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多少话,欲说还休

——关于鲁迅的“顾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7 12: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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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有人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早逝的遗憾。的确,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刚刚步入生命的金秋的时候,然而,鲁迅却在这个年龄辞别了人世。尽管鲁迅未到五十时,便被称为老人且也自认为老人,但放在今日,他应算是“英年早逝”了。如果考虑到母亲鲁瑞老人和两位胞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得享高寿,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鲁迅原本也是应该多活几十年的。在这个意义上,用“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过早离开人间的惋惜,也不无道理。

   然而,与“未尽才”相比,“未尽情”,“未尽思”恐怕更为合适。鲁迅一生写下过大量文字,发表过许多见解,倾吐过种种情感、思绪,但,内心深处最真切的一些感受,最深沉的一些情思,却连同他瘦小身躯一起,走进了“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鲁迅是敢说真话是直抒胸臆的,如果做外在的比较,即将鲁迅与其他人相比,这种特色自然很明显,但如做内在的比较,即把鲁迅已经说出的真话与心里仍留着不说的真话相比,那也许就不能认为鲁迅是尽情说真话尽情地抒胸臆的。鲁迅说出过许多真话,这些真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给我们以无可取代的启迪和教益。但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鲁迅已说出的真话和郁积在心中未说的话相比,恐怕也就如冰山的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一样。

     一、“在悲愤中沉静”

   人们常常使用“心扉”这样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心是有着门户的,那么,这门户通常是多重的。每重门里,存放的东西都不一样,越往深处,所藏的便越隐秘。而鲁迅的说真话和抒胸臆,常常不过是开启了外面的几重门,至于心灵最深处的那道门,则大多数时候是紧闭着的,在一生中,偶然有过半开半闭的时候,至于将那道门完全敞开,则从来未曾有过。

   在鲁迅的文字中,可以分成两种部分。一种是那种面对社会的洞察,是表达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感受、看法;一种是面对内心的审视,是抒发内在的某种情感、思绪。前者可以称之为启蒙性的文字,后者可以称之为抒情性的文字。应该说,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表达的是鲁迅内心更深处的情思。但这两部分文字也很不成比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如果说鲁迅著作如一片海,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则像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冰。个中原因,王晓明先生在《潜流与漩涡》前两章中,曾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有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的社会启蒙意识过于强烈,抑制了那种抒情冲动。总想以文干世,总渴望文章能对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有所裨益,于是,便难以不计功利地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愫。这不但导致鲁迅纯粹抒情的时候很少,而且还使得鲁迅即使在抒发内心情思时,也忘不了时时针砭一下社会,也要顺手在某些人的鼻子上涂一点白粉,或“顺脚”把某具陈尸踢一下。也就是说,鲁迅即便在抒情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的。

   鲁迅的那些抒情色彩浓烈的文字,大多见于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中,除《野草》中有几篇写于1926年外,这两本集子中的文字,都写于1924和1925这两年。至于到上海以后,这类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便极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准风月谈》中的《夜颂》和《秋夜纪游》这几篇,尚能多少见出《野草》余韵。而这似乎也是为了与当时的新闻检查机关“较劲”才偶一为之的。迫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压力,《申报·自由谈》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为显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为显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也是一种“风月”,便写了《夜颂》,《秋夜纪游》这一类文字,也唯其如此,抒情在这类文章中,只是一种外衣,其笔尖仍然是针对社会现象的。

   鲁迅晚年对居住在上海,虽然始终感觉不适,因而有一种逆旅心态,但文化心态,与北京时期相比,则显得沉静多了。1918年,鲁迅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后,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感情外露、情绪较激烈。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又有过一段悲观、苦闷、彷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阴郁、灰暗,甚至有些晦涩,较多地触及了内心最深处的情思。而在上海时期,则既没有那种慷慨激昂,也没有那种阴郁、灰暗和晦涩,文字更从容也更冷峻,更舒缓也更老辣。试将《坟》,《热风》等北京时期的杂文与上海时期的杂文对照起来读,便会明显感到二者在语调、情绪上的差异。北京时期的杂文,如果说像那种燃烧着的明火,那上海时期的杂文,则更像那种通红的炭火。鲁迅晚年的文章,似乎很少“动怒”,甚至很少“动情”,下起笔来,总那么不紧不慢,那样冷静沉着。这当然也有外在原因。上海时期,文网甚密,言论的自由度较北京时期小,稍稍过激一点的文字便不能面世,这也迫使鲁迅在行文时要敛心静气。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另一种原因,恐怕还在于心态的变化。晚年的鲁迅,文化心态,又趋于沉静,但这种沉静,并非指心如古井,而是指痛苦的沉淀和凝固。面对同一种丑恶现象,如果在“五四”高潮期,鲁迅也许会愤激得多,影响到文章,也会更热烈,但在上海时期,则只是慢慢地分析,细细地解剖。

