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由刘山、何方、杨成绪、杨达洲、阎学通、郭震远、陆建人、陈德照、王持明、楚树龙、章百家、于程、侯颖丽、金灿荣等人共同参与研讨
大国关系是世界格局的主要构架，它经历冷战结束的历史性变更已有五六年。现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形势继续缓和，但强权政治和诸多不确定因素仍令人关注。1996年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又有引人注目的新变化，比如美欧摩擦深化，对一超的挑战尖锐，美日同盟加强，中国崛起的影响加大，中小国家在大国棋盘中的地位增强。围绕大国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本刊一起组织了专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发表了丰富多彩的意见，提出了不同见解。会议还就冷战后大国关系是否走向了定型，如何估计西方大国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摩擦与合作等等问题，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本刊收录汇集有关发言，作为岁末年初的《回顾与展望》的首批文章。
大国关系中的三个动向
近年来大国关系的调整，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美国同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摩擦增加，但彼此又有合作的需要，出现既斗争又合作的双重关系。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俄尖锐对立，但在其他方面仍需合作。对于制裁两伊和古巴，美国同欧盟有分歧；法国还不顾美国的反对插手中东和平进程。但美国同西欧的同盟关系仍是主导方面，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谁也离不开谁。去年以来，中美关系不好，今春一度形势紧张，但俄中关系、欧中关系均保持发展势头，迫使美国不能不调整美中关系。美日关系今年虽有所改善，但并不能掩盖日对美离心倾向和美对日崛起的戒心。美国同其他大国这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对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具有制约作用。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选举秘书长时，出现14国赞成加利连任，唯独美国反对，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二、亚太地区出现大国力量相对均衡的局面，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大国本身综合国力的因素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有着重要作用。东盟与印巴等在本地区成为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东盟在地区安全论坛上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今年举行的没有美国参加的欧亚首脑会议也显示了东盟作为地区重要力量的作用。中国要在大国关系中争取有利地位，必须重视地区性大国和国家集团的作用。
三、90年代在欧美日经济结构调整中，美国的状况最好，不仅在发达国家中保持了较高增长率，而且重新恢复了国际竞争力世界第一的地位。那种认为美国处于衰落状态的看法并不全面。
大国关系相对平稳
4月24—2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的大国关系，是冷战后大国关系基本特点的进一步发展和调整，没有发生什么特大变化，显得有些平稳。这是因为：第一，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已在逐渐形成，走向定位。第二，各国的国内问题突出，矛盾加剧，都忙于整顿内部，更加内向。例如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的大选，都主要是内政之事。第三，几年调整初见成效。例如在作为相互间主要矛盾的经济问题上，就没发生重大摩擦和冲突。美日间也是用申请世贸组织仲裁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动辄制裁。这当然也与世界经济形势不错和美国情况好于日欧有关。第四，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作用的突出，加强了对大国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1996年大国关系在继续调整中也有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这里只举出以下几点。首先是美国同其他大国的矛盾有所上升。虽然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胜于欧日俄（同发展中国家比还是相对衰落），但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却在下降，在制裁古巴等和选举联合国秘书长上陷于空前孤立。一些盟国还和它公开争夺主导权。美日关系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深层次的矛盾还在发展。其次，在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化也发展极快，使大国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渗透不断加深，共同点和共同利益在增多和扩大，从而加强了合作的势头和协调的机会，使一些矛盾与冲突受到调节和控制。第三，冷战后的裁军过程正在告一段落，出现了停止减少军费和更新军备的趋势，使军事安全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是因为要充当世界领袖。日本则是为争当政治大国而加强综合国力中的军事支柱。北约东扩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美日加强军事合作则有干预中国统一的图谋。最后应指出的是，中国同美日的关系曾受到干扰而一度出现紧张，根本原因就是两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和统一。此外，美国还在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则有历史问题。直到最近，中美中日关系才分别有点改善。
中国对大国关系的战略是搞好同所有大国的关系。中俄间已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当然极为重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需要它们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它们同样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美日就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现在中美关系已有转机。只要双方努力，就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发展。对日关系要坚持原则，但也一定要继续高举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旗帜，以复交25周年为契机，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向前进。除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搞好大国关系是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的重要一环。
分歧摩擦加剧改善弥合的努力也在加强
1996年，国际形势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大国关系变化。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大国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逐步形成，在相互分歧、摩擦加剧的同时，改善和弥合关系的努力也在进行中。
