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启迪人们思索的史学遗产——顾准历史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8 次 更新时间:2005-09-30 03: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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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  

  

  本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广泛关注并讨论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能否自发生长并发展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在“文革”期间,顾准即已进行了探索,并得出了崭新的结论。然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顾先生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今天,随着《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的陆续公开发表,这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学者的史学思想已成为启迪我们思索的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

  社会进步会推动思想解放,但历史上常看到思想启蒙与解放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例子。在社会进步前夕的沉寂的暗夜,先驱者们往往以不同常人的方式思想,播下思想解放的火种。顾准(1915-1974)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先驱,他在“文化革命”的黑暗岁月,在历史中寻找时代课题的解答方式,从而留给后人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本文就顾准在历史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史学观点,作一勾勒与评述。

  

  一、君主帝国与僭主政治:东西方专制与民主政治的起源

  

  顾准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诸多领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而另一方面,由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历史惯性又不时地以愚昧和专制的各种形式阻碍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和社会进步。这促使顾准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物质文明日益昌明、民主体制经修修补补日臻完善的时代,在中国经过“五四”民主与科学洗礼后数十年的时代,这个停滞另外两千年的帝国何以再度出现停滞,何以专制主义经久不衰。他试图在历史中寻找答案,探寻民主与专制的社会根源。这一动力促使他深入研究古希腊史,研究希腊罗马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以此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进行比较、观照。他的未完成的《希腊城邦制度》是研究古希腊史的札记,作为这份札记的主线的,是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的起源。在这里,他的学术智慧得到了伸展。

  希腊城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顾准感到困惑的是,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又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何以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事实上,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因而他要探索的是,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的,他觉察到希腊城邦制度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希腊城邦制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小国林立截然不同。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治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但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存在了。二是希腊城邦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这是中国所没有的。大肆进行海上殖民的希腊与专事征伐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中国走的是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即“分裂繁殖”路线。所谓“分裂繁殖”即是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他们坚持“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移民海上,而不是如中国般建立一个大帝国,后者是东方专制主义发展的普遍历史现象,而前者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变例,是一种特殊的发展道路。总的来说,由于希腊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线,因而不同于中国建立大帝国:由于他们坚持主权在民,因而各阶级之间的争斗的结果不是出现诸如中国周天子、秦始皇那样的帝王,而是经由“僭主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僭主政治引起了顾准的浓厚兴趣,可以说是他研究东西方专制与民主分道的切入口。他认为,希腊城邦是通过僭主政治走向民主的:“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 僭主的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顾准文集》15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引该书只注明页码)至于僭主的出现,则全然是由于希腊城邦的特殊条件:“希腊城邦是一些蕞尔小邦,一个城市及郊区就是一个国家,它们不像广大的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能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的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都是他们所办不到的。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佑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185页) 僭主的出现,是希腊城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演化的结果。城邦政治是一种阶级政治,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时,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来。在这以后,便进入民主政治时代。

  由于《希腊城邦制度》没有最后完成,我们无法了解顾准怎样解释从僭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渡,究竟基于何种历史条件,采用何种方式以及这种民主政治对于近代西方民主的影响等。

  顾准认为,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与希腊城邦走分裂繁殖的路线相反,中国走向大一统,建立一个大帝国,统治帝国的有一个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即君主,不是僭主。何以僭主或民选调解官不见于我国古代呢?顾准认为,“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动、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皇朝政权也就决不是什么凌驾于敌对诸阶级之上,不使各阶级之间胜负不决的斗争弄到两败俱伤,使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一切暂时现象了。”(190页)正当希腊走向民主的关头,中国“神授王权”的传统决定了其走向绝对专制主义,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争这种地位的敌手后确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取得了神授王权,并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顾准认为,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的最深刻的根源。顾准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得出的这些结论,是颇令人深思的。

  

  二.史官文化: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责任的。顾准对希腊思想和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的史官文化加以比较,体悟到史官文化是导致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顾准认为,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而基督教事实上是希腊思想的基督教。希腊思想的一大特点是首先着重思考宇宙问题。他们思考宇宙的组成及运动。在思考宇宙时,从数学神秘主义发展出一整套的几何学;希腊人好辩的传统发展出一整套的文法学。“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242-243页)希腊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使西方的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得到发展。基督教吸收了希腊思想,基督教的宗教性虽抑制了科学,但它的唯理主义又培育了科学。西方许多科学家同时又是基督教徒。新教伦理又成为资本主义的一大精神动力。此外,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又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250页)

  中国文化则截然不同。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一词并非顾准首创,范文澜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并予以高度赞颂。但顾准对史官文化的分析和评价却与范文澜大相径庭。他给史官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及其他的这种文化之谓也。”(244页)史官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一切服从政治权威,它杜绝了无关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正因如此,中国人很少思考宇宙的组成以及运动,哲学、逻辑学都较贫乏。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中国没有唯理论,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科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这方面却不及宗教文化。他说:“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就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辨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352页)顾准对史官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看法并不一定就是科学见解,但却非同寻常。

  除了史官文化导致中国科学不发达,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之外,他认为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也应对这种停滞负责:“愚民政策中的有意识因循守旧,反对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有无为政治的味道。……(这)正是我们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385页)“从殷商到春秋末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把‘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资,以及文明历史时候‘始制’起来的‘名份大义’完全固定化下来了,岂但政治,而是全部文化和思想都被摁在这一框框里,凭谁都跳不出这个框框”。(391页)因而,因循守旧,文化专制。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解释。

  

  三.中国不可能自发产生并发展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自然会结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在于,中国社会能否自发产生资本主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使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依照某种“权威”的说法,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不少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对此,顾准从对市民阶级分析开始,深入探讨了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并与中国社会进行了比较对照,最后彻底否定了这个观点。

  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也并不是具备其中某个条件就会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市民阶级不一定就会有资本主义,有了城市,同样也不一定有资本主义:“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以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他对此展开了层层深入的分析。

  首先,《共产党宣言》中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城市从来都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所谓的市民也只能是皇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会是西方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阶级。

  其次,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不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城市的这种自治是在与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中赢得的,其中也是通过向封建主购买“特许状”,购买其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在中国,终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三,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法权体系。“中国历史上的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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