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2 次 更新时间:2005-11-14 01: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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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进入专栏)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作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过些别人。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也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播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合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动乱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随着“学术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当时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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