美国致力于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加强其对国际事务的领导作用。美为增强同盟国的凝聚力，并且随着经济实力有所加强和出于国内大选等的内政的考虑，进一步突出安全的因素，加强对俄、中的防范，加大对两伊和古巴的遏制。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在西方盟国之间，美欧外交上协调一致的方面日见削弱，而背道而驰、尖锐对立的方面却不断加强。欧洲加紧摆脱美国的控制，反对美国的独断独行，谋求建立独立防务的趋势有了进一步发展。美日之间的协调和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均有所增加。美日的接近，并不能掩盖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和利害冲突。日以低姿态反美，难以苟同美动辄对他国施压和制裁的作法。
大国之间，任何一个国家的对手，并不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的对手。任何两个国家走向对抗，只可能对第三国有利。西方大国防范中国方面有了新的变化。它们在对付中国方面存在着一致性，但步调并不和谐，相互协调对付中国的难度也有所增加。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打交道，妥善处理对华关系的趋势也有了加强。
一超四强的多元格局
1996年的国际形势是与当前的国际格局分不开的。对世界格局中的所谓“极”，笔者有不同看法。今天俄罗斯的实力已不能与当年同美国抗衡近半个世纪的苏联同日而语，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和日本五年来久久不能摆脱经济衰退，综合国力并没有很大提高，很难说它们已成长为“一极”；至于中国虽然五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国力提高较快，但从各方面衡量也不能算是“一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国际格局处于“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15年、20年，甚至30年。对此，笔者也不能苟同，既然是“过渡”，总有个终了吧。假设这个“过渡期”长达30年，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格局。
笔者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新格局已经形成，其特点是“一超四强”事实上左右着当今世界。“一超”是指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就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以及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而言，美国是唯一有资格保留其“一极”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虽遍布全球，但新的多元格局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一家“包打天下”，尽管它时不时地要露出一副霸主相。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考虑业已形成的其他“四强”的利益和立场。这“四强”是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对于一些国际问题，特别是地区问题的解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是不能无视的，它们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在“一超四强”的新的多元格局下，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近年来，波黑内战的结束，中东和平时程的进展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美国又成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的中心，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西西”诸矛盾中都是这样，尤其是近两年来的国际事态发展表明，美国与“四强”的矛盾增多，纠纷不断，关系日趋复杂化。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观察美欧、美日之间的经济纠纷、政治分歧和军事竞争时，切不可忘记它们毕竟是政治、经济制度相似、意识形态一致，又有条约相约束的盟国。在具体问题上，它们彼此的利益可能是相冲突的，从战略上讲，它们的利益则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它们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反对或者不愿看到照顾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出现。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如一代人——30年内），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力量来打破目前这个“一超四强”的多元格局。今后的国际形势走向，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超四强”的态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走出理想主义
由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一直是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核心。美国一心想独霸世界，而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则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1996年大国间谁领导谁的斗争与前两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在三个方面有较为突出表现：
一是大国关系进一步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美国更加意识到，独霸世界的愿望难以实现，开始着手改善与中、俄、日、德四强的合作关系。日本更加明确，只靠经济实力要起世界政治大国作用是不可能的，在世界和地区政治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俄罗斯更加认清，政治制度的变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而与中国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德国更加体会到，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要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实行了欧洲重于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德国走在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前面。中国更加感到，实现民族崛起就难避免与霸权主义发生冲突，采取了斗而不破，斗争中求合作的政策。
二是“一超多强”不平等关系进一步改善。经过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准备接受中国是上升的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准备接受中国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日本从原先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地位成为与美国合作的伙伴，在东亚安全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开始采取与美国不完全一致的立场，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进一步提高。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采取较前强硬的立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美、俄、德、日都说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是他们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三是处理大国关系的政策从不适应冷战后的形势走向较为适应。美国调整了 四面出击的政策，稳定与日本的关系，重视与德国关系，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准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日本降低了对美说“不”的调门，对华重新采取较理性的政策。俄罗斯放弃了靠外援来发展的幻想，加强与他国的经济合作关系。面对与日、美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德国将经济利益置于政治分歧之上，采取了比美日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面对多边合作安全机制不断发展的现实，中国在加强与大国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积极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安全机制的建立。
