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7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3: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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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中,既有给定的、不 会改变的内容,它往往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外交的基本方略;也有不断变化的 内涵,它可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 体形态,外生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 ,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国家 ,因此在思考国家利益之际,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多维的视角确定国家利益及寻 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

  

   上篇:国家利益范畴再界定

   在一个飞速变化、极其复杂的世界,对“国家利益”范畴的重新思考和认真讨论是十 分必要的。

   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会 有不同的答案:军事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经济学家 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而稳定的成长,社会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和 谐及民族团结局面,历史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成功实现,文化人类学家可 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关系或文明创新力;比较开放的论者可能主要关心的是它 如何通过“相互依赖的进程”得以实现①(注:参见基欧汉和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 ——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比较保守的思想家 可能最关注的是它怎样使国家的某种需求(如安全或贸易需求)在特定的时期最大化②( 注: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代美国国际战略家中的保守主义倾 向,这从他的《文明冲突论》(1994年)直至近期撰写的《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199 7年)等著述中均可反映出来。)。——如果需要,这个单子可以开列得很长。它说明: 第一,国家利益是可以分类的,专家们甚至可以根据情况,区分出重要性的大小和实现 的先后次序。比如,在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时期,对于外部威胁的不同评估和什么是国家 最高利益的看法,必然导致国家资源配置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大差异;即使在特定的同 一时间点上,安全需求、经济需求、社会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等等重大利益之间 ,或者,整个国家的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等政府议事日程的要点之间,决策 者内部甚至百姓之间同样会出现不同的意见、要求和评判。第二,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看 法和偏好是正常的,执行中的国家利益一定是某种“集合”。显然,前述每一种回答都 含有“真理的颗粒”,同时又都有其局限性;代表一个国家的真实而长久的利益,只能 是所有这些答案的“有机组合”,不能指望任何集团或个人能够提供某种一劳永逸的正 确结论。相应地,第三,国家利益始终处于动态形成与调整过程之中。理论上说,单个 利益集团的局限性会大一些,而国家的代表应当能够体现出“有机组合”后的总体利益 。然而,现实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一个发展变化的世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断改 变,对什么是以及如何最好地反映国家利益的问题,任何人和机构都有一个深化认识和 适应的过程;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与政府重大责任相应的学习过程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地讲,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 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中,既有给定的、不会改变的内容,也有不断变化的内涵,后者又分为 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考察国 家利益时,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方。所谓给定的、不会轻易改变的内涵,如一个国家的 幅员大小、地理位置、资源总量和一定时期的人口需求等等,往往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 本方向和一国外交的基本方略。

   有关“先天性”或“给定条件”的讨论已有很多③(注: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 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53页。),无须在此多费笔墨。值得注意和探讨 的,倒是那些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它们更容易模糊人的视野,也更难以界定。

   内生的变量,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这里讲的“社会生产方 式”,既包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准和创新能力、经济增长率和民众生活的改善情况、对 外开放度和贸易及投资的水平、人均产值和国民经济的总收入等器物层面的要素,也包 含诸如各族群在社会发展中的受益方式和水平、各阶级和阶层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财 富的分配方式和社会对此的评价、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程度等“软指标”,它们 合在一起,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内生变量对于制订政府议程和决 定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举例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对外发展也 有了相当需求,国家议事日程中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会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在技术飞 速进步的条件下,某些大国的重大权利要求可能延伸至深海洋底、极地和太空等以往无 法想象的“高边疆”;具备了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的世界强国,不仅自然地主导起本地 区的安全与发展事务,也会更加关注本国所在区域以外的热点冲突并愿意承担某些更大 的国际责任。——顺便说一句,在上面列举的这些事例中,“国家利益”的范畴,都拓 展到在大国较不发达的年代和不具备特定能力的弱小国家难以想象的范围。所谓“国家 政体形态”,不仅指狭义的宪法条文和准则、执政党与其他参政党之间的关系、立法和 司法机构与执法部门的关系等内容,而且指政治的开明程度与和谐程度、执政者的执政 水平及接受批评监督的方式、社会政治的总体气氛等等方面,它们共同反映一个国家的 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形象,规定着国家利益的伸缩程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 来的性质,比如是扩张型的或保守型的、和平主义的或军事侵略的、强调合作的或鼓吹 造反的、建设性的或毁坏性的等等,从而导致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益或受损。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在人类不断发展和历史不断进步的时代,社会结构与国家偏好之 间,存在着复杂而积极的互动关系④(注:这方面的讨论,亦可参见Fred Halliday,Sta 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BC Press,University of BritishColumbia,The Macmillan Press LTD,pp.74—93。 )。比如,在一个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的条件下,社会分层过程会加快,各种利益集团 会不断分化组合,也会增加新的利益和要求,它们相互作用组合而成的国家利益,肯定 不同于比较单一、封闭和固定状态下由某个权威人物或党派规定的同一概念。尤其在一 个法治观念起重要作用的公民社会里,公民个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和明确的法律意识, 也会促使国家机构依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当政者有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受 到民众(选民)的强有力制约。所以说,国家利益的决定,从一个国家内部观察,事实上 表现为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即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含有的所有因素相 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果。不仅如此,历史地看,国家利益的决定和定义,并非一次性 完成,而是一个不断充实完善、调整修正和自我更新的动态过程,其内在原因恰恰在于 上述内生变量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对国家利益的任何固定不动的定义都有局限,它们 最多反映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看法及要求。

