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以史为鉴——读《战后美国外交史》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0: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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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书评

   读罢资中筠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一个感受是:对于我这个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补上了专业知识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课。这本篇幅长达中文88万多字、分上下两册的大部头著作,至少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战后40多年外交各个方面情况的一本最全面系统的作品,其史料之翔实、叙述之充分,在同类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作者们的认真求索态度。他们多为国内研究当代美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其中多半来自号称中国大陆美国研究之“龙头重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有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的绝大多数资料直接来源于美国文献和书刊,除利用国内能见到的之外,课题组专门派人到美国收集几个总统图书馆档案及其他原始资料;同时,为避免片面性,资先生还曾到英国和法国查阅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并采访了许多英法政界人士和学者。单凭这一点,我想,便能保证《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在中国美国学界的独到价值。以我这个美国研究的“门外汉”的阅读经验言,过去自己对当代美国外交史及世界大国关系的知识,有不少来自教科书、回忆录、工具书和非美国问题的专业书中的介绍或评论,一些内容似懂非懂,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通读《战后美国外交史》的过程中,真真使自己既学到不少新的知识和概念,也“校正”了以往头脑中的一些不太准确的印象和感觉。

   美国研究既易又难。说它容易,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其外交涉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风吹草动都或多或少与它有关,加上当代世界传媒发达信息爆炸,因此,几乎任何国际问题研究人员都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找到与美国有关的“专业问题”及相关资料从事研讨和撰写论文,连街头巷尾的路人都可以用不容反驳的口吻和“铁的证据”对美国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高论”。正由于如此,对于专业的美国研究者来说,倘若不愿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泥潭,势必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推陈出新、过人一肩。《战后美国外交史》在这方面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尺,如前言里所说:“本书作为学术性专著理应向读者、特别是专业性读者,提供一些超过常识范围的资料和深层次的背景,使读者对重大事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论书中可能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或缺失,人们不能不对确定这种标准的作者感到敬佩。

   两极格局(西方人亦称为“冷战格局”)结束至今已有六、七年了,但对这一曾经左右各国政治家和民众行为与思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尤其是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及其战略,我们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比较有份量的分析专著似乎不多。《战后美国外交史》(以及与之同时出版的其他几本论述西方主要大国战后外交历史的著述)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作出了贡献:它上下横跨40余年,叙述和分析了自杜鲁门(一定程度上还有晚期的罗斯福)到里根前后八位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外交的走向和每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和问题,并且将讨论和分析置入世界政治的大环境下,看不同的“总统主义”(如“杜鲁门主义”、“约翰逊主义”和“尼克松主义”)是如何因应和影响国际关系的改变,看美苏对抗的线索如何贯穿这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意识和战略之中,以及看美国的传统和“风格”如何体现在不同时期不同总统身上。它的长处在于,把翔实的史料用清晰的线索、分明的层次和生动的事例串连起来呈现给读者,其特点恰如主编所述:“本书是史,不是论,主要着眼于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不过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一般说来,每一件事都力求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各派意见及其论据,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态度等等加以说明。取材尽可能广泛,立论尽可能客观。”(《战后美国外交史》第2 页)对于任何一位研究当代美国问题的专业人员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可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这里,我不想也不敢对书中的具体史实和叙述讨论乱发议论,仅仅打算结合着书中的一些论点或资料,根据目前的个人兴趣谈两点想法。

   第一,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基本性质。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李慎之先生曾阐述过一个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国际秩序只有一极而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两极,这一级就是美国主导的、以欧美国家的制度和意识为标准的、左右全球事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贸易结构和规则,虽然苏联集团一度成为抗衡这种秩序的引人注目的力量并且表面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终归没有能够改变前者的霸权地位,相反,在持续紧张的对抗较量之后,苏联体制败在了西方手下。

   我想,上述判断揭示了一个具有严重历史意味的事实,不论人们对此作出怎样的价值评判。它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世界是有益的。对于李先生的论点,《战后美国外交史》——并非专门的、有意的——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从其特有的角度给出了十分充分有力的佐证。资先生概括道,这本书实际上拉出了美国之世界作用的两条线:一条线主要表现对外干涉的势头,呈现“前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等执政时期)上升,到越战为顶峰,以后逐步下降(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因而必须收缩战线),到里根就任时为谷底(里根时代有反守为攻的迹象),以后略有回升,然后(包括目前阶段在内)基本上平稳”的曲线。另一条线却呈现相反的景象:如果以二战以来美国的思想影响(或者广义的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影响)衡量,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处于守势,50年代平稳上升,60年代中期以后在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明显地处于上风,攻守态势彻底转换,80年代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思想影响急剧上升,取得了显著的支配地位。(《战后美国外交史》,第9—12页)

