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 次 更新时间:2015-06-14 08: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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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程光炜先生建议我们讨论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转向)。因为工作的关系,对近年 来当代文学的论著读过不少,但如果要对“变化”做出有根据的归纳,并无把握,只能 就有限的了解谈一点印象。

   首先,当代文学的关注点好像发生了一些转移。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在大学 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上,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的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的信息可能有 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文学”还不到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 早。另一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批评的方面。 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 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那时,没 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 因素。这几年却有些不同了。召开了专门研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 有的刊物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学校里,也纷纷作 起“历史”的题目。《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赵树理、《收获》、 《文艺报》、“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以及延安 的文学运动、秧歌剧等等,均成为“热点”。以我的经历说,在这两年,“动员”学生 写现状批评、研究的论文,和80年代“动员”学生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是同样困 难的事情。粗粗一想,真会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的感慨。是这些年“ 疲软”的文学,已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吗?还是在变化了的、复杂的现实面前,我 们已变得迟钝,失去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转移”的“合理性 ”有多充分?

   当然,关注当代“历史”,说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所谓当代历史,通常指的是上世 纪的50至70年代,也就是“十七年”加上“文革”这30年。对待这段历史,普遍性地存 在着两种对立、有时又相混杂的立场。正如戴锦华先生所说,这“被种种的断裂说所切 割的前30年,成了一处特定的禁区与弃儿,在种种‘借喻’与‘修辞’间膨胀,又在各 色‘官方说法’与沉默不屑间隐没。当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断被借重并绕过、在众声喧哗 之中分外沉寂的时段。”(注:戴锦华《面对当代史》,《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今天,情况已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发现自己既能对种种“借喻”和“修辞”保持警 惕,也开始能对“沉默不屑”有所反省了,能够以较为“冷静”、“学理化”的方式来 “面对当代史”了。这无论如何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

   前30年的“当代史”能够进入我们的“视界”,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现今的“学 术”已经不是一种皓首穷经的事业,也会有某种和流行文化相类的逻辑,有一个“时尚 ”的问题。时尚意味着多变,经久已难以不衰。加上“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 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可以拓展的空间有限(也许并非如此)。这样,寻找开垦不足的 “生荒地”就理所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近些年,似乎具备了“有效”谈论这个时期文 学的“知识准备”。“欧美思想界近30年来深入反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 的思想成果”的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对“现代性”的矛盾、分裂和悖论的形式的论述 ,便从另一方面“开启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门的钥匙”(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 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 ”(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现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 989年版。)的努力,其结果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发现”了众声喧哗、充满魅力“晚 清文学”的现代性(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也“发现”了从延安到当代的“反 现代的现代性”的“文化先锋运动”(注:唐小兵《<再解读>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 史》。《再解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80年代所描述的中国 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 念,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由此出现了分裂。人们认识到,“我们 再也难以简单地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逆流、进步与反动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结算中国 的现代文学”(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 东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整体性”的破损和分解,不仅让“通俗文学”理直气壮 地“登堂入室”,让20世纪的“旧体诗”进入“现代”的文学范畴,而且也为“召回” 50—70年代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曾因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意识形态宣 传品”)和文学性的(非文学)理由,受到轻蔑和放逐。

   今天,对于“当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对20世纪“左翼文学”(注:我在《中国当代文 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一些文章中,用“左翼文学”的概念来概括现代中国 具有某种统一特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成果。这种做法受到有的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左翼文学”的概念有特定内涵,指的是30年代前期左联时期 的革命文学,这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不应将这概念泛化。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过 ,我尚未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概括方式,只好暂且这样使用。)这一流脉的重新关注,也 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焦虑的出发点。80年代主张或同情“回到文学自身”的学者,到 90年代真诚表达对“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忧虑,就是这方面发出的最早信号。后来,又 有对作家要关怀现实的呼吁,有“无产阶级写作”(注:孟繁华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这 一观点。我们或许不应从概念的严密性,而可以从表达的情绪、意向上,来理解其具有 的积极意义。)的提出,有对具有批判活力的文学的呼唤,期待“批判的艺术会找到它 焕发活力的场所”(注: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见《知识 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批判的艺术”,也 就是质疑“合理化成为观察世界唯一角度”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循环” ,而是“作家变革自我和变革世界的双重实践”的艺术。在20世纪中国,这种“艺术” 在许多时候带有“左翼”的倾向和色彩。因而,在今天,对这种文学的“历史”所作的 重新审察,就不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怀旧”,而具有思考现实问题的动机。这种追索 和审察,自然包括这种文学在它的过程中曾有的失误,它的自我损害,和它在当代的“ 异化”。