以上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一、双方都认识到中美政治分歧非一日之事，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解决。二、双方的策略更加明确。美国经过广泛辩论，两党对华政策重新趋于一致，明确了“接触政策”（engagement）的涵义与内容。中国对美政策更加明确，即只有在美国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下两国关系才能稳定发展。三、双方的观念进一步更新。美国开始认识到冷战思维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遏制政策是行不通的。中国认识到促使美国真正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只靠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是不行的。
利益重合与冲突日益明显
经过前几年的调整，大国关系明显表现出真正冷战后时期的特点和基本框架。
1.一超多强的大国实力对比模式将在较长时期内一直保持下去。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美国的实力将在较长时期内不仅将一直居各大国之首，而且将一直保持其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全面领先地位，以及运用这种全面优势保持并扩大其在国际事务中主导地位的政治决心。其二，各大国实力相对均衡化的过程将持续进行，日本、欧洲、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俄罗斯实力也将有所恢复，他们与美国实力的差距将不断缩小，但在可预见的较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全面接近美国的水平。
2.各大国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已基本明确，争取在21世纪优势的竞争已经开始。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各大国完全按照各自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的定位来明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突出了独立性。美国、中国以及一定程度上欧洲一直都有比较明确的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现在，一贯依附于美国的日本，以及前几年一度企图依附于西方的俄罗斯，也都明确地显示出自己独立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其二，各大国所明确的战略利益和目标不仅着眼当前，而且更是立足于争取各自在21世纪的优势，包括在全球，特别在亚太、中东、东欧及非洲等重要地区的优势。此外，争取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在重要的多边国际合作中主导地位等的竞争，都方兴未艾。
3.大国之间利益重合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局面日益明显。现在的大国关系较之冷战时期或对抗或结盟的相对简单明确的关系复杂得多，彼此之间利益重合与冲突同时并存现象日益明显，特别在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尤为突出。1996年美国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的矛盾、摩擦都有明显表现，当然矛盾和摩擦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由于这些矛盾和摩擦，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破裂，而是在摩擦之后又有所恢复和改善。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这种复杂化局面的出现，是冷战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大国利益日益独立的必然结果。
4.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政策中，两面性日益突出，大国关系变化前景更具不确定性。这种两面性即为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不惜与其他大国冲突、斗争，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或就在同一情况下也准备与自己的对手妥协、合作，使冷战后大国关系变化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大国关系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则将是长期的现象。
亚太舞台上的中国因素
1996年世界形势的一个突出之处是亚太地区构成了国际事务的主舞台，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在这一地区表现最为明显。美、俄、日、中、东盟等世界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在这里展开了角逐与较量。尤其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各大势力都把中国作为对外关系中的主要考虑因素。1996年亚太各大国关系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着中国进行的。
1.日本对中国施压，导致日中关系变坏。桥本政权推行右倾保守的外交政策。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一方面接连对中国施压，如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而停止对华无偿援助；明知中国的立场，仍打破惯例，参拜靖国神社，并将其列入自民党竞选纲领；默认阁僚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纵容右翼团体对我钓鱼岛主权进行挑衅，等等。这些行为反映出，面对中国的强大，日本深感不安，正在加大抗衡中国的力度。
2.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双边关系有所改善。1995年是美中关系恶化的一年，但1996年下半年起关系趋缓。3月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美国朝野两党明白了底线。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已难以阻挡，遏制未必有效，而用“接触”的方法，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其遏制与“接触”两手皆备的策略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3.美日加强同盟关系，其中也有中国因素。4月，美日签署安保宣言，把军事同盟关系推向21世纪。此举有多种意图，其中防备与牵制中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4.俄中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的崛起使实力锐减的俄罗斯更加重视双方的睦邻关系。4月下旬，美日安保宣言签署后，俄中也签署了确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声明。接着俄、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共同签署在边境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这表明，俄和中亚各国认识到与日益强盛的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其根本利益。
