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祥和人世 十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9 次 更新时间:2005-09-30 00: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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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当今中国,倡说“和谐”。百年折腾,载文载道;忽新忽旧,时左时右;上岗下岗,即死即生。不堪其扰,到末了还是和为贵也。真正的和谐乃“和而不同”,意味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共美。换言之,万众一心而又众声喧哗,各持己见却能蔚成共识,才算真正和谐,堪为理想境界,也是凡人小事的栖息之所,过日子的常态常规也。

  为此,以下十端,允当理述。

  

  第一,言说渠道和意见表达机制

  

  中国正处于清末以还百年社会-文化转型的收尾阶段,即从帝制农业社会的伦理文明秩序,转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法律文明秩序。从政体形态而言,就是从所谓的威权政治转向民权政治。处此时段,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关系重组,人性不愿受压抑,各种矛盾显现甚至激化,民间政治热情和思想活力同时希望获得释放。为此,在求得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构建各种利益团体的言说渠道,理顺民意表达机制,是纾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政治热情的重要环节。实际上,当下不少动作,包括随机性的“公安局长接待日”活动与制度性的信访、上访渠道,以及调动“无党派人士”的协作意愿,都是一种排放不满、化解怨忿的有益举措。

  但是,与此同时,运用媒体的力量疏通民意,以所谓“第三方执法”公平落实正义,藉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机制化解、调处矛盾,均为应予措意者,也是更为重要而有效的制度性安排。特别是容忍民意团体的存在,以庸常的办法,诸如“选举”来汇集其意志,表述其意见,在“选区”及其代言人的彼此博弈中实现利益的公正分配,其实是一种风险较小的机制,也是社会自我组织的实现形式。所谓“庸常”,即常规、常态下的平常办法,别人家都这么用,效果还不错,何妨俺们也与时俱进,试试。比我们富的如此这般,比我们穷的亦且如此这般,我们何必自外呢?

  总体来看,目前媒体透明度有较大提高,但是仍然不敷沟通之用。一些旨在上传下达的制度安排,譬如人大代表,形同虚设,致使有话无处说,有理讲不清。老是钳口,放开钱袋子,捆住脑袋子,其实恰恰最不利于安定团结。

  

  第二,以逐步开放政治参予机会来拓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过去二十年间,除了发展经济、满足提高生活水准的大众要求以及容忍市民生活多样性的实惠以外,“行政吸纳政治”机制是消解政治紧张的基本途径,也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机制的吸纳功效有限,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特别是全球化运动的冲击,其有限性将会愈益明显。面对大众的政治参予要求,特别是社会菁英逐步完成“谋生”任务,进而生发出“谋道”诉愿这一现实情境,提高政治参予和政治分享的程度,采取多种形式吸纳多阶层多类型社会成员的政治热情,凝聚全社会的政治智慧,有助于强化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程度,集聚社会动员力量。

  现在的问题是政治市场的开放是早晚的事,一如经济市场的开放之为既定事实。毕竟,正如亚理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政治为众人之事、天下之利,所以“参政议政”是人的天性。多大程度上和按照何种方式表达这一天性,是天性自身的多姿多彩,真正是多元一体,难能强求一律。扼杀天性,必致悖反,群己两害。对此情势之保有清醒的意识,而以断然却有序的安排表达政治诚意,兑现政治民主化的承诺,真正是一关。——早晚要过的关口。

  

  第三,以公平、均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道义基础

  

  二十年间GDP成为政治合法性的经济指标,形成所谓“GDP绩效”和“GDP合法性”,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为富不仁等等负面现象。加上官商狼狈为奸共同寻租,官场腐败成为常态,社会整体弥漫着堕落气氛,已经并正在导致一般大众基于边缘化和无力感而满怀怨忿,因怨忿而生发的对于“改革开放”的消极评价。满大街一夜间忽然再唱红太阳,不是一件好事。

  事实上,如果贫富严重不均和官员腐败势头不能得到有效遏止,基尼系数再往上窜,那么,将近三十年辛辛苦苦改革开放的成果葬送于旦夕之间,拉美现象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不要儿子,儿子来了”,亦非不可能。历史表明,危机往往并非发生在食不果腹的时候,而是在“患不均”的关口。路易十六伉俪二人魂消魄散于断头台上,谁都知道,更多的是在为“十四”、“十五”们偿债。为此,调整税收规则,改善教育机会及其平等性,积极分步骤地拓展城乡人口迁徙的渠道,废除万恶的暂住证等等弊政,是增强社会、经济的道义基础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刻下的税收规则杀贫济富,已成制造阶级鸿沟的制度杠杆,最为世诟病。税收直接关联宪政,宪政是道统,税则不公,则道统摇撼。当年美利坚闹独立,情由在此,钱是命根子呀!

