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多少话,欲说还休

——关于鲁迅的“顾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7 12: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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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是异常深刻的。即便在今天,这样一种现象仍然在中国文人和中国文艺中存在着。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那么,证实于鲁迅自己,情形又如何呢?

   鲁迅既敢于又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真相。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使鲁迅成为鲁迅之处,鲁迅的痛苦和伟大在相当程度上都根源于此。与传统文人相反,鲁迅先是不愿自欺,后便是不能;先是不想不睁了眼看人生和社会,后则是想在人生和社会的真相面前闭了眼而不能。“瞒和骗”,应该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能力。而鲁迅则像生理上失去了某种免疫功能一样,在心理上失去了“瞒和骗”这种功能,于是,便只得终生品味着深重的苦痛。本来,以鲁迅的资质,以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的洞察,完全可以活得潇洒舒适、心得意满,完全不必那样痛苦并过早地离开人间,但由于失去了“瞒和骗”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悲苦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坦率地说,鲁迅也曾想找回这样一种心理机制。在《呐喊·自序》中,便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所谓“种种法”,也就是读佛经,抄古碑之类。然而,所谓“奏了功”,也仅仅是不再“慷慨激昂”,至于内心的痛苦,却并不能真正消泯。鲁迅是不愿在日记中吐露情感的,但在那段读佛经,抄古碑的时期,日记中有时会有“可哀”,“可怜”这样一些字眼出现,这也说明,虽“用了种种法”,但仍不能真的做到“麻醉和忘却”。“瞒和骗”是一种自欺欺人,在这里,自欺与欺人,并不是两个步骤两件事情,而是同时完成的。鲁迅既不能做到自欺,那么,如果能尽情地把所正视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出来,如果能无所顾忌地把内心的苦闷、愤怨倾吐出来,也许会好受些。然而,鲁迅却不敢,不愿,也不能。于是,鲁迅便只得在并不能自欺的情形下“欺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把真话说尽,在动笔时瞻前顾后,考虑哪些话可说哪些则不可说;二是有时不免说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他人的“瞒和骗”,尽管这与鲁迅所憎恶的那种“瞒和骗”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多次“闪烁其词”地言及自己并不充分说真话,并且也会说“假话”。

   在《写在〈坟〉后面》中:“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

   在《呐喊·自序》中:“……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也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则说:“其实我何尝坦白?……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

   鲁迅晚年,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关得很紧,也可以说,对他人的“瞒和骗”的意识更加明确。在写于1924年2月的小说《祝福》中,鲁迅对“我”是否应该对祥林嫂“瞒和骗”,还是持不肯定态度的。当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是否有灵魂,死了的一家人能否在阴间相见时,“我”用“说不清”来模模糊糊地搪塞过去了。祥林嫂当天夜里便死了。于是,“我”有了些许悔意,觉得“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写《祝福》的时候,正是鲁迅的彷徨时期,正在进行自我审视,正在思索着此后应采取怎样的精神姿态,怎样的发言方式。虽然觉得有时应该骗骗人,但仍有些犹疑。而晚年在上海期间,这种“骗人”意识却变得很坚定了。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收有一篇《我要骗人》,写于1936年2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写下了这样一些话:“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我要骗人”,——当鲁迅写下这几个字,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隐约地透露了对“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的渴望。我想,鲁迅其实是一直有着将“真实的心”无保留地坦露出来的冲动的。这种冲动,晚年在上海期间也时时在心中涌起。当鲁迅说“我要骗人”时,意味着这种冲动正强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真实的心”不能披沥,真是一种莫大的苦痛。这“真实的心”,如一条毒蛇,在鲁迅内心最深处挣扎着,奔突着,想要破门而出,不能,它便愤怒地咬啮着鲁迅的胸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鲁迅是被这条毒蛇活活咬死的。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柔石和冯铿时,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这段话里,透露出鲁迅的一种隐秘的心思。柔石要做“大部的小说”,竟使鲁迅产生一丝“妒意”,甚至“迁怒”到冯铿。这说明,做大部小说的愿望,在鲁迅心中是一直存在着的。如果鲁迅能以一种“大部的小说”的形式,把“真实的心”尽情地倾吐出来,把胸腔里那条躁动不安的毒蛇悉数释放出来,那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会有一座真正的丰碑。——但终于没有,终于多少话,欲说还休。