5.东盟与中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东盟在我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时保持冷静和沉默，不支持美国出动航母进行干预。东盟接受中国升格为其对话国的要求，让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发挥更大作用等，都说明东盟认识到中国在亚太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要与我保持和发展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也在蔓延。我国坚持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和与各大国的关系，对亚太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在国内经济调整的基础上发展
1996年大国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合作与竞争的因素都在增强，贸易增长速度继续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而投资与金融资本相互流动的增长更明显快于贸易的增长。大国相互依存关系普遍地得到发展，呈现出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的特点。与任何一方发展经济关系都不能取代同第三方的经济关系。大国间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在1996年表现得更加明显。
大国经济关系中的自由化与保护主义都在发展。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调单边主义，在相互关系中频频使用“301条款”和反倾销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自由化仍是大国经济关系中的主要趋势。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在加紧发展同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区和亚洲经济圈都有重要进展，跨区域经济关系也在加快发展。
与过去不同，1996年大国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内经济进一步调整基础上发展的。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创15年来最低水平，贸易赤字减少；日本经济开始摆脱“低速”状态，出现2.5%左右的增长；欧盟成员国普遍地在向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接近，科技进步和信息革命在发达国家普遍取得重大进展，这些都赋予大国间经济合作与竞争以新的内容。
这一年，西方大国之间虽未出现大的贸易战，但经济摩擦有所增加。欧洲比过去表现出了更大的自由性。欧盟通过反对赫—伯法案的决议，对日贸易战略改变了过去一味追随美国施压的做法。美日贸易摩擦有所缓解，美对日贸易逆差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美日经济矛盾并未解决。
美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国际竞争能力仍居榜首，美元作为发达国家储备货币地位相对稳定（约53%）。美国利用这种相对优势地位，在对欧日俄中经济关系中，已不满足于签订经济贸易协定，而是比过去更着力于这些协定的执行。这使相互间的经济摩擦在这一年有进一步发展。
大国间的货币关系继续动荡不稳，但西方国家并未出现人们预料的货币危机。西方国家间的投资关系仍在不稳定和不平衡状态中增长。日本对欧美的直接投资以及美欧之间的直接投资都在进一步增长，但美欧对日本直接投资却由于日元利率过低等原因，出现了负增长，形成多年来少见的美欧直接投资部分地撤出日本的现象。另一方面，美欧日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投资都在增长，发达国家争夺发展中国家投资市场的矛盾有进一步发展。
政治和安全考虑仍是重要因素
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上升，但从近两年的国际关系实践、国际政治现实来看，政治考虑、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考虑，仍是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大国间综合国力竞争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它的深层内涵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之争，这是综合国力较量的实质所在。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相比，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安全、经济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但这种区别只是反映“流”，而不是“源”，经济力和科技力的较量是综合国力较量的基础，但不等于全部。综合国力是由诸要素共同或相互发挥作用形成的“合力”，正因如此，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和德国，被称为“不健全的大国”，它们都急欲实现向政治大国的转变。美国一再强调要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从未动摇和改变。尽管克林顿上台之初把“经济安全”突出为其对外战略三大支柱之首，但他强调这乃是“用以维持其在国际安全方面的领导地位”。当然，各大国的对外战略根本目标中，也包含了对经济安全、经济利益的考虑和追求，但可以肯定这并没有成为各大国确立和追求对外战略根本目标时的准绳。
大国间围绕全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也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当前，综合国力的较量表现在围绕全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今年围绕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制裁问题，美国以国内立法形式胁迫其他国家采取共同行动，而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则同样以立法形式与美国的赫—伯法相对抗。显然，美国主要针对的是它的盟国，这实质就是“领导权”与“自主权”之争。再比如，欧洲地区，大国矛盾有三个层次：美、欧、俄围绕是以北约还是欧安组织为基础确立欧洲新的安全机制以及北约东扩问题上的矛盾；美、欧围绕北约结构改革问题，欧洲国家争取与美国平等地位的矛盾；欧盟内部，法、德、英等国在欧盟建设问题上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地区事务主导权之争，且更多的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域主导权之争。各方对全球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更趋激化，且军事因素作用再度凸现，主要表现在今年重订和新签的军事安全联盟增多、大国以军事手段干预地区事务和别国内政仍然不断、军事演习频繁等，这不仅导致大国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而且使一些地区局势动荡不稳，矛盾加剧。
大国相互关系的调整、磨合更多的是从政治和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考虑的结果。今年的一件大事是美日重新加强安保同盟，它标志冷战后美日关系调整已基本到位，克林顿政权前二年，正因为突出了经济利益之争，导致美日矛盾上升，大有危及政治和安全关系之虞。此番美日“重新界定”安保体制，正说明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上的考虑压倒了经济上的考虑，把长远战略利益摆到了首位。俄中关系今年取得较大进展，叶利钦主动提出与中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需要。
美国与各大国关系趋向定型
同前几年相比，1996年美国与各大国关系出现了较为稳定的趋向，开始向定型和定性化方向发展。这种变化更多的不是通过多少轰轰烈烈的事变实现的，而是更多地通过深入、细腻的探索和调整实现的。主要表现在：