  

  第四,以公民社会辅助政治国家的不足

  

  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尤其是在各种情形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垄断一切即会丧失一切,绝非虚言。全能政府的理念早已过时。政府再强势,没有社会撑腰,是难能成就一个大国的。正是在这些方面,大家可以感受到大国与弱国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历史和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都说明,各类非政府组织、宗教慈善机构、学术团体和公民自助形式,在环保、救灾、援助艾滋病人和残障人士、兴学创业等各个方面,均有助于弥补政治国家的不足,发挥社会与国家互助互动的整体综合功效。媒体、民间、企业、宗教等等不同旨趣、职业的力量,各种不同的草根组织和民间社会的运动,比如环保、女权、少数族裔、学术机构,其多元互动的景观乃是综合国力的激发机制,也就是综合国力本身。

  因此,鼓励民间社会发育,释放民间政治热情,有益于缓解政治紧张,促成和谐人世。譬如放宽社团登记的管制,容忍异意表达形式的存在,让一定时空的街头抗议作为社会紧张的排放机制等等,有利于人,无害于己。——一群人手无寸铁,大街上喊喊口号,舞舞拳头,其浪漫者或者自愿不吃饭,也就类似于打喷嚏、咳嗽清喉、蹲马桶排泄,一阵手忙脚乱后身心通泰,大家安宁。既然是“和平崛起”,则兑现国内政治民主化的诺言乃是和平的要义。好像当年康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大国的国际互动是内政的推进装置

  

  在此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其参予和处理双边和多边国际事务的程度与能力,是中国成长为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必要历练,也是评判其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政治智慧的指标。例如,中欧、中美贸易纠纷不仅是双边或者多边事务,也是国内政治的延长,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的得分。中国在APEC、达沃斯论坛、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的表现,关于环保、人权、贸易和其他国际事务的立场,关于赖昌星这类人士的引渡等等,更是直接影响到民众对于本国政府的评价。不仅是对于其“执政能力”的衡估,也是对于其政治诚意的评判。

  事实上,国势嬴弱,民众的感想是“非不为矣,不能也”;反之,则“非不能矣,不为也”。无论执持何端,均非利好信息。相反,对于旅外公民的救助,哪怕只是微小个案,运用媒体即时曝光,也会使国内政治加分,强化公民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而诸如使馆被炸、飞机被撞的处理,吃亏装蒜,以“主义”粉饰虚弱,当然是不及格。至于一些驻外机构之行事冷漠而颟顸,从业人员态度之倨傲而无能,穿着拖鞋喉咙管道里咕噜噜鸣叫着吐痰,真是让人伤心而丧气,好像时光在倒流。——好家伙,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呀,一国的威风和斯文都让他于旦夕间抹平。

  以国际博弈中的得分为国内政治做合法性储蓄,同样是一种庸常的政治策略,也是有权有势的大国领袖们乐于玩弄的招数。看看当今的世界强国,有哪一国的政客不善此道。只是一旦内政告急,即转移视线,如老美一般动不动就把老弱病残的国家拎出来揍一顿,炸得孤儿寡母们“回到旧石器时代”,也忒无道义了。这说明现代性暗涵野蛮性,不是书生的愤激,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碍于面子和政治合法性干喊几声,做姿态摆“炮丝”保位子,却无实质行动,其实是坐视国家利益受损,已非“失职”二字所能尽述,亦非下文的“弱国战略”之原意。凡此种种,表明“国际的”原来端的是“国内的”。

  

  第六,警惕“有法不依”正在销蚀公民的法治憧憬,摧毁原本可望形成的、作为世俗忠诚的法律信仰

  

