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0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6: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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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正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个探索领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国际政治学界都需要在这一领域有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投入。

  

  

   有关国际组织与中国之关系的理论研究,迄今为止缺乏现成的分析框架,这与国际制度理论本身的不完备是有联系的。后者若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克莱斯勒(S.Krasner)主编《国际制度》和基欧汉(R.Keohane)所著《霸权之后》两本书的出版作为起始点(注:Stephen 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至今不过20年的时间;尽管这一理论学派算是国际关系学框架内发展较快的分支,专家们仍然不认为它已到了成熟的阶段(注:基欧汉承认,国际制度理论至今仍存在不少缺失。比如,这种理论的创立者最初多少低估了霸权国(如美国)称霸的持续能力;国际制度理论重视声誉对于各国遵守国际承诺的作用,但对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自然的违抗行为和倾向同样估计不足;这种理论对合作将促进各方利益的展望也许过于乐观,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国际制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磨合过程缺乏深入的分析(见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2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至于在此基础上对国际组织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在西方,资深的一代研究者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不久前去世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其代表作是《中国参与世界》(China Joins the World)(注:埃克诺米和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由奥氏与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主编、由多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撰写的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有关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著作。它基本上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最后30年内中国进入八个国际机制及领域(即联合国、军备控制、人权、贸易、金融、电信、能源和环保)的情况做了介绍和分析。其观点总体上看比较平衡、客观,信息量也比较多。不过,这本书不完全是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为限定探讨对象的,而是以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及中国行为的变化为主要分析内容,因此与本文所说的目标仍有所不同。此外,它是由美国对外关系协会资助的一个课题成果,每章后面都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和“预防措施”,主要着眼于防范和演化中国。这暴露出西方研究者对中国的某些偏见和研究局限,显示出中外研究者探讨同一主题时的根本差异。但总体上讲,《中国参与世界》呈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及角度,值得中国学者重视和借鉴。

   较年轻一代研究者里,很有实力和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是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和费正清东亚中心研究员的江忆恩博士(A.Iain Johston)。其主要代表作是《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和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国际制度社会化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专著。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另一位中国问题著名专家陆伯彬(Robert Ross)一道,主持了哈佛大学《接触中国》(Engaging China)项目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在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看法。与奥克森伯格等人相比,江忆恩的作品似乎更有深度和富于学理,给人感觉上也较为客观(注:最近,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中国研究》(香港出版社),发表了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Margaret Pearson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体制的规范”。在我看来,它也是为数不多的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作者提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等,构成了当今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它们均试图以与中国现在的惯例和规范相一致或者相兼容的方式,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如果从中国决策层态度的变化以及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策所发生的调整看,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尽管中国的谈判者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而认真地讨价还价,但都是在西方所有主要国家预期的范围内展开的,任何试图推翻现有体制规范的努力都不可能实现。然而,对于多边经济组织在促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方面的努力所持的这种积极评价,应从两方面加以解释:首先,国际多边经济机制的努力,不单纯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制内的行为越来越合作的结果,实际上全球市场通行原则和中国内部政治行为对一体化后果的期望,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其次,虽然促进一体化努力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它是通过中国国内观念和结构的变化产生的。见Margaret Pearson,China and the Norm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Regime,China Studies,No.6,2000,pp145~172.与作品的思路与框架观察,Pearson与江忆恩有共通之处,均运用了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建构论的分析方法,只不过他们一个侧重讨论经贸领域,一个着重分析军控问题。)。当然,与前者一样,江忆恩毕竟是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感受毕竟要比中国人自己更加隔阂:如在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与国际军备体制合作时,江忆恩给出“外部压力”“形象考虑”“搭便车”“低成本进入”“实用主义”“地区一体化的帮助”等多种很有意思的分析因素,但对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后造成的理论思想创新以及广义上的决策层的看法变化带来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注:约翰斯顿(江忆恩)、罗斯(陆伯彬)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第304~350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中国参与世界》一书里江忆恩撰写的“中国与军备控制”一章,第124~128页。)。可以肯定,如果换了中国分析者,后面的考虑将会上升到首位。

