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1 次 更新时间:2015-06-14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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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学史”,主要指“通史”,包括学术性专著和大学文科教材,但也会谈到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专题史、文类史等。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有的人私下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这当然也包括我过去参与编写的那些。这话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听起来,很受刺激,也颇为伤心(有的则很愤怒)。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偏激。不过,认真想想,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20多年中,确实问题不少。从不少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文学史观念、评述体系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这方面的“从业人员”不努力的缘故。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还是努力,也很辛苦的,至少是不比另外门类的研究者更偷懒。

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多,平心而论,我见到的重要几部,各有特色,可以见到编著者在更新观念和方法、改革编写体例上所作的努力。举例来说,刘锡庆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1],除对文学思潮做简要评述外,主要文学侧重各体裁的创作,将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介,与某一体裁的时期特征和演化状况,交互渗透,突出对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的总结。于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2],似乎是最早见到的当代文学史的个人撰写著作。过去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编写。集体编写解决了个人在资料处理上的难度,但也带来常见的不平衡、不统一的问题。于可训的“史论”评述扼要简洁,对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特征和文学思潮、作家创作个性的分析,常有颇富启发性的见解发表。赵俊贤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综史》[3],以作家的“文学观”,作品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思潮模式”作为角度来描述当代文学现象。也许会觉得那些形态的划分有些琐碎、僵硬,框架的设定也有些“先验”,但确实表现了突破原有框架的可贵努力,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试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4],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编著者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经验充足。这次对80年代的三卷本做了全面修订,学术水准有长足提高。修订本的篇幅做了压缩,分上下两卷。在材料的丰富、翔实,体例和评述的稳妥上,这部史著表现相当突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张炯主编)[5],在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规模最为宏大。《中华文学通史》共十卷,当代部分占了三卷,这种分配方式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部文学史内容全面,除中国大陆外,也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同时,也很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的文类外,还设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各编,这些都是创新贡献之处。这部当代文学史,写入的作家、批评家、作品最多,资料也很丰富。但参与写作的人员实在太多(约30人),各部分水平有极大出入,材料也有不很准确的地方。由于追求全面,有时成为作家、作品的罗列,但“座位”再多,也还是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因而也引发一些矛盾。而且,这部文学史好像很看重作家的官职,主席、副主席、代表、委员的,不厌其烦。不过,从这部书的规模和涵盖的面看,它仍是值得重视的著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社科院文学所组织集体力量,还编写了两部当代文学史性质的研究著作。一部是杨匡汉主编的《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6],另一部是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文学50年》[7]。两书均以专题方式,来总括地评述当代文学进程,将史论加以融合,对许多问题有深刻的阐释。丁帆、王世城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8],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中的“断代”史论。作者设想对这一文学时期的评述,能摆脱“政治性”的是非判断,“真正”从“文学本身的价值确证上”来解释文学现象。另外,在90年代末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还有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9]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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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那种指责,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也要承认问题不少。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尽人意的原因何在?一种说法是,在被称为“当代文学”的领域,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有“才气”的人不大愿意从事当代文学史工作。在我看来,换一种方式说可能要稳当一些。这就是,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气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问题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只要回顾80年代文学界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况且,在80年代,所谓“当代文学史”,要处理的是50-70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当时正受到普遍质疑。在未能有新的视角来证明其对象具有关注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略可以说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张颐武在一篇文章[11]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限定在“现状”研究之上,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因,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他说,在“新时期”,“当代文学”一开始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不能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而80年代“个人主体”的这一主导性话语,在“现代文学”中能找到最有力的例证。于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轨迹,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五四前后的辉煌起点(高峰),其后是不断退行、下降的过程。张颐武描述的,确是那个时间的主导思路。尽管对下降的起始点看法略有不同:有的定在1928年“革命文学”提倡时期,有的定在1937年的抗日文学,而对“文革”时期是“谷底”的看法却很一致。那时普遍认为,“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文学的“复兴”,这一“退行”才宣告终结。这样,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探索自然没有必要,“当代文学史”被看做是“次等学科”,当代文学研究也就被理解为“共时”的现状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这种理解相当普遍,如《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影响很大的论文。最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孔繁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处理1949年“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文学时,采取了极大的压缩、忽略的方法,来表达这种评价。它取消了“当代”为标志的时期划分,从1917年到1996年,是一个大的时期,并画出了这一时期的“下降”、“退行”的轨迹。应该说,这一理解,这一轨迹的描绘,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从学科关系来观察当代文学史研究被忽略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做出补充和修正。第一点,“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是“文革”后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而是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开始建构的,虽然当时“当代文学”的时间还很短。它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学科话语”,它的体系、概念、描述方式,当时就已基本确立。只不过到了80年代,这一整套的学科话语,受到广泛怀疑和弃置。第二点,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80年代确实表现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强大优势和压力。但是,在50-70年代,则正好相反。当时反倒是“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优势和压力。那时,“当代文学”是“高一等”的。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书的文学史观念和评述框架,确立于60年代)中的文学史图景,与“新时期”一些现代文学史,或一些论著所描绘的图景很不同。王瑶等的文学史,自然没有直接评述“当代”的文学现象,但是暗含了“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上升的历史判断:“当代文学”是克服了“现代文学”存在问题和弱点的产物。现代作家、文学运动存在的缺陷,只是在解放区文学,只是到了“当代文学”,才得到“真正”解决。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中,是放在虽取得重要成绩、但又存在历史性弱点的叙述框架中处理的。“文革”结束后,以左翼文学作为主流的“当代文学”出现了危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这种学科等级关系发生了“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它的阐释价值也连带出现了“危机”。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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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不愿就这样心灰意冷,他们还是要寻找出路。这样,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便努力于建立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或者从学科关系的变动上,来寻找、确立学科的规范性;或者试图寻找有效的方法,来为50-70年代文学拓展阐释的空间。下面择要对其中一些成果,做简略介绍。