   当然,“动情”的时候也有。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便是晚年较“动情”的文字。但若与写于北京时期的《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则情感仍然收敛得多。两篇文章中,都写到了闻知噩耗后的心情,不妨将二者做些对比。

   《记念刘和珍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为了忘却的记念》: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将这两段文字对比,明显感到前者更激烈,叙述、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而且抽象的,一般的议论和抒情较多;而后者,则感情更深也更细腻,议论,抒情也更切实。尤其是,后者中,当写到闻知柔石已被杀,且身中十弹时,只写下了“原来如此!……”这样一行文字。这一个惊叹号和一个省略号里,包含着多少悲哀、愤怒,但鲁迅却“欲说还休”,把愤火抑制住了。“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是议论和抒情,与“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相比,情绪,心态也很有异。正如鲁迅自己说的,后者让人品出悲愤中的沉静和沉静中的悲愤——而这也正可用来说明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期的某种心态。

   在写于离粤赴沪前夕的《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鲁迅的文字中,那种抽象的,一般的议论较多,那么,晚年在上海,言论则更为质朴、切实,更偏重于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上海期间,他曾强调:“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他发现,许多荒唐的现象荒唐的言论,都是因为无视常识引起的,因此,他常常从常识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例如,1929年7月26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有人写文章称颂成吉思汗对俄国的征服,说什么“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鲁迅便指出这是一种“白痴”的说法:“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在《花边文学》中,还收有一篇《水性》,写于1934年夏季。我读这篇文章,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天气连续大热,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的记载。鲁迅觉得,都市里的人,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常识”也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于是鲁迅便告诫人们,要下水,最好是先识得水性,懂得水能淹死人的道理,“学一点浮水功夫”,“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同时,他又告诫人们,倘若溺水时,有人来救,“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拼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这篇文章,因为所论既非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亦非一种思想文化问题,容易被人忽略。但我以为,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特异和伟大。很难想象,有另一个具有崇高文化地位的人,会关心夏日里游泳者的生死问题,会提笔写这样的文章。要说启蒙,这也可算一种。这虽然不关乎国民性一类大问题,但却关乎若干人的生命,——而鲁迅对生命的无价值的丧失,总是很痛心的。在《水性》结尾,鲁迅写道:“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文化学术界,常常有人从异域弄过来一些理论学说,完全无视中国实际,大肆贩卖。这些理论学说,像一些五彩斑斓的大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感受到了这种气球的压迫,于是,便常常用一根常识的小刺将其戳破。

   悲愤中的沉静,使得鲁迅轻易“不动怒”,“不动情”。有人说,晚年在上海时期的鲁迅,心态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五四”以前坐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期,这确乎有一定的道理。在北京经历了“五四”落潮后的复古与倒退,在广州目睹了国民党“清党”中的大屠杀并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鲁迅又陷入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也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曾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所谓“麻痹”与“忘却”之所以是“老法子”,就因为抄古碑时期用的便是这法子。鲁迅晚年,虽然一直在发言,但内心最深邃最隐秘的一角,却沉默了。心灵最深处的那扇门,贴上了封条。

     二、“其实我何尝坦白”

在收入《坟》中的《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指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中国的文艺现象,即“瞒和骗”。中国的文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先是不敢正视,久而久之,则失去了正视的能力。于是,“瞒和骗”,便不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欺人,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趋向。近乎先天地缺乏正视人生和社会真相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近乎先天地具备着“瞒和骗”的能力,——鲁迅对这一点的揭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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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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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京)199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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