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无疑已成为今日中国最重大最受关注的文学奖。像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家会有一种“诺贝尔奖焦虑症”一样，尚未得过矛盾文学奖的省份，也难免有一种“矛盾奖焦虑症”。但影响茅盾奖的正常和不正常、文学和非文学的因素，实在不少：关于这个奖的可说和不可说的话，也就实在太多。这里，只谈谈史诗情结对这个奖的影响。
从五十年代开始，史诗成为衡量长篇小说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是否具备了史诗的品格，是否符合了史诗的要求，是评论家观察一部长篇小说的最根本的视角，甚至是唯一的视角。读五六十年代评说长篇小说的文章，会发现“史诗”是使用率极高的两个字，是许多文章共有的“关键词”。说一部长篇小说是“史与诗的结合”，那是对它最大的肯定。认为一部长篇小说“尚未达到史诗的标准”，那也就等于说它的价值是可疑的。写作史诗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的本质”，但“历史的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体现。“正确的历史观”，当然是“重中之重”；其次，便是“反映生活”的宽广度了。一个作家要以小说的方式“揭示历史的本质”从而光荣地抵达史诗的境界，就是要在“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下，对一段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的表现。这样，小说里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广度，就成为一部长篇小说是否具备史诗品格的最外在也最起码的标志。当然，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还只是保证了框架的巨大，倘若往这个框架里填充的东西太单一和太寻常，那仍然是不配称作史诗的。这段时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必须得到正面的和尽可能充分的反映：这段时期的“时代风云”，必须得到正面的和尽可能细致的描绘；这段时期几大主要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行为，都要根据“正确的理论”予以说明和解释；这段时期几类主要社会成员的形象，都要在矛盾冲突中加以塑造。总之是，要从城市写到农村，从工厂写到校园，从毫宅广厦写到草棚茅舍。举凡政界要人、商界巨子、社会名流、学者教授、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娼妓乞丐，各色人等，都要在小说中登场。
既然史诗是长篇小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也就成为有雄心的小说家所能具有的最高追求了。在五六十年代，一个小说家要证明自己有一流的才华，一流的成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写出被认为是史诗的作品。不少作家都热衷于制订一个写作多卷本的、系列式长篇的计划，都热衷于对一个时代进行“全景式”的把握。史诗倒不一定非要写过去时代不可，对当代社会的反映，也可成为史诗。关键是要做到“全景”。但一个作家要做到对一个时代有“全景”式的深入了解，谈何容易。于是就只能依赖查资料或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完成对那些自己所不熟悉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将某一部分的生活写得相对差些作为一种不足予以指出，批评家并且强调这是作者对这一部分的生活“不够熟悉”所致，如果有人问：既然作者对这一部分生活“不够熟悉”，为什么还要写它呢？为什么不明智地“藏拙”却反而去“硬写”呢？作家和批评家都会回答说：写这一部分生活是成为史诗所必须的，放弃对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反映”，就等于放弃对史诗的追求。
在五六十年代，作家和批评家都有着强烈的史诗情结。批评家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史诗，作家则一年又一年、搭积木般地拼凑着史诗。原本笼罩着文坛的这种史诗情结，在八九十年代，当然淡薄了许多。不少作家和批评家已不认可将是否达到所谓史诗境界作为衡量长篇小说的最高尺度。然而，在另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心中，史诗情结仍明显存在着。要在作家中举例的话，我觉得举陕西作家群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路遥、陈忠实，甚至包括贾平凹，都是有着史诗情结的。是从五十年代延续下来的那种史诗情结，使路遥写出了三卷本、“全景式”地表现十多年间城乡生活的《平凡的世界》（我甚至想说，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对史诗的宏伟追求，使路遥英年早逝）；也是从五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史诗情绪，使陈忠实写出了五十多万字、试图表现清末以降五十多年历史风云的《白鹿原》。路遥和陈忠实，都是有着明确的史诗追求的。至于陕西作家为何史诗情结特别强烈，我想，原因之一，是受了柳青的强大影响。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原计划写四部）在当年获得极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杰出的史诗。这使得陕西作家至今走不出柳青的阴影。陕西作家的史诗情结，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为柳青情结。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做准备时，列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其中包括一百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重点研读的是《红楼梦》和《创业史》，而这是他“第七次读《创业史》”——《创业史》这样一部令我根本无法卒读的书，路遥竟能读七遍之多，并且将其作为创作的范本，真让人感叹不已。《白鹿原》出版后，在评论界颇为轰动，获得许多人的热烈称颂。也有人很自然地由《白鹿原》而想到柳青，想到柳青的《创业史》。对《平凡的世界》，评论家也称其为“史与诗的恢宏画卷”，亦即达到了史诗的标准。而众多称颂《白鹿原》的文章，几乎都运用了史诗这个标准，少有例外。有的文章，对《白鹿原》与五十年代被称作史诗的《红旗谱》进行比较研究，也的确是看出了陈忠实对五十年代史诗观念的继承。
