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志:论民间法研究的犬儒主义色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15-06-13 12: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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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志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尽管对学术的控制全面放松了,但其仍然时刻保持着侵入学术的可能。法学学术面对这种政治情势形成了一种既试图回避政治禁忌又试图迎合学术体制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而民间法研究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生存策略,民间法研究者无疑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一种清醒的意识,但其仍然回避了关键的政治性法律实践问题,而在比较安全的去政治化的法律实践领域大力挖掘学术资源。民间法研究者还在既中立客观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绝佳外表下不恰当地将这种片面化的学术研究放大到法治建设的全局性地位,为其进行精致的正当化辩护。民间法研究者最终通过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能够达到一种犬儒主义效果:对学术无能的不自知、对逃避政治现实的自我说服、对学术繁荣的自我陶醉。
【关键字】民间法;国家法;去政治化;犬儒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全面放松,各种以前受到官方意识形态排斥的学术领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其中也包括法学。学术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政治禁忌仍然存在,学术界心照不宣地自动回避了很多政治敏感性问题,成为学界不可言说的“集体性共识”。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具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法学也显示出一种夹缝中求生存、徘徊于学术自主与名利诱惑之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当代中国法学学者出于学术自主的学科意识和追名逐利的外在欲求,一方面可能在涉及政治禁忌的领域左右逢源,以相互矛盾的理论学说徘徊于学术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完全无视理论本身必要的逻辑自洽性,这主要体现为试图同时迎合政法两界的理论与学说;另一方面可能在欠缺现实意义的去政治化学术领域制造虚假繁荣,以博得学术名誉和地位,这主要体现为近年来民间法研究的火热。本文用中国思想界常用的描述当下民众生存心态的一个词描述法学界的这种状态:犬儒主义。哈贝马斯在总结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与塞尔等语言哲学家的理论基础上,认为以语言为沟通媒介的交往行为有三个有效性向度: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本文借鉴这种区分,认为学术批判也有三个向度:事实批判、价值批判和道德批判。事实批判就是就事论事,要求论者对相关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应有一种客观性的立场,价值批判是论者根据所在共同体的价值理想试图和他人达成共同理解,而道德批判则指向学者自身的学术操守和人格,要求学者应言出心声。本文的出发点在于道德批判,是一种追求法学学术交往真诚性的努力。犬儒主义正是缺乏真诚性的一种表现,犬儒主义者对事实与价值并没有异议,但他们明知违背事实和价值而依旧为之。因此,事实批判与价值批判对于犬儒主义都不会再有功效,而只有通过学术人格的批判,我们才能击中犬儒主义的软肋。相比于那种公开进行左右逢源的犬儒主义,民间法研究是潜藏较深、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犬儒主义。本文将通过对民间法研究这样一种学术现象的理论策略的分析来指出民间法研究对现实问题深思熟虑的逃避态度,以此折射出当下中国法学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
一、现代犬儒主义的特征及其形成
犬儒主义(Cynicism)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但其和现代的犬儒主义是大异其趣的。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通过“像狗一样”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来表现对主流社会形态的反抗精神,是一种对现有体制的严肃批判和不合作态度。而在现代语境下的犬儒主义在精神状态上恰恰相反,在外部无法改变的现实压力下,他们“遁入孤独和内在当中,以缺乏本真为由而放弃政见”,从而陷入了一种什么都行或都不行的“幻灭的处境”。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是真诚严肃的,而现代犬儒主义则变得虚伪懦弱。斯洛特底克将现代犬儒主义定义为“经过启蒙的错误意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刻画出现代犬儒主义无力改变现实但又清醒的态度。现代犬儒主义产生于高度反思的理性化社会,但高度反思带来的结果却是发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由此现代人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悖论的局面:理性必须面对理性自身的无能,但犬儒主义者对此的处理既不是完全否定自己的无能,也不是完全否定现实的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难得糊涂、似是而非的逍遥态度。徐贲以极为精炼的语言把现代犬儒主义描绘为:“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因此,现代犬儒主义有三个内在构成特征:对现实的无力感、清醒的理性意识以及对现实的理解或接受。尽管犬儒主义者委曲求全、向现实妥协,但犬儒主义者面对理论和现实的张力并没有产生内疚感与危机感,而是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现代犬儒主义也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学术界,但犬儒主义在当代中国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成为知识群体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之下是没有犬儒主义的存在空间的。在那个年代,由于思想与国门的高度禁闭,不断分化隔离个人的政治运动,个体的社会化空间完全受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宰,个体没有任何外在的反思资源,而个体只有借助于社会的符号结构才能认识与实现自我的同一性。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下,个体的个性化与社会化都没有选择,只能形成单一化的内在性格与外在认同,外在的话语强制就变成内在的自我约束。由于缺乏外在反思与参照,大一统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被个体所内化,个体在政治高压之下也产生了剧烈的心理挣扎与深刻的罪孽感,而不是“文革”之后那种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的犬儒主义态度。作家巴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心态的描述就很具有代表性:个人由“奴在身者”变成了“奴在心者”,外在的暴力奴役变成了内在的心灵奴役,不仅缺乏反思,而且“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但这种自己罪孽深信不疑的态度在“文革”之后发生了彻底转变,其背后是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全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大大放松了,但是政治体制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放权在不确定情况下还有再收回来的可能。