   《战后美国外交史》给出了一个道理:类似美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尽管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能像从前那样左右世界,它在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仍能发散深刻的影响力; 这是一种所谓“软权力”(softpower)。国际政治学者现在越来越重视“软权力”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像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群体观念、习俗之类的东西,可能与军事能力、经济成长、政治体制等“硬权力”之间存在一种或多种复杂的函数关系;国家的强大不单以物质的指数表现,还必须用“软权力”加以支持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时代的霸主国家必然具备(至少部分地具备)某些适合特定时代的文化合理性和先进性。从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看,虽然表面上美苏对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在一段时期内不相上下,但它只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以夸张的形式得以存在,真正支撑和维系世界秩序的内容,仍然是欧美国家两、三百年以前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规范;更确切地讲,二战结束以来的这半个世纪内,统治国际共同体和多数国家交往及内部行为的准则和制度结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联合国及其各主要机构,(军事方面的)北约或东盟式的“安全共同体”,(法律方面的)国际法院及其依据西方奥本海国际法体系,(经济方面的)布雷顿森林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更多难以在此一一叙述的所谓“国际惯例”等等。近几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过程,事实上就是这些准则和制度结构在全世界不断推广扩张的过程,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这样那样的、暴力的和温和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贸易的手段强迫世界其他部分的人类接受这些东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成长期的进步性和强暴特征至今仍在起作用,起某种支配的主导的作用。《战后美国外交史》从美国这个顶极强国的特殊侧面显示,霸道和王道在这里以奇特的方式揉杂一体,支配着世界秩序,也决定美国自身的发展,包括时常具有的傲气和越来越多的困惑。

   再一点,关于美国及西方的“遏制”战略。从《战后美国外交史》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外交史,实际上主要是对持同样强硬和扩张态度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相当一段时期内也包括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历史。曾任联邦德国政府国防部长和总理的施密特对40年代中期至里根时代的西方战略有一种划分,他认为,这种可以称作“对苏联总战略”的方针体现在四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进行合作的尝试时期,即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与苏联由于共同抗击法西斯国家而建立的短暂合作的“蜜月阶段”。第二,冷战与军备竞赛的漫长时期,“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在约翰·杜勒斯的领导下,(西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包围苏联的世界范围的联盟体系;在军事方面,实行了大规模的核报复威胁的西方战略”。第三,在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时期,即:“通过军事上的均势,以及同俄国人进行的多次谈判与合作,(西方)安全得到保障的阶段”。第四,新的冷战与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在里根当政时代初期,西方与苏联的关系陷入新的对峙紧张状态,双方重新加强各自的军事力量。(施密特著:《西方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依我看,虽然提法不那么明确,具体内容及其解释也有差异,《战后美国外交史》大体上有同样的阶段时期划分,例如,第一章“从盟友到敌人”,介绍和分析了战后美英苏在建立联合国问题上的合作努力,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之间裂痕的出现,以及杜鲁门上台后拉开的“冷战”序幕直至对苏遏制政策的形成。第二、三、四章讨论了美苏对抗在世界主要地区(欧洲、东亚、西亚)的表现,突出了冷战对立最严重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若干重点和特征。第五、六、七、八章介绍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当政时期对苏强硬的遏制和有限的缓和的基本方针,以及这种方针在世界各主要热点地区和战略要津的表现。从第九章“尼克松与美国力量的收缩”开始,直到第十一章“人权外交与务实——卡特时期”,基本特征则与上一阶段相反:缓和的态度相对强硬,冷战的调子有更多的声音和表现,虽然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并没有放弃其对东方国家的价值判断和批评立场。最后一章(第十二章)“从新的冷战到新缓和——里根政府时期”,总结了美国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段时期态度和策略的变化。

   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不时想到一个问题:对照美国遏制苏联的时期,我们今天是否还处在“遏制”与“被遏制”的时期?国际环境的主要特点究竟是“冷战”还是“冷和平”?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当今世界各国发展及其力量对比发生这样那样不平衡的条件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国外有些人重又捡起了“遏制”概念并且建议了这样那样的对策主张,国内也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情绪。因此,基本的判断是重要的,尤其对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船而言,失去了它就等于驶入没有航标的水域。我以为,对于中国、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必说古巴和朝鲜等国,美国和西方国家一定是存有戒心和批评意图的,特别是在经过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以后;不论在“人权”领域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欧美国家总免不了要以它们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制度规范居高临下式地或批判式地看待和评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国家。从防范的意义上讲,西方国家一定会采取这样那样的带有“遏制”色彩的政策做法。然而,它与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冷战时代那种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斗争又有很大区别。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在逐渐加强(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是一种不对等的、一方比另一方更敏感的关系),也因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多半明智地采取一种温和的、非攻击性的对外姿态(它与苏联和文革时代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加上欧美国家决策层内部主张扩大接触和对话的力量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主要不是从善良愿望出发,而是出于对自身利害关系的权衡),在我看来,“遏制”因素即便存在,也没有——至少在目前阶段没有——大到压倒甚至抛弃扩大接触和对话战略的程度,譬如讲中美之间最近一段时期关于台湾问题上的磨擦并没有发展到使两国之间正常存在的“冷和平”关系被“冷战”气氛取而代之的地步。读一读《战后美国外交史》,看一看那时的氛围和紧张关系,就会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人群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有多么大的进步。我不想让人觉得像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会对国家之间、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国之间经常可能产生的紧张局面,有时减缓有时加剧的磨擦没有任何预期,但我相信进化论、融合论的某些论点,期待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哪怕有时短暂停滞)。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去看待问题,相反,用一种机械的、带有过去那个时代痕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去观察国家间的实力和利益较量,便可能进入“镜象论”的怪圈,使自己用冷战时代习惯的办法处理后冷战时期(“冷和平时期”)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新现象新挑战新矛盾。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我希望自己能经常从类似《战后美国外交史》这样的著述里找到解答疑难问题的线索。还是要读书。

  

   原文来源:《美国研究》(京)1995年第04期 第135-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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