   鲁迅“真实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怎样的模样,从《彷徨》和《野草》中你能窥豹一斑。不敢揣测鲁迅“真实的心”的全部色彩和内涵,但有一点却可以断言,即这心,是有着相当灰暗,阴郁的部分的,是有着极度的悲观和绝望的。《野草》是“真实的心”的一次有节制的,同时又是曲曲折折的披沥。《野草》的晦涩,除了“不能直说”这种外在的原因外,恐怕也因为鲁迅有意识地下笔朦胧,不想让人把自己的真心看得太清楚,太分明。对自己“真实的心”,鲁迅既不想也不能全部隐瞒,但却又不想也不能全部坦露。可以说,鲁迅写作时总在掂量着,权衡着。

   1933年3月,鲁迅出版过一本《自选集》。从已有的许多作品中,选取若干篇,集成一册,通常总是择出那种在艺术上最成功的,或者最具有个人意义的。但鲁迅在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自选集〉自序》中,却这样说自己的取舍标准:“……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那被抽掉的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也就是较多地具有着鲁迅的“真实的心”的作品了。虽云抽掉,但却是“竭力”,也就意味着并未都将“真实的心”抽干净。在是否应该坦露着真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坦露真心的问题上,鲁迅内心始终是矛盾着的。

   《自选集》是从《野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五本集子中选取的,看看鲁迅选取了哪些,又排除了哪些,或许能从一个侧面窥见鲁迅的“真实的心”。

   《野草》中选取的有:《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共7篇。《野草》集中,最阴郁最冷气逼人的《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复仇(其二)》等都落选了,另一方面,像《我的失恋》、《雪》、《风筝》、《狗的驳诘》、《腊叶》这一类比较轻灵的作品,也没选取。选取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这种特色,即既给人一定的“重压之感”,又透露出昂扬之情。

   《呐喊》中选取的有:《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共5篇。《狂人日记》、《药》、《风波》这几篇都抽掉了。

   《彷徨》中选取的有:《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共5篇。值得注意的是,《孤独者》未选。《在酒楼上》与《孤独者》意旨相似,但《孤独者》显然不但更具有深度和光彩,而且也更能给人以“重压之感”,对于鲁迅来说,也最具有个人意义。我猜想,鲁迅在这两部作品的取舍上,一定有过犹豫,有过思想上的斗争。但鲁迅最终还是选取了《在酒楼上》而删去了《孤独者》,这显然有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两部作品都算较多地披沥了鲁迅“真实的心”,而鲁迅既不愿将二者都淘汰,又不愿选取那更多地具有着自己“真实的心”的《孤独者》,——这种心理,不能说不很微妙很耐人寻味。 《朝花夕拾》中选取的有:《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3篇。《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这几篇记叙着作者心路历程的作品未被选取。

   从《野草》中《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呐喊》中《狂人日记》、《药》、《风波》,《彷徨》中《孤独者》以及《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琐记》一类作品的被抽掉,我们可以对鲁迅那“真实的心”有几分了解。而从已选的作品中,则可见出鲁迅的一种心态:既想将真心传递给人,但又不想传递太多。

     三、“我的顾忌并不少”

   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说:“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鲁迅可说一直在渴望着能毫无顾忌地说话,能将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彻底打开,将里面积压着、翻腾着、燃烧着的一切都倾泻出来。但他终于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也深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那“真实的心”,只能被带进坟墓。哪怕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应该说命运对鲁迅是过于残酷了:它使鲁迅丧失了“瞒和骗”的能力,却又不允许他不“瞒”和不“骗”。

   那么,鲁迅的顾忌到底有哪些呢?照我的理解,有这样几个方面:

   1.怕唤醒了青年,使之感觉敏锐,徒然感到痛苦。

   鲁迅是怀着启蒙的动机提笔写作的。直到晚年,启蒙的意识仍然不曾衰竭。但他又对启蒙始终怀有疑虑。启蒙是否能奏效?如果启蒙的结果,并不能使社会得到改变,而只是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使他们在依然黑暗的社会里倍感痛苦,甚至使他们成为旧社会的刀下鬼,那么,唤醒他们也许便是一种“罪过”。《新青年》创刊时,鲁迅之所以并不热心,也就因为对启蒙本身有着怀疑。《呐喊》的“自序”中,他曾写到,当钱玄同来建议他写文章时,他做了这样的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后来鲁迅虽然加入了启蒙的行列,但先前的担忧并未消失。这就使得他在启蒙时,并不敢把自己所正视到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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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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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京)199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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