  一定程度上的“有法不依”是古今中外的立法者都曾遭遇到的难局,也是人性张力的消极层面。特别是在所谓转型时段,违法犯罪的大幅上升例属常态,犹譬发烧出汗,既表明身体有恙,亦说明身体正在保家卫国,积极抗战。倘无违法,一派清平,则法律百分百有效,同时便也就是鸟尽弓藏,法律消亡之日。但是,普遍、广泛而长时段的“有法不依”,则可能销蚀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动摇统治的合法性,导致社会解体,大家一起玩完。这就如发烧不止,终是会烧死的。犯罪学上经典的“犯罪饱和率”,描述的就是这一现象。

  当今中国,从政府机构到公民个人,不分贤愚,无论贫富,总括城乡,大至违宪,小到违犯交规,早成家常便饭,现场秀。尤其是公权力的不法运用,腐蚀性尤为严重。其结果是民众一方面虽然仍旧希求出现一个规则之治下的人世生活,——毕竟,弱者总是出于自保而希望生活在一个提供安全的规则世界里,安全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却又对于法治和司法机构产生了普遍的失望,对于法治倡导者的诚意抱持深深的怀疑,将由此导致的幻灭感及连带衍生的愤懑,投映于政治实体——法治的倡导者。于是乎,“洗澡”“洗钱”,乘势作乱;“搓麻”“搓脚”,一切只好以犬儒姿态应对,反正无能为力。

  可以说,正是法治的倡导者们之违法乱纪,其宣称与行为的悖反,败坏了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的法律胃口,造成了愈是强调法治之日,违法犯罪愈益甚嚣尘上这一令人悲哀的悖论。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何其荒唐!中国历来以吏为师,今日犹存其习。百姓看官吏,官吏不堪看,于是士人无羞耻,小民不怕死。——法治云乎哉!

  因此,以制度性安排特别是程序正义落实宪法原则,继续推进司法改革,使之真正担当起“第三方执法”的职责,乃为当务之急。尤其是理顺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政策”与法律的衔接,是恢复民众法律胃口的前提。至于选举,不行让草根们先玩吧,好不好,求求你们。光是杀几个狗官,管什么用。

  

  第七, 注重“软力量”,以引导和弥补硬力量

  

  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大国。所谓“大国”,除开幅员、人口因素,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力量”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而且具有一流的“软力量”。即包括政治与法律制度在内的领先的制度安排,一流的文化原创力,坚强而活跃的公民社会和雄厚社会资本,伦理智慧与道义担当,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等等。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民心与士气,同样是一种重要的软力量。凡此种种,构成完整的综合国力。面对永远不可预测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综合国力是硬道理,软力量是硬道理的道理。

  当我们说到美国,——对不起,只好举老美的例子——常常浮现眼前的便是微软或者IBM,便是华尔街、好莱坞、哈佛大学。前者为科技与经济力量的象征,后者则均为软实力,分别标领着现代金融运作、大众文化和文明的原创能力,而无一不是软力量。——软力量,就是硬力量,对于不得不采行“弱国战略”的国族,这一点尤具启发意义。

  目前的“赶超”思路注重经济、科技和军事的硬力量,科学及其“家”是生产力,而多少忽略了软力量,特别是中国文明的文化原创能力作为综合国力的活水源头的极端重要性,人文的价值引导作用,同情、礼仪对于理性的中和,以及信仰的超越意义,等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轻忽,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防范心理,不仅是对于软力量的糟蹋,也是对于综合国力的破坏。实际上,这种理念上的失误,所谓“重理轻文”,已经导致中国和中国文明出现了“软肋”。为富不仁和官场腐败,其为原因之一。“五四”以还对于历史记忆的有意识围剿,整个知识界民族历史-文化意识的淡漠,一般民众对于民族文化之缺乏信心,则为远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参予国际事务愈深,对于软力量的用度将会愈益迫切,从而,启动政治改革、尊重现代大学体制、为大众传媒松绑等等,将会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第八,“古巴经验”的有限性甚至危害性

  

  据说有“古巴经验”。古巴是一个小国,身后是不怀敌意、臭味相投的中美洲加勒比海诸国。特别是卡斯特罗本人属于古巴“第一代”领导人,个人的威望在维系政权中占有相当比例。与美国的对抗不是削弱而是提升了老人家的个人威望,从而也就是老美免费在为老人家巩固执政基础。老美不敢将这个悲壮地秉持宗教般理想主义的蕞尔小国公开攒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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