在学术领域,有了一定的学术自由,学术标准开始独立于政治标准,在这种有限度的自由空气下,某些学者能够凭着纯粹的学术资本而声名鹊起。社会认同的标准发生了多元化,学界不仅在政治体制之外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消解了原有的内在心理张力,而且还能对政治体制进行独立反思,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也以一种既不会直接触犯当局又表达了隐晦反抗的方式被消解成了民间口耳相传的笑话、讽刺与调侃。但是政治权力仍时刻保持着对学术领域侵入的可能性,而且与学术资本相关的象征符码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治权力的手中,如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学会会长、学术杂志主编等等。由此便形成了学术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因此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在面对政治时就陷入一种“欲拒还迎”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学术评价标准开始独立于政治标准,学者为了获取学界的认同就不能完全向政治标准看齐;另一方面,政治权力控制着大量的学术资源,仍然有干预学术自主的可能,学者在面对政治时,仍然需要小心翼翼,而不能任意超越政治禁忌。同时,政治权力在面对学术时,也采取了一种“欲拒还迎”的两难态度:一方面政治权力需要学术的正当化辩护,这会导向对学术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但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如果希望学术为自身提供正当化辩护,那么就必须赋予学术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也就是说政治只有坚持政治——学术二元论,才能发挥学术的正当化辩护功能。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学术界,都试图兼得鱼和熊掌,但由于政治与学术的分化以及各自结构逻辑的不可通约性,这种希望己经变得不可能。在这种政治情势之下,学界开始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生存策略。学术界通过文化与思想的开放无疑获得清醒的理性意识,但在无力改变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并没有陷入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苦闷当中,而是陶醉于学术江湖的自说自话与自娱自乐当中,在探讨学术问题时仍然津津有味,在追求学术事业时仍然踌躇满志。但这种学术研究相对于清醒的理性意识只能是一种假面化、似是而非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逃避了现实、制造了学术泡沫,而没有形成对现实当中的核心问题的实质性反思。法学作为一门政治性较强的学科,在这种“欲拒还迎”的两难困境中,为了获取生存,也必须谋求学术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双重认同。但面对政治体制当中种种不可触犯的禁忌性问题,为了获得学术体制的认同,很多学者就采取一种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策略,对关键性的政治现实问题避而不谈,而在比较安全的去政治化的法律实践领域大力挖掘学术资源,不仅如此,很多学者还通过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不恰当地将这种片面化的学术研究放大到法治建设的全局性地位,为其进行精致的正当化辩护,由此便能够实现自欺与欺人、鱼和熊掌兼得的双重效果。民间法研究在法学界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犬儒主义生存策略。
二、民间法研究的去政治化及其对现实法治建设核心问题的逃避
国外法学理论当中也有很多强调民间法的理论与研究,如埃里希的“活法”,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但国外的民间法研究尚未形成中国民间法研究己颇为壮观的范式化与学派化之势[1],而且他们没有政治体制限制,他们是在基本的国家法制度己经具备的情况下,再去深入挖掘民间法秩序的合理性。而中国不同,中国不论是国家法秩序层面还是民间法秩序层面都远远没有实现法治。当然,本文不排除民间法研究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学术旨趣,即便本文描述的这种犬儒主义心态未必完全符合民间法研究者的实际心态,但鉴于民间法研究在法学领域所形成的基本范式地位以及其对认识中国法治建设核心问题的可能误导,本文的批判无论是对学术理论本身还是对学者的学术品格都至少是一个有意义的提醒。
民间法研究首要的犬儒主义色彩就是其所具有的去政治化特征,这使得学术研究回避了无力改变而又显而易见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学界对民间法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对费孝通的乡土社会的记忆层面上,如费孝通的下面一段文字对法学界来说就特别具有代表性意义:“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己先发生了。”[2]且不说费孝通对“礼治秩序”在传统社会秩序总体格局中地位的潜在理解的错误性[3],而且现实是,乡土社会的相对自治秩序在建国之后三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己经基本土崩瓦解,现代乡村社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个人的原子化倾向以及国家权力的为所欲为,虽然原有乡村的自生秩序仍然有残留,但是这个时代更需要法治秩序对国家权力的规训。但是法学界民间法研究者们的认识并没有进步,还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不停地打转。民间法研究一般限于具有“原始风味”的社会形态,其对于法学的局限性就在于无法回应当今中国社会由政治体制问题所引起法治建设的整体性危机与瓶颈性障碍,而且民间法研究还以貌似合理的客观性假象试图为这种整体性危机作出描述。
在继承费孝通人类学衣钵的基础上,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是最早将民间法研究提高到中国法制现代化路径的地位,并对乡村和基层法律制度进行了大力的实证研究[4]。尽管朱苏力将民间法或者他所谓的“本土资源”界定为“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样一种界定本身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只要我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朱苏力及大多本土资源研究者所研究的内容一般也就仅限于基层和乡村,也即惟有与国家制定法不同或相反对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本土资源”。可见,本土资源研究的目的无非就在于挖掘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经验,而各种民间法研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论旨趣,但其仍然遗漏了某些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性障碍所在。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经验而言,我认为至少包含有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与国家法基本无涉并可为现代司法所用的自发性乡土和基层法律实践,如王林敏对一些民间自发形成的交易规范、风俗或习惯性做法及其司法应用的研究[5];王新生对习惯法的自发性与自治性以及习惯法的立法吸收与司法应用的研究[6];贾焕银对民间法规范弥补法律漏洞意义的分析[7];田成有、厉尽国对延续下来的仍然发挥作用的宗族规范与礼法规范的研究[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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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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