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坤:一枝红杏出墙来——读扬之水《先秦诗文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3 1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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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之水女士,是近年来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势头正盛的中年学者。继《诗经别裁》、《诗经名物新证》出版之后,2002年又推出了《先秦诗文史》(下称《诗文史》)。这是一部独具个性、别开生面的断代文学史研究力作.它不求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更鄙视人云亦云、东拼西凑,而是全身心地沉潜往复,从容玩味于研究对象之中,取熔百家,自铸伟辞,努力写出文学史著作“这一个”的独异特征。然而作者在《后记》里却说:“全部完稿之后,才发现把它放在文学史之烈,实在很觉得不像。……如此,说它是‘先秦诗文读本’,也许更为合适。……总之,它记录的只是我的读书得。”作者愈谦虚,愈体现出她的不张扬,而愈不张扬,读者读后愈可见其钻研之深。要之,《诗文史》的特点,约有四端,试为简评之。

   一、注重《稚》、《领》,力还文学真面目。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史著作,对《诗经》中的《大雅》和《颂》诗,要么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要么以“阿谈之辞”、“拍马之作”等判词将它们打入冷宫,全盘否定。《诗文史》则从实际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对这类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认为“《颂》是祭祖时的舞乐……诗里自然要有颂扬,但却不仅仅是颂扬,此种乃是在传达一种志意与精神”(162页)。《颂》诗中“贯注了始终的和厚与真诚,虽是庙堂舞乐,却仍有动人之处,并且在一篇本来很少个人情感的颂词中,也依然有神气,有韵致”(163页)。作者还从31篇的《大雅》作品中,解读出“篇篇与政事相关”的政治意味,其作者都是“活跃在政权中心的明智清醒的一群”。所以,他们那些“忧世伤时的‘大谏’却最可表现沧海横流之际的诗之精神。这些诗作因此可以成为我们永久的相知”(169-170页)。如此理智、中肯而充满感情的评价,可谓发人之所未发之空谷足音也。

   二、比较鉴别,呈现文学演进史。作者始终以通变发展的眼光来观照文学演变情况,较之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来,《诗文史》所展示的“史”的脉络更为明晰。在考察《诗经》与《楚辞》时,作者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宏观与微观方面详论《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与发展情况,有理有据,评价中肯。在比较《诗经》中的《大雅。桑柔》、屈原的《离骚》和宋玉《九辩》的过程中,作者非常清晰地给我们勾勒出一条铺陈描写的“赋”法艺术发展之轨迹,认为“后来的汉大赋都离不开这个酝酿,这是由屈原而宋玉而传递给后人的‘赋’法”(226页)。其他如《离骚》与《九辩》之比较,《左传》与《战国策》之比较,《孟子》与《论语》之比较,《庄子》与《论语》之比较等等,都是新人耳目,不可多得的精彩之笔。总之,作者就是这样站在文学史山头的至高点上,仰观俯察、洞幽烛微,敏捷而准确地把握文学发展的每一个细微征兆与环节,从“纵”“横”两个层面,努力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文学演进之迹,使人获得文学发展“动态美”的艺术享受。比起前此部分文学史著作那种“生平加作品”的撰写程式来,《诗文史》无疑取得了突破性的可喜成果。

   三、剖情析采,灵心慧眼见识高。《诗文史》对诗文作品的分析多有灵光烛照,于细微处见精神之处。如对《诗经。氓》的艺术分析:“诗的语言虽然平浅,却善于用虚字来寄情见意,如五章一连六个‘矣’字,或感叹,或慎怒,或暖戚,口吻辞气于是表现得利落尽致。而曰氓、曰子、曰尔、曰士,称谓的转换也都是情景变化的暗中呼应。”(192页)原本不为论者们所注意的问题,一旦进入了作者的审美视野,便能发掘出有关宏旨的“微言大义”来,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人物情感的重要作用。

   作者分析作品最妙之处,往往能将鉴赏目光聚焦于作品的某一个关节点上,出神入化地勾画出诗的灵魂,将最精美的诗质挖掘出来供人品赏,让人陶醉,令人神往。对《幽风·东山》诗的分析,便具有这样的审美效应。作者巧妙地将诗中主人公定格在“回乡的一条路”上,让他所思所想,“苦乐悲欢”,于此起伏交汇,跌荡生情,恰到好处而又极为形象地展示了诗中主人公非同寻常的“人生之路”,淋漓尽致地传达出诗中主人公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产生的复杂多变的特殊思想感情。如此深得要领的分析和别具文学意味的精彩描述,除了老一辈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能够做到这样之外,而今的文学史著作中,恐怕当推扬之水先生这部《诗文史》了。

   阅读《诗文史》分析作者的优美文字,总给人以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感受,即:作者总是将自己自觉融合于作品主人公之中,与之同思同想,同忧同乐,故作者之分析总是充满着一种深厚的人文关爱之情而动人心魄、摇人心族。这就是扬之水先生作品分析的独异之处、魅力所在,故可妄名之曰“扬氏分析法”,以为后人所仿效也。

   四、语言精美,诗味浓郁神韵绵远。阅读《诗文史》的文字,无不给人以诗意化的美感。在上文所举之例的语言中,我们已不难有这样的审美感受。在《诗文史》中,作者常常喜欢用各种各样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抒写一些较为抽象的文学现象,尤其是喜欢用“水”喻来达到一种令人欣悦的审美境界。先看《诗》、《骚》之“水”喻。作者写道;“如果说《诗》是水之源,那么到了《离骚》便成为川流的第一湾,水流在此蓄积,河床也因此而拓展得更宽。之后则分流为二,一路潺潺向诗,一路奔涌向赋,后者的水势且尤为壮阔。”(212页)又说“《论语》如水,于文学特有浸润之效。”(99页)如此“水”喻,皆可称得上是比喻中的上乘之作也。对《庄子》地位与影响的评价,则更是神妙绝伦,令人拍案叫绝。作者这样比喻说:“《庄子》仿佛夸父的手杖,它抛出去化作邓林;然而,奇迹只有一次,邓林菊郁一片的枝枝叶叶,却再没有这幻化的神奇。”(124页)如此经典的妙喻,诗化的语言,无疑将大大增强读者的阅读快感,扩大著作的使用效果。比起那些钉短材料、语言呆板的文学史著作来,《诗文史》雅美朗丽的文学语言,更是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线。有人认为,学术著作应引经据典,一本正经,无须文学性的描写语言,其实是一个误区。文学著作需要文学性语言的表述,而学术性著作同样需要文学性语言的表述,因为任何作品都是要让读者看的。要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中语言的优美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像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王国维、郭沫若等学术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有哪一部不是文字优美、令人读而难忘者耶?《诗文史》学术著作的文学化色彩,正是先辈们的著述风格在杨之水先生身上成功的体现,具有很好的典范作用。

   除上所论四大特色外,《诗文史》还采用了不少出土文献资料,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阜阳汉简、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以此来纠错辨误,拾遗补闽。书中还配制了与内容密切相关的彩色与黑白间用的图照,有些还是近年刚出土的重要文物,弥足珍贵,其插图的全面性、丰富和睦、典型性与权威性,比起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来,可谓是后来居上,独胜一筹者也。综上所述,《诗文史》的客观性、科学性、学术性、可读性与实用性,在同类文学史著作中,都堪称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的佼佼者,它必定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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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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