美日关系已较为彻底地改变了冷战后头几年“经贸第一、政治安全关系其次”的模式。双方领导人不再多谈两国贸易逆差，在经贸纠纷问题上威胁制裁等等，而更多地强调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同盟关系。这种倾向去年就已出现，但是在今年达到了定型化的程度。其标志是4月份发表的强化美日安全联合声明。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性调整。与此同时，美日也基本找到处理两国经贸纠纷的办法，即通过世贸组织和双边具体、务实的谈判寻求问题的解决。美日两国今年经济形势较好和美与日贸易逆差大幅度的下降，为两国低调处理经贸纠纷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大选和美国坚定北约东扩决心并确立其日期标志着冷战后“美俄伙伴关系蜜月”的最后终结，同时也说明美俄互有需要、互不信任、较为冷淡关系的大体定型。美俄在民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多大矛盾，但在安全和地缘战略利益上互有戒心和防范之意；同时，双方也要借助对方实现自己的经济和“大国”利益。
今年美欧关系表面上矛盾不少，沸沸扬扬，其实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分歧。美欧在赫—伯、达马托两法以及在中东、非洲等问题上的分歧是具体问题上的不同，不是战略上的争夺，它恰恰表明美欧关系的成熟和牢固，可以容纳正常的矛盾和分歧。美法北约南欧司令之争倒颇有争夺领导权的味道，但也是局部的。
美中关系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是策略性的，但也不是权宜之计。它表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走向成熟，是中方多年努力和美国朝野多年探索并形成一定共识的结果。双方关系气氛的改善和高层接触的增加有助于两国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但中美两国真正在冷战后建立对话合作的战略关系，解决台湾等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障碍则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之，1996年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反映出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与各大国实力地位相对逐步接近的长期趋势。
主框架中的中小国家作用
大国关系通常决定一个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但在讨论当前大国关系、讨论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转换时，我认为还必须注意中小国家在塑造大国关系中的作用。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中小国家有可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最近的几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发展的眼光看，这将是20世纪与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区别。
回顾本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国同中小国家关系的演变。本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中小国家的命运。第二，由大国构筑的多极世界始终是不稳定的。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它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精心构筑起来的势力均衡实际上十分脆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美苏两极结构持续了40年之久，是比较稳定的。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中小国家同大国的关系发生了缓慢但明显的变化。尽管在50年代初期，大多数中小国家还不得不在美苏之间作出选择，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但从50年代中期之后，中小国家就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立的政治意愿。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并没有因此加强，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中小国家特别是一些地区性多国集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中小国家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表现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明确反对大国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第二，要求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中小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保证和便利。第三，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影响和塑造本地区的大国关系。
最后一点是一个新的、重要的动向。以东亚国家为例，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东盟和澳大利亚等国不仅对中、美、日三大国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而且尝试着在这三国之间发挥某种协调作用。东盟和澳大利亚希望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一种稳定而均衡的大国关系。在安全方面，美国仍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在促进地区稳定方面中国的作用也同样是重要的。它们反对美、日一些舆论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认为参与亚洲事务的国家必须学会和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和睦相处。在经济方面，它们希望在环太平洋地区建立有各大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以促成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在政治方面，它们希望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和新兴的大国”起到“道德”上的“领导作用”，其含又一方面是要中国实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们希望中国能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维护亚洲的价值观念。
在我看来，东亚地区的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表明大国在构筑其相互关系和制定自己的地区性政策时，已不可能无视中小国家的意愿，中小国家的意愿正在成为影响未来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设想未来多极世界的图景时，我们似乎已可以看到，由大国撑起的主框架将由中小国家构造的辅助结构来加以固定。可以预期，这样一个多极的国际关系结构将比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多极结构合理得多，也稳定得多。
俄罗斯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1996年俄罗斯对外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化，对大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叶利钦总统访华，将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高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际上是对美国独霸世界企图的抗衡和抵制，是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采取的互助性自卫，客观上调动了中俄美三边互动因素和大国关系的相互制衡作用。