要在评论界举出史诗情结仍很浓重的例子，那就不妨以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为例了。从首届的《东方》，到《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再到最近一次的《尘埃落定》，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获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评委们的史诗情结在作怪。《东方》大约早已被人们忘记了，我相信一般读者中已很少有人知道《东方》是一部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不说也罢。《平凡的世界》好像也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也姑且不论。《白鹿原》的轰动效应还未完全退潮，不妨说说。这部作品，我以很大的耐性认真读到一半时，实在坚持不下去，后一半便一目十行，快速翻完。合上书，我总算明白了它为什么获茅盾奖了，就因为它合乎史诗的标准呀！《白鹿原》可谓是按照史诗的配方配制而成。宏观与微观、国事与家事、政治与文化、民族与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等等，都按一定的比例搭配。当《白鹿原》好评如潮时，朱伟发表过《史诗的空洞》（《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一文，对《白鹿原》有这样的评说：“（陈忠实）在创作之前已经形成了史诗的姿态，创作就变成了对史诗的填空，而不是对史诗的创造”；“陈忠实其实在还没进入创造之前，就同时面临着成功与失败，对于一个构架的史诗而言，它一开始就预示着成功，因为这个宏伟的构架保证着其历史画卷的幅度、深度以及容量。而对于一个艺术品而言，它则一开始就预示着失败。因为这个宏大的已经确定好的构架，只可能装上别人的内容，靠陈忠实自身的能力并不能成功地驾驭它……”，“从阅读的角度，这部五十万字的作品，我只感到涩，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局部形态的拼凑……有许多局部都是僵死状态”；“在《白鹿原》中，我们感觉到的是陈忠实的生命形态被他所要寻找的形式与框架不断的阻隔。这种阻隔的结果，使他的生命形态在其中越来越稀薄，最后就只剩下一大堆材料艰苦拼凑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潢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在我看来，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朱伟对《白鹿原》的评说，颇能引起我的共鸣。朱伟之所以能对《白鹿原》做出这种评价，是因为他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受。他非但没有依据五十年代确立的那种史诗标准，相反，倒是对那种标准发出了质疑。而茅盾奖的评委们之所以投《白鹿原》的票，就因为他们不是依据自己的内在感受，而是忠实于那种史诗标准。他们心中有着一张史诗的配方单。当他们在《白鹿原》中看到配方单所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并且搭配合理时，他们兴奋不已。说他们不忠实于自己内在的艺术感受，其实也冤枉了他们。因为发现史诗的兴奋，实际上根本抑制了他们内在感受的萌生。说得直白些，史诗情结使得他们只会手持外在的史诗标准去衡量一部长篇，而不能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一部长篇。
可以说，也还是评委们的史诗情结，把阿来推上了这一次的领奖台。阿来的《尘埃落定》我是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地读完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被一个细节所感动。那是说一个领地的人要到另一个领地去偷罂粟种子，而那里防守极严，来者必死，且将头颅送还，以示儆戒。在死了几批人后，偷盗者终于想出绝招，即一潜入罂粟地，便往两耳里塞种子，待头颅被送回时，种子也跟着过来了。而主人就将种子连着头颅种下，于是罂粟就从头颅里生长出来。这个细节真是很感人。但可惜书中这样感人的东西实在太少，少到我仅只发现这一处。总体上，这部长篇给我的感觉是沉闷、生涩。而评委们之所以投它的票，我想，也可能是因为从它身上看到了史诗品格吧。
衡量长篇小说的那种史诗标准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得以确立，自有复杂的原因，在此不做深究。我只想说，这样一种衡量长篇小说的标准，实在到了应该彻底抛弃的时候了。从五十年代开始，多少作家将自己的精力、才华，甚至生命，葬送在这种荒谬的史诗框架里，这种悲剧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倘若五六十年代有茅盾文学奖，《红旗谱》、《创业史》这类作品无疑会获奖。——这也提醒我们，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比获茅盾奖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