔方军的同罗部落。安禄山诱害同罗部落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同罗部落原为朔方军劲旅,归附安禄山后则成为安禄山叛军之主力。至长安后,同罗部落复又叛归其旧巢,陈寅恪说:“同罗昔日本是朔方军劲旅,今则反复变叛,自取败亡,诚可谓大愚者也。”⑥ 没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精细知识,就不能对杜甫《哀王孙》诗中“朔方健儿”做出准确的理解;而不能准确地理解“朔方健儿”之意,就很难说准确地理解了整首诗。

   最集中也最典型地体现了陈寅恪诗史互证之方法和成就者,还是《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在这部书中,陈寅恪运用他对唐代历史的多方面的知识解读元白诗,往往凿破混沌、洞幽烛微。同时,也以元白诗中对历史细节的言说纠正史籍中的某些谬误。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这样两句:“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一般人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诗人描写美人的惯常手法,是一种修辞方式而已。但陈寅恪告诉我们,所谓“金步摇”,其实是写实,因为“天宝初妇人时世妆有步摇钗”⑦。当我们明白杨妃头上确实戴着那金制的“步摇钗”时,她那美丽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再例如,《长恨歌》中“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破”字,人们也习惯于认为指中止、破散,形容慌乱之态。而陈寅恪却告诉我们,“破”其实是当时的一个乐舞术语。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诗中,有句曰:“宛转柔声入破时”,这里的“破”,也是指乐曲的某个阶段。所以,“惊破霓裳羽衣曲”:“特取一‘破’字者,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浑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鞞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⑧ 明白了“破”原是一乐舞术语,明白了《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时,是“宛转柔声”,我们就更好地欣赏了这句诗。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互动,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达到了极高的境界。陈寅恪的这部书,既是唐代文学研究,又是唐代历史研究。唐史研究和唐诗研究的互动,使我们对唐史和唐诗的理解都在多方面更为精细和准确了。

   二

   陈寅恪以唐史证唐诗,又以唐诗证唐史,这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在总体上,远较唐代文学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学性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在这些事件中,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同时也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揭幕。所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而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五四运动”之一部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4日。但新文化运动却在此前几年即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此前即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这也基本上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无疑又在多方面影响了此后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五四新文学”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则是中国现代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离不开对整体的“五四运动”的理解;而对整体的“五四运动”的研究,也无法忽视新文学运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五四运动史》的。在这部广受好评的史学专著中,周策纵充分注意到了新文学运动在整个“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周著第三章为《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这一章,详细地论述了1919年5月之前的几年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学运动,而这种新文学运动正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的萌芽。对这期间文学运动中的一些细节,周著都高度重视。例如,在论及保守派的反抗时,周著甚至将林纾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言小说《荆生》摘录了千余字。⑨ 周策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道理:“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政府镇压了。”⑩ 1919年5月之前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与1919年5月爆发的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关系:1919年5月之前的几年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某种意义上为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做了准备,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此前几年间新文学运动所结出的果实;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1919年5月爆发的政治运动,新文学运动很可能就会被以强力扑灭。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女儿,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保姆。周著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则详细论述了1919年5月之后,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1919年5月之前的新文学运动,催生了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而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文学与政治(历史)就是这样难解难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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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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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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