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 张小敏: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5 次 更新时间:2005-09-30 03: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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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   张小敏  

  

  [提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比较多地强调国际冲突及其因素的分析,对国际合作缺乏有力的分析与研究,对国际合作持悲观态度。本文结合新自由制度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特征进行了新的分析,提出了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视角。

  [关键词]国际合作 新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 相互依赖 全球治理

  

  在国际社会缺少世界政府,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限度,是国际关系各流派,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争论的焦点。进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日益推进,各国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出现全球性大变革的情况下,国际合作将有什么样的前景,新自由制度主义根据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作了新的阐释。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仍有许多的不足,但它比新现实主义更有阐释力和预见能力。本文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主要研究和分析适合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新自由主义综合理论,提出国际政治的新自由主义视角,以使我们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问题有更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状况的认知。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

  

  (一)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是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而权力与相互依赖便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的研究范式。他们并不否认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国家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行为体,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性,但同时他们强调用国际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所导致的国际制度层面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透过国际机制,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制度有助于克服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国际冲突,或将冲突限制在制度范围内。

  基欧汉和奈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世界政治的物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就连深植于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亨利•基辛格也承认:“国际问题的传统议程—大国均势、国家自身的安全-也无法界定我们面临的威胁,也难以诠释未来的前景。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昔日的标语不再具有启示意义,过去的解决办法也不再奏效。在经济、传播 和人类共有的期望等层面,世界早已变得相互依赖”[1](p3)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

  在基欧汉和奈那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意味着彼此相依赖(mutual dependence)。”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1](p9)相互依赖源于交往,如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二次大战后国际交往急剧增加,在交往中产生了相关的制约和成本问题。当交往产生而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相互依赖便出现了。相互依赖与相互联系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总是与代价相关。

  基欧汉和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他们给出了一个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正如经济学家为市场竞争机制设计的理想模型一样。他们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并不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复合相互依赖更好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实。

  基欧汉和奈认为,作为理想模型的复合相互依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常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公司(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第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许多问题由通常被视为国内政策的事务引起,而国内问题与对外问题的区别非常模糊。第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1](p25-26)

  在复合相互依赖情况下,各社会联系渠道的多样化,交往密度的加强,一方面模糊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使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非零和博弈增多;另一方面也易于使各社会间的信息流动更畅通,增强了了解和互信,减少不信任和误判,并逐渐在相互学习中形成更多的共有观念和共同体感。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军事安全不再是始终占据首要位置,而且武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要超过武力所能获得的收益,冲突为此而受到制约,行为体将会有更多的克制。随着经济、环保、反恐等一系列“低级政治”问题被广泛地纳入议程,决策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各国间的合作空间增大,合作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增加。

  基欧汉和奈详细研究了海洋和货币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和美加、美澳关系。在海洋领域和货币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有程度上的差异,但都出现了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的预期,与现实主义模式呈现较大差异。在海洋问题领域,武力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武力不再位居核心,也不再有利于强国的主导地位。尽管在特定问题上,武力时而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不再是决定结局的至关重要因素。在国际货币领域则更少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海洋和货币两个领域里,政府间各种层次的相互作用剧增,非政府交往渠道也有所增加,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主义条件下作为国家政策最为有效工具的军事力量,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操纵问题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控制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对国家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在美加关系中,社会经济问题突出,各问题间的等级结构难以确定和维持,双方并不使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重大分歧,两国间在战后建立起来的机制约束了美国的行动,强化协调与和解的价值。美国与加拿大、瑞典与挪威这样的国家间关系中,武力已经长时间地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显示出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合作不仅可能,而且会日益扩大。虽然基欧汉和奈对复合相互依赖下的合作问题表现得很审慎,但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已经显示出,随着复合相互依赖的推进,国际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

  

  (二)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密切相关,国际机制理论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新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

  相互依赖导致某些规则和制度安排,这些规则与制度被称为国际机制(internatiomal regimes),国际机制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便构成为国际制度(internatiomal  Inltitation)。

  关于国际机制的概念,学者们有诸多的不同定义。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认为机制是“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为控制冲突而实施的人为安排”[2](54)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定义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所谓国际机制,指的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所谓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所谓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所谓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所谓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3](p186)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指出,相互依赖关系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或受到该网络的影响。因此,他们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governing arrangments)基欧汉不满意克拉斯纳的定义,他又将国际机制定义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他认为,国际制度(Inta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包括三个内容的体系: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 Conventions)。其中,“国际机制”就是克拉斯纳定义中的明示的机制,“国际惯例”是克拉斯纳定义中的默示的机制。[1](p20)基欧汉将国际机制的概念扩展到国际制度,将国际组织包容在国际制度概念中,从面建立了比较严谨的国际制度体系。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是追求收益的理性自我主义者;权力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国际机制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具有重要作用;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国际机制形成的理论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国际机制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行为体相信,这种安排能实现互利。国际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的。[4](p49)基欧汉认为,要理解国际合作发生的条件。这并不是说,国际制度总是促进全球基础上的合作,但是,所有国际合作的努力都是在某种制度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背景可能会对合作的努力起到促进作用。他指出,在国际政治领域,如果协议中不能获得潜在的收益,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协议不能带来互惠,那么就不会建立国际制度的需求。与此同时,从历史上看,并非可以轻易达成。正是协议的潜在价值与达成的困难两者相结合,才使得国际制度富有意义。为了在不只是分散的基础上实现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人类不得不利用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由于人们始终难以沟通、监控行为体的行为,尤其是难以强制他们遵守规则,所以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人们从来都不能忽略交易成本。甚至,在缺少等级制权威的情况下,制度也能提供信息,稳定预期,因此事实上,世界政治中的大部分具体制度起着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有两个中心命题,一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既然机制构成一种国际秩序的要素,这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基欧汉认为,“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命题即霸权国家能够促进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谨慎的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第二个命题的错误在于,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国的存在。霸权后作作是可能的。[5](p37)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霸权的衰落可能使得建立国际机制的需求增加。 新的国际机制可能由于旧机制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的增长而得到促进。明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都明白,要达到他们的目标,无不依赖于他们对制度的承诺,正是这些制度,才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基欧汉承认,从政治上讲,这些制度的影响不会是中性的。人们能够预期到制度有利于特定的成员。就在已经建立的制度之外达成的高额交易成本而言,在制度内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府发现,自己在这一问题领域总体上处于劣势。更一般地说,任何制度的规则都将反映其实际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相对实力地位,这种地位限制了它们可能有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并进而影响着交易成本。尽管如此,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具有普通的重要性,国际制度具有促进合作的潜力。[6](p324)

  

  (三)全球治理

  基欧汉和奈对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作了区分:全球主义被定义为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1](p275)。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形式,全球主义的强度可以引起三种不同程度的变化:网络密度的增强;制度转化率的提高;跨国参与的加强。“强全球主义”意味着,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会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地交织在一起。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会发现,他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需要管理全球化。基欧汉和奈列出了五种形式: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国家行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3、区域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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