   讨论了欧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两位人士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同行相关的工作。应当承认,虽然涉及的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自己却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迄今为止,除开个别专题教科书外,我们还没有一本以此为专题的学术理论著作。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界以往对国际组织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方向或特点:一是国际法学家进行的讨论,侧重放在法理知识的引进介绍上。单从理论广度衡量,中国国际法学者走在了国际政治学者的前面,如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和武汉大学梁西教授等指导下的不同团队,不仅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述,向国人介绍国际法的基本内涵和国际体制的演变,而且对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与国际上先进体制的接轨及目前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和批评。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以专门领域的机制或公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对国际环境法的介绍、对欧共体和欧盟及其法理基础的分析、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探讨、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演化阶段的比较等(注:这方面的作品有:朱子勤、姜如娇编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骧聪主编:《国际环境法导论》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刘杰著:《国际人权体制——历史的逻辑与比较》、朱锋著:《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星红著:《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1996年版;章示平著:《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以国际政治学界以单个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为对象进行的个案分析,其中尤以对联合国体系的介绍分析居多,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李铁城教授等人的多年工作及其成果(注:李铁城著:《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些作品还介绍了某些专门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欧盟(欧共体)、东盟、华约、美洲国家组织、国际联盟及其历史发展等等(注:比如有: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王士录、王国平主编:《从东盟到大东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就翻译出版了《华沙条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翻译出版了《美洲国家组织》,商务印书馆1964年翻译出版了《国际联盟史》,1974年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等国外作者的著述。)。它们在介绍情况时比较细致和客观,有助于读者和一般学生的知识需求,然而从高标准衡量,它们的理论深度欠缺,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移植嫁接”,很少对中国的内部变化及其对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的影响做出全面透彻的探讨。

   相对而言,由渠梁、韩德主编的《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一书,较同类的其他成果更值得一提(注:渠梁、韩德主编:《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本书也是张明谦主编的《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张明谦本人还执笔撰写了此书的前言和《专论》部分“国际组织与集团的综合研究”一节。外交学院的张历历则写作了《专论》里“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一节。分别见《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的第1~18页和67~76页。)。这部出版于1989年的作品,是由当时一批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共同收集材料并编写而成。它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不仅广泛介绍了当今国际组织的现状及其简史,而且设置了有关国际组织的一系列专论。所论及的国际组织中,既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又有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组织,还纳入了国际社会的政党组织、议会组织、工青妇团体等等,甚至有环保组织、宗教组织、反核组织等如今越来越活跃的所谓“国际新社会运动”。80年代后期编者考虑选材时即有这样的眼界,应当说是不容易的。尽管专论的篇幅比重只占全书的1/10左右,却无疑提升了整个作品的层次,成为今天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照。但是,这本编著毕竟成书于十几年前,资料信息多少已经过时,而且它同样没有(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没有可能)深入探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影响,也未曾从理论上深入思考国际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前景。

近些年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学者对国际组织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介绍,对我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的研究也较过去重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国际组织概论》,这很可能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第一本以国际组织为专题的教科书。该书以建立“国际组织学”为宗旨,以国际组织为专门的研究和教学目标,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当今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其影响,尤其从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探讨了国际组织的作用方式。单就对国际组织的分析广度和力度而言,大大超过了《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不过,依笔者管见,可能是受教育部教学大纲所限,也可能是从教学的需要考虑,这本教科书在分析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时,较多顾及了一些官方的口径和正式的说法,而没有来得及深入研讨在这一课题下包含的种种复杂性。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十五”重大科研项目里,增设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接了这一为时三年的项目。我本人有幸设计并主持这一项目,题为《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课题组包纳了来自世经政所、法学所、国防大学、浙江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单位的十余名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走向、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动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扩大、世界银行的借款方向、亚太经合组织的成长、国际人权公约的扩展、全球气候公约的制订等重大问题上切入,深入研究它们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复杂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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