   外生的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分,如国际和平与冲突 的现状、大国关系和国际组织内的合作氛围、邻国和相近区域的经济基础及其景气程度 、世界经济成长的总体状况、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及传送速度、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关注 焦点、各种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及作用方式等等,总之包括了国家在决定 其主要利益时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⑤(注:有关国际社会环境中国家利益的定义及 其实现方式,可参见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 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显而易见,外生变量的伸缩性和变动性极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事态中,它们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形 态,对各民族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导致后者重新确立国家议程和定义国家利益。 如果说,除了高度封闭的原始部落社会(它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已极为罕见),在任何时代 、任何条件下,国际体系中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多少顾及外部环境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影 响;那么,在今天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这种互动关系就更有了以往所不具备 的特征。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全球通讯、全球航空、全球产品、全球网络、全球技术 标准和全球消费偏好等等领域的贯通与一体化趋势,使我们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几乎每 个国家都感受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信息的穿透力和迅即性,令人类居住的地球变得 似乎更小,令民族国家在确定议事日程和行动方案时变得多少不由自主。

   《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的作者格托夫(Mel Gurtov)指出,全球化的命题,可以让人 在思考问题时,具备一种更广阔的视野:首先,它告诉人们,世界经济是某种单一的一 体化单位,尽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时是依赖性的关系,但依赖 性往往是相互的而非单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谈论市场与非市场的对立,因 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深深卷入了全球的贸易、投资、借贷体系,任何国家自身 利益的实现都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其次,从全球性威胁的角度考虑问题,恐 怖主义、饥荒与难民、生态灾难、核扩散、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一些动植物的灭绝等 等,这些全球性威胁是各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的外交来加以控制的,需要采取全球 性的集体行动,需要各国的配合;再次,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问题常常变成跨国 问题,比如,切尔诺贝利灾难使苏联不得不进口粮食,使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使核武器 谈判停顿,造成华尔街股票在一日之内空前下跌。温室效应也证明,一些看起来似乎没 有什么联系的现象实际上是互有影响的。由于空前大规模地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等 矿物燃料,使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过量砍伐森林,这些都可 能使地球气候变暖,从而对食品生产、世界贸易、人类健康、人口流动、甚至对南北极 冰盖产生严重影响,并反过来影响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述各种现象导致跨国流动和 跨国机构日益增多,增加了它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国与国的外交在国际关系 中仍然举足轻重,“但它现在得到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后者 所取代,或者被后者推到次要位置。例如,促进人权和民间援助的活动;争取社会变革 的大众运动(如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这些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协调了行动) ;跨国宗教、劳工、政治运动(如天主教的解放神学理论、工会以及欧洲和北美的绿党) ;强有力的跨国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还有个 人,他们起一种跨国代理人的作用,实际上是世界公民的作用。”“不管是哪一种相互 依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后果:它们限制了民族国家在只考虑本国利益的情况下行事的 能力。”⑥(注:参见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2—14 页。)

总之,在全球化的现时代,虽然国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国家(政府)决定,其内涵早已 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知框架。譬如 ,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可能使得岛国、沿海国和内陆国具备大相径庭的发展机遇;诺 贝尔和平奖的授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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