第二，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力主世界多极化。美国处心积虑地想建立单极世界，不仅对俄进行排斥、挤压和遏制，对其他国家也颐指气使，霸气十足，动辄制裁、施压，甚至大打出手。美国的所作所为使俄罗斯增长了危机感。俄近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指责美坚持“冷战思维”，企图独霸世界。在行动上，俄也力图恢复和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打破美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普里马科夫年初就任俄外长以来，不仅遍访了独联体各国，而且还往返中东欧，远赴拉美，南下东盟，最近又穿梭中东，走访亚太，频频向美发起挑战。
（三）俄罗斯与美、欧地缘政治利益争夺加剧，表明军事安全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仍不可低估。美欧在中东欧扩大北约，对独联体大肆渗透，同俄的安全利益和恢复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直接抵触，双方围绕东扩与反东扩、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日趋激烈。目前，随着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东欧融入西方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俄罗斯则力求确保独联体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今年通过与白俄罗斯建立“共同体”，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成立旨在深化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的“四国联盟”，进一步推动了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独联体各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经济、安全角度都还离不开俄罗斯。俄也会竭尽全力坚守这块最后的“领地”。
从目前看，俄罗斯对外政策已基本定位。虽然今后外交调整还会继续，但抗衡西方，加强东方，力保独联体的三位一体对外战略不致发生根本性变化。
东亚的大国关系
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亚澳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东亚地区大国关系”讨论会上，人们一致认为东亚处在历史过渡时期。苏联解体，美国力量相对衰弱，中国正在崛起，日本的作用扩大，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开始重组。今后几年，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要取决于美、日、中三个大国的关系，东盟的作用也很重大。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学者指出，今天中美关系症结所在是美国仍以冷战思想，利用地区原有历史问题，如台湾问题为其亚太战略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还会出现起伏和波动。
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东盟学者认为，中国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方面，中国无疑是一个大国。而大国的特征还应包括道德的力量。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国足以具有这种力量。中国在接受大国地位的同时，也能遵循国际规则，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
目前，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一是均衡的大国关系；二是中小国家成为大国关系的支撑和稳定因素。
澳大利亚学者指出，澳是一个具有中等力量的亚太国家，在安全、经济、军控及环保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能够发挥大国或小国都无法发挥的综合性的作用。
东盟学者认为，东南亚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统一有利于东盟在东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东盟可以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中等力量一起，共同维护东亚地区的力量均衡。
关于东亚经济合作模式问题，日本学者提出了建立由多个发展中心连接起来的“亚太经济走廊”的设想。与会学者还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经济核心会议，以及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是否足以保证大国关系的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文化也是构筑冷战后时代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一些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文化与国家利益认同的关系；如何区分自然的文化权力与文化霸权的关系？文化是否有优劣和强弱之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等等。
代际转换——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考察今年的美国大选，可以发现美国政治中正在发生一些有长期意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权力的代际转换。与1992年总统选举一样，今年的大选不仅是民主、共和两党之争，同时也是代际之争。克林顿是战后初期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的象征，而布什和多尔则是二战老兵那代人的代表。不同的是，这一次克林顿轻松取胜，多尔一直没有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意味着“婴儿潮”的代表已经崛起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老兵开始从政坛淡出。事实上，目前美国两党的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新一代人，克林顿、戈尔、金里奇等等，莫不如此。
“婴儿潮”一代出现过“嘻皮士”、“雅皮士”这样的新人，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特征和行为特征，他们的当政必将带来新的政治变化。一般说来，他们更看重“成功”本身而不那么固执于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尽管60%的美国人认为克林顿不可信任，但是其中多数人却投了他的票，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治国才能或办事能力，个人品格问题是次要的。这在注重道德原则的5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他们是在电视时代长大的，更看重舆论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代经历过60年代的社会大动荡，感受过反越战、黑人民权抗争、反对性别歧视等运动的风风雨雨，冲击过现存秩序，交织着理想主义和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近年来出现的“反在职者情绪”、政治权威低落、投票率下降等现象，或多或少与“婴儿潮”一代成为政治主流有关。在外交问题上，新一代似乎比老一代更重视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更重视“人权”等普遍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力的代际转换并不限于美国，别的国家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例如，日本的政治“新生代”也正在全面掌管权力。可以说，这一过程必将影响各国的内外政策，进而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因此，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应该是我们国际问题学界的一项新课题。
原文来源：《世界知识》(京)1996年 第24,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