   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变化是,为了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代史”,也为了使“ 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能尽快进入“学科体制”,研究者的态度和方法出 现了明显的调整。“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不少研究者都在努力和即兴式、 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态度保持距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乐意听到的,是“回 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是“将历史历史化”,是福柯的“还原历史语境的‘知 识考古学’”,是陈寅恪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是把对象当作客观 、独立的对象,把注意力放置在对象内部逻辑的发现;是避免强烈道德判断的加入和对 研究方向的支配;是对概念、现象作凝固化、本质化理解,转变为把它们看作是历史构 造之物……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这种方法上的变化,可以称做从“外部研究”到侧重 “内部研究”,或从“启蒙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偏斜。

   有的学者指出,在从通才的时代进入专家的时代之后,文学家(包括文学研究者)仍保 持某种“特权”:他们“敢于对别人的问题乱插嘴,靠的却恰恰是自己的‘没有方法’ ”(注:孙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事情确是这样。不过,在当代中国,更加普遍的现象却是,谁都可以对文学 和文学研究“乱插嘴”。有一次,作为中央电大当代文学学科“指导小组”成员,我和 谢冕先生参加教材审订会。审订的有会计学、市场营销、近代史等课程。讨论时,谢先 生和我自然只有洗耳倾听的份。最后轮到讨论当代文学史了,未等我们开口,史学家、 会计学家、市场营销学、统计学专家,便纷纷在“我们是外行,说的不一定对”的开场 白之后,对作家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等,发表意 见。相比之下,文学教授和研究者是最没有“学问”的了。而当代文学研究者又处于这 些混饭吃的人的最底层。他们的“没有方法”,“不严谨”,不仅受到别的学科的学者 的怀疑,而且为治古典文学、治现代文学的所轻视。这种尴尬的处境,和摆脱“没有学 问”的评价的“焦虑”,推动我们展开了让自己严谨、深刻起来的努力。

   方法、态度的调整,它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文学问题和文学史研究上,出现 了若干有“新意”的成果。至少是,以“当代”为基点的视角和关注方式,与20世纪80 年代确立的以现代“经典”为基准的视角和方法,形成了对比,也有可能展开对话。在 今天,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已经淡化,研究领域的上溯和延伸已成为普遍现象。 不过,这并不单纯是“拓展”的具体方法的不同,在一些情形下,它表现的是视角、“ 立场”上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代文学”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已经消亡,在另一 些研究者那里仍然存在。不同视角、立场的对比、交锋和可能的互相渗透,肯定会对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活力。

   近年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者的心理、态度上说,在有的人那里,则好像是变得越来 越不自信,觉得矛盾重重,对事情常常犹豫不决。记得在1997年,参加谢冕先生组织的 “批评家周末”,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当时,我说到陷于“矛盾之网” 中的困惑,并用了“问题的批评”这一不太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后来,写当代文学史 ,对遇到的问题的感受更加尖锐。1999年春,钱理群先生给我看他的一篇文章。我便在 一个纸片上,把这些怀疑和困惑写给他。钱先生写过《丰富的痛苦》,讲述唐吉诃德和 哈姆雷特的“东移”。虽说钱理群对这两个人物都有同情,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禀性 中有更多的唐吉诃德的成份:理想主义,浪漫激情,果断,目标明确。所以,当时写这 些文字,从“潜意识”上说,大概是希望他能指点迷津。这些文字我没有留存,再见到 它们时,是被引在钱先生的文章里。其中说,“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 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 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 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 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 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 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 ?……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 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注: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 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如此等等。(重新读这段话,那些问题依然存在,但谈论问 题的方式,包括使用一连串的排比性问句,却有些当时并未意识到的“矫情”)。待到 想听钱先生的意见时,他接着却说:“这也正是我也没有想清楚的。”在另一篇文章, 他又说,在80年代,自信,毫无顾忌,旗帜鲜明,而现在,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和“ 疑惑”,“……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 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 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 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看起来,不顾一切的唐吉诃德,也变得 犹豫不决、矛盾重重了。但钱理群先生说得好,“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和 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注:《矛盾与 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他把这种不间断的自我反思,当作一个 知识者的品质和必然遭遇来理解。

   这种种困惑、矛盾,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在认识 到“文学”的边界和特质的历史流动性之后,今天,文学边界的确立是否必要,又是否 可能?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抑制“启蒙主义”式的评判和道德裁决,是否会 导致为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 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 ,和以文学“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 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 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 凝固?

   几年前,读过孙歌谈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极深的印象。她说 ,“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 “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 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注: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 学评论》2000年第1期。)。从根本上说,我的矛盾和犹豫不决,与对这一点的体认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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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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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坛》(南宁)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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