一是陈思和关于抗战以来文学史研究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组文章中,如《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等。在这里,“战争文化心理”和“民间”这些提法和概念,既富启发性,也存在许多争议。他提出将抗战到“文革”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独立阶段来处理,并描绘这一文学时期的基本特征。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定位在大学文科低年级用书,但探索新的评述体系的努力显而易见。提出“潜在写作”的命题,发掘曾被压抑、掩埋的文本,并在另一些文本中发现裂缝,以显现“一体化”时期仍存在的多种文化构成。这是这一工作的价值所在。

二是黄子平的研究。80年代他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一文,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文章之一。近年又出版了《革命•历史•小说》一书[12]。该书由若干篇论文组成,其中最主要部分,是研究现代中国小说的一种类型,书中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他力图离开简单、粗陋的政治、美学评价,把对象放到“历史深处”,揭示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这种考察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小说如何讲述革命,参与这种叙述的“正典化”;另一方面是革命如何规约、改变我们想像、虚构、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由此,把分析引向对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上来。

“再解读”,指的是90年代的一种批评活动,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3],唐小兵主编,收入刘禾、黄子平、孟悦、戴锦华、唐小兵、刘再复、林岗、马军骧等人的一组文本解读的论文。涉及的有小说《生死场》、《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歌剧《白毛女》,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电影《青春之歌》、《红旗谱》等。论文撰写者多为学院出身,并有不同程度的西方现代理论背景。论文的撰写与编辑,不仅为了对涉及的文本重新阐释,而且更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相关。其解读基本路径,在谈到黄子平的研究时已做了提示。《再解读》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被称为“大众文艺”的实践。还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不仅注意文学,而且注意戏剧、电影等艺术“文本”。在编者看来,这不只是解读范围的一般扩大,而是关系到左翼文化界“对文化及其生产过程的一次大面积重新定义”。还有一点是,重视文本的改易、变迁这个在“当代”的重要文学(文艺)现象。对文本变迁与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历史想像的关系,在孟悦对《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到芭蕾舞剧),戴锦华对《青春之歌》、《红旗谱》(从小说到电影)的论文中,有很好的分析。

“再解读”其实是文学史研究的经常、普遍的活动。如果它是一种有系统的工作,则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是更新文学史图景和描述方法的一种试验。谢冕主持的“批评家周末”,有一个时期也以“再解读”为中心。涉及的文本有《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青春之歌》、《望星空》、《赶车传》等。李扬近年来致力于以新的视角来阐释当代文本,部分成果在专著《抗争宿命之路》中已得到体现,另外的论文,也陆续在刊物(如《黄河》)上发表。

1998年,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14]。主编者说明,这套丛书的体例和部分方法,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获得借鉴。从1898年到本世纪末的百年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11个年份,以此来涵盖、辐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现象。在大的写作原则上有所协调,但基本上是个人著作。由于并不相同的文学史观和不同的评述尺度,各书之间有许多差别,学术水准也不一致。但注意广泛文化现象,努力描述文学的具体“历史情景”,表现了重视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环境和文学生产方式的趋向,是共同点。与此相关,则是对作家和文本的关注欠缺。另外,在局部中来发现、提取于20世纪文学有重要意义的命题,也是思考的着重点。

