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立足点与方法论——《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的自序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5: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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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我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头脑中不时冒出一些试图驾驭全书的想法(讲大话的说法叫“提导原则”),尽管很难说已将它们贯彻书稿的始终。现在粗略地把它们记下来,算是坦露心地,供同行“参观”,不怕贻笑大方。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叫作“做本世纪的同时代人”。话很简洁,涵义却深。我时常用它自醒。对这本书,也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研究的课题要有当下性,二是写出来的文字要有共通性。所谓“当下性”,是指不仅被研究的对象是时下人们关注的,而且应当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不做那种不费气力、人云亦云的文字游戏,写出来的东西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真实世界的思考,包括不成熟的地方和心底的困惑。如果老用那种什么时侯都不会犯错误的讲法,倚靠一些众所周知、嚼得稀烂的道理,“以不变应万变”,就可能被真实的过程所疏远,受到读者的拒绝。因此,自己在写作时比较注意收集新的材料和同行的新成果,厚今(主要指冷战后的新形势)不薄古(指现代的理论命题和论据),重彼(指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不轻此(指国内同行的成果),论点以现实为根据,逻辑靠材料周延,很少拿某些用起来方便但不太符合实际的东西对付读者和打发自己。“共通性”,则是语言文字的可交流性,即写出来的东西不致让人难以看懂。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文字博大精深,有它的特点和优势,但有时侯也容易使人行文叙事完全形成一种旁人总不得其解的“话语系统”;而国际政治理论毕竟是一门产生和最先发达于欧美、如今广为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学者接纳的学问,有一些谁都不否认的道理和通达彼此的命题,包括一些基本的术语。所以,我尽量要求自己:所使用的概念,讨论的问题,包括对他人工作的介绍,能够采纳一些通用的方式,“与国际惯例接轨”,避免悔涩繁琐。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在考察国际政治时,应当有什么样的立足点?不知这对别人算不算一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经常为此困惑。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透过人生的“万花筒”,你可以发现越多、见到越多你原先有所不知而别人独具慧眼的见解,或者发现自以为知其实不知的某些地方,你就越不敢下独断、做结论;尤其对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通常你的专业就决定了你对人类具有的共同问题──如生态保护、人口增长、军备竞赛、种族歧视、文化差异等──有更多的了解和忧患,你可能因此而很少做出一副“惟我族类”的俨然,相反,总希望自己成为或起码看上去象是一个能够避免狭隘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通常这就有了某种“国际主义者”的成分)。另一方面,不论你如何对外部的东西开放、明理和宽容,你毕竟是特定国家特殊民族的一员,你脱离不了生你养你的土壤和文化,你的父母妻儿在你的祖国用你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语言文字和习俗方式与你生活和交谈,你熟悉这种语言,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中国的传统强调“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林风骨,更使你在研究中时时受到“不忘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提醒和(有时的)自责。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和不可回避,以致于我认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看待你研究的对象和提出建议,是当一个古道热肠的“体制中人”还是客观淡泊的“第三者”,真真是一个“首要问题”。无论别人怎么说“并不矛盾”,“可以辩证统一”,我却常常为此而自扰,并且多半不能释怀。外国学者好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依我看,以《大国的兴衰》和《为21世纪做准备》等著作蜚声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保罗·肯尼迪教授象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以《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等作品扬名的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大概可以划入“民族主义者”的范畴;即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地位、社会角色的改变,也有可能(这里仅仅说“可能”)在立场、观点上发生变化。有名者如哈佛的国际政治学家、“相互依存”学说的创立人之一的约瑟夫·奈伊,前些年他当教授时看上去“国际主义”的成分比较多,近年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后,所做所为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模样。作为一个学者,是稳坐书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客观描述”世界风云,还是主动参与、积极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言?我看对很多人都存在一个抉择问题。其复杂和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曾经赋予期望的事情让人失望时,比如说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国家在光冕堂皇的名义下行使毫无道义的霸权或谋取偏狭短小的私利,你可能会对常常坚信不疑的“共同利益”闪过一丝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加重了“民族一员”的意识份量。或者,当你的同胞你的国家表现出老也斩不断的劣根性和与人类进步格格不入的东西时,你可能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对外部世界的某些体制、风习和追求增加钦羡之情。我不知道如何说明自己的取向,但必须承认在这些方面有些问题尚未梳理明白。就《析论》一书而言,它大概是矛盾的混合体,总的讲我希望它客观一些、平和一些、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局限。

   出发点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研究目标和具体动机,造成这样那样的差异。笼统地说,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实力有成就的学者可分两类:一类人在以往研究打下一定基础后,常以“发建言”、“济天下”为已任,论文或报告总不离对策和建议之类。另一类人数量上比较少,他们大部分时间埋头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做出来的成果“阳春白雪”,往往没有太多“实用价值”。与前一种学者对比,这种人“国际主义”意识更多一些。自然,道理上,“国际主义者”也可能提很好的政策方案,如罗马俱乐部的几份著名报告、联合国学研究者的部分建议等,“民族主义者”同样可以“坐而论道”、专攻学理,如伊斯兰世界的某些经典考据者、亨利·基辛格的早期著述。在中国情况下,尽管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形,比较常见的情况则是,不少以“做学问”自诩的研究者不屑论策,宁愿把自己关闭在学院式的圈子里,而担当“智囊”的人士只看重理论的实用性,视政策需要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造成这种局面的,首先有客观的、非学者自身能够应对的因素,如政治风、商品潮、出国热等等。当时下的改革与发展形成一股呼吁学者参政议政的浪潮时,当某些积极进言的研究人员受到重视并因此而闻达时,当多数靠微薄的工薪度日的学人四下为寻找课题奔忙时,你很难要求研究人员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艰苦长期的非盈利性研究工作。这当然对学术研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总起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关系理论近10年来,虽然有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长足进展,但学术性、理论性、逻辑严谨性仍严重不足,国际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常常为完成‘上面’交待下来的‘任务’疲于奔命,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和在清高淡雅的学院书斋里殚精竭虑、择善固执且从善如流的气质和氛围。我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服务”,也不反对一部分有志向且有能力把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依据或发展战略的同仁去实现他们的抱负;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包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一部分学者从事纯学术探索的同时,总有另一部分人(其中不乏大家,如二战时的本尼迪克特,今日的基辛格)努力使理论与政策衔接。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前一种人实在太少,而且不受鼓励,后一种人往往成效甚微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这是有目共睹,无须讳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急剧的开放过程中,政府领导人当然需要学者出谋划策;研究机构靠政府预算拨款,人事上保持‘上下一条线’,在当前的商品化、市场化大潮面前,捉襟见肘的学术单位和生计窘迫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愿‘下海捕鱼’,只好饥不择食地‘抢领任务’;在研究机构和大学,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中间不少是‘半路出家’,专业不对口,难免被迫或主动使自己适合于‘剪刀加浆糊’的角色,造成‘研究成果’与要报、通讯、新闻综述之类的东西无异的局面;最后,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反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有关‘济世’、‘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今天仍根深蒂固,这种实用主义的和政治本位的东西当然不无用处,但距为学术而穷究诞理的科学精神毕竟甚远。”(《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刊《欧洲》1993年第5期)这一困境既非短期所造成,更非一夕所能解,只能从两方面着手改进:一是学术外的环境,一是学术内的环境。学术外的环境重在切断非学术因素对科学精神的干涉,这牵涉到各方面的改革,恐不是学者所能及。学术内的环境则重在学者的自觉:对环境的、人格的、知识的、学科的自觉。在《析论》里,我尽量使文字从容一些,用比较温和的态度,研究一些问题,揭示某些困惑,说明情况的复杂性和单一判断的不易。有人或许读出一点东西,甚至“发现”为政策所需的某些根据也未可知,但它基本上没有对策建议,不是教科书,性急的朋友可能看不了几页。我希望它是朝着更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方向上的一种努力。

   再价绍一下有关的内容。

   首先是书的名称。

   这里,“析论”只是非教科书的一种别称。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有“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不少地方自编了讲义,其中不乏有意义的和优秀的成果。不过,设计自己这本书的框架时,我想还是自由一些为好。具体做法是:选择自认为比较重要又没有现成答案的一些问题,分专题地加以讨论。析论不是定论,不是结论,不是导论,只是作者个人的分析,很可能是不成熟的有缺陷的甚至有错误的分析;它是一管之见,缺乏教科书所具有的系统性,没有循序渐进的台阶,但有心的读者会通过它了解作者想些什么,认为何为重要何为复杂,对他来说哪些课题有待深究有待发掘;甚至,我可以说,贤明而通达的读者可能从作者提供的材料中得出远比作者高明的论断,发现作者研究工作的弱点和盲点。

“国际政治”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但理解上又有多义:一种是指国家之间的政治,英文里叫“politics among nations”,道常是指代表不同民族的政府之间的政治,如外交、国家贸易、势力均衡、相互宣战等;国际政治学的不朽经典、摩根索教授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讲的便是这套东西。另一种是指存在于国际社会并且作用于这个特殊社会的各个国家的政治,英文为“international politica”,它与前者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这种政治的重点不在国家(政府)层面,而在世界共同体(国际社会);还有一点不同是,它的参与者较多:不止有国家、民族、政府,更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恐怖主义等超国家和跨国界的集团与势力。我们不妨将前一种称作狭义的国际政治(又叫“国家间政治”),后一种则为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可叫“世界政治”)。西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主要研究狭义的国际政治,把外交、军事等视为所谓“高级政治”,而把广义国际政治学的某些内容(如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现象,跨国公司现象,环保、难民、毒品和核扩散等日益严重的全球现象)称为“初级政治”。这不仅是理论的偏狭,也反映时代的局限:从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时间里,政府,以及由政府代表的民族国家,的确是国际间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相当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交往等等)涵盖了国际政治的整个画面。所以,并非令人奇怪的是,摩根索、基辛格、阿隆等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自己的后来被人推崇的作品里,把19世纪前后的欧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的纵横捭揆、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有关思想言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说,这种被称作高级政治的东西仍是任何一位国际政治学家的理论基础。但是,基础不等于全部,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由于科技及信息业的进步和非政府非国家行为主体对外交往能力的增加,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过程加速和边界作用的下降,由于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运动的日益活跃和重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曾经被人看轻的“初级政治”在逐渐扩大影响和作用的范围,占据了国际观察家的更多视野。虽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许多区别(如,前者有统一的行政权威和令行禁止的法律,而后者则无法这样,至少实际上各国不予认可),但它们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表现出各个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利益和偏好的彼此竞争的互为消长的关系。由此给出了研究者相互借滥的可能:比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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