近年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有其它重要成果。如在专题史、文类史领域中等,都出版了有意义的著作。如陈美兰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南帆、吴义勤对当代先锋小说的研究,李振声对当代先锋诗歌的研究等等。这些,不在本文评述的主要范围。

上述种种努力,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可能开拓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思路和方法,并非简单地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成熟”的方法、理念的靠拢,因为“当代文学”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阐释的切合的途径。现代文学史研究所确立的理念和方法,对观察当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自然很有用,但又不是能够完全胜任。“当代文学”究竟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怎样对待,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些问题,会因为纳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规范而被剪裁弃置。对于现代文学史,经过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几代学人的勤奋工作中,已处在一种相对的稳定之中。而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则可以说还是暴露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从目前的情况说,“很”“成熟”了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要有所进展,主要是寻求对“规范”的偏移。对“当代文学史”而言,则是在这种不稳定中,寻找建立有效的但并非一律的“规范”体系。因而,前者将会继续以较高的“学术水准”的面目出现,后者则具有更大的新鲜感和挑战性。因此,研究“当代”的我们,也不需过分悲观,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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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视角、立场、方法上比较一致的情况,已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分裂”。这是值得庆贺的现象。十部百部一面的状况,有了初步的改观。出现了在评析立场、方法上有差异和创新的著作。目前,需要辨析不同的立场、方法各自的可能性,所能到达的境地,以及它们各自的限度。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代人”有没有可能处理“当代史”?“时间”距离过近,被普遍看作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不利因素。但是从另一面说,当代人叙述亲身经历、见闻的事情,其实也有后来者难以取代的长处。他的参与、体验、心理反应,不是未亲历者通过想像、猜测所能把握的。问题是能否把“亲历”转化为洞见,而不是成为固执、偏狭的屏障。所以,“当代人”的研究和后来者的研究,应该构成互为参照的关系。对于亲历的“当代人”而言,历史撰述还另有一层责任。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时间”的“洗涤旧迹”的难以阻挡的运动中,使一些事情不致过快被冲刷掉,抵抗“时间”造成的深刻隔膜。这应该是“当代人”研究的主要动力。其实,“当代人”这个概念已很含混,难以确指。有从“旧中国过来”的“当代人”,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人”,也有六七十年代出生、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当代人”。这样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时,课堂上学生的提问是:“‘文革’是什么意思?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当代”、“当代人”这些概念已支离破碎。要尽快摒除为“当代人”代言的僭妄,弄清楚自己的立足点,在面对当代文学现象时,既发展各自的优势,也对自身的限度保持清醒。这样,拥有不同方法和立场的研究者,也许能建立起一种对话的关系。

在当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如果从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着眼,大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这可以称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提出这两个词,很容易就想到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上所做的“内部”和“外部”的划分。但这里不是那样的意思。孙歌在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时候,介绍了丸山对学术研究(思想史、学术史)的观点[15]。面对历史对象,有从“外部”进行研究、批判的,也有深入“内部”来进行的。丸山真男高度评价野间宏,说从他那里找到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这种方式,也许又可以称为“历史批评”或“历史主义”的方式,深入到对象中去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因而可能较具备瓦解对象内在逻辑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外部”方法,丸山称做“启蒙主义”的方式。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这种“外部”的、“启蒙主义”的方式占有比较主要的地位。在确立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基础上,审察当代文学进程,评骘作家作品。这在推动文学观念和文学评价标准的更新上,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它的限度和弱点,现在也有充分暴露。最重要之点,一是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另一是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

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并不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而仅仅是“当代文学”。但常识最容易被忘记。只有把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存在,也承认它有特定的语境,把他者当作“他者”,才能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连带着会要求抑制简单的暴露式处理方法,抑制道德主义的感情冲动。当然,如丸山真男所说,“理解他者”的“理解”,并不等于“赞成”,它不包含把对方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意图。因此,所谓的“内部”研究,既可能获得拆解对象内部逻辑的批判力量,但也可能被对象所同化。相对应的两种叙述“后果”是,或者醉心于把自己的影像投入到对象中去,或者又容易抱一种冷漠的、犬儒主义的令人嫌恶态度。这两种方式,两种研究取向,成为今天当代文学史工作上的“两难”。

其实,学术工作上的这种“两难”,也是我们“两难”的现实处境的一定程度的反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积极面对它。



【参考文献】        

[1]刘锡庆.新中国文学史略[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于可训.中国当代文学史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赵俊贤.中国文学发展综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4]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M].华艺出版社,1997.

[6]杨匡汉.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

[7]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J].天津社会科学,1994,(4).

[12]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13]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14]谢冕,孟繁华.“百年中国文学总系”[Z].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5]孙歌.文学的位置[A].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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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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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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