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钱文亮: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15-06-12 22: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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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钱文亮  

       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

   钱文亮(以下简称钱):洪老师,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感觉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与其他同类选本相比,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报告文学您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选。但 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白洋淀诗群”的多多和芒克,还有比较靠近的诗人柏桦、 王家新和张枣等,都进来了。小说部分,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朔的《动物 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您还选了“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和《沙家 浜》。有许多是以前大多数选本未选过的。其中有些在文学史界还会有争议。当然,您 在“编选说明”中提示说,这套书是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配套读本,作品入选, 主要以“文学性”为标准,也会适当考虑体现文学思潮上的价值(或者说文学史价值)。 尽管如此,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如何确认、取 舍和处理,是一个需要很好考虑的问题。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 努力。史料和作品选编也一样,已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推翻重来。选什 么,不选什么,有时是有很具体、实际的考虑。比如容量的问题。因为是教学用书,不 能太厚,否则,对学生来说,精力和经济都难以承担。“报告文学”并不是不重要,但 它们的篇幅都很长,涉及内容又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八九十年代的诗我增加了一些分 量,因为一直感到近年文学界对诗的冷遇,这不公平;这也是想表达我的看法。编当代 文学作品选会遇到很多矛盾、问题,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作品的文学价 值和文学史价值的关系。它们有的是统一的,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就有差别,不统一。 在这里,选入的“作品”是具有独立的文学“文本”性质,还是更多具有文学史的“史 料”价值,是有区别的。我编的这个选本,这两方面都会兼顾。这种“兼顾”,肯定会 出现矛盾,看起来一定有不很协调的地方。

   钱:目前有的选本,感觉挺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尺度。比如有的还在选《班主任》 、《乔厂长上任记》等,诗歌仍选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 ——梳妆台》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还有《天安门诗抄》。只要在当时轰动过的 都选。所以,您特别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而不是“当代文学 作品选”,给人一种“画龙点睛”之感——正好体现出您的判断,和诸多的选本有了区 别。这一点在选入的诗歌、杂文方面特别明显。

   洪:五六十年代的杂文选了一些,80年代以后就没有选。因为杂文在五六十年代是一 个特殊的体裁,在特定时期,它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80年代以后,表达的通道和可 能已经增多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本身在艺术形式的积累和创 新上,也不是那么明显。当然,如果篇幅允许,也还是可以适当选一点的。

   钱:您刚才所说的“矛盾”,应该不是指在“文学性”的标准本身上有什么不统一的 地方,而是取舍作品时,在“文学性”(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困惑 。要依据文学史的标准,按张志忠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考虑的是文学效果史。

   洪:跟“效果史”有关,但也还有其它因素。包括作品在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位置,发 表、出版的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包含复杂的方面。

   钱:说一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文学史价值,很大程度上指他是开风气之先的,或者说 是具有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现在来作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 跃进民歌。《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影响都很大,在文学潮流上也可以 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类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间。对它们处理起来比 较难。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评价的距离也很大。也有人对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评价 很高。这些叙事诗,在当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角,情感内涵。在探索当代具有对抗性 ,或差异性(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说到 建立一种风靡一时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

   钱: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学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说一个诗人, 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史著作一定 要写到它。而编作品选时,则可以选另外的东西——在他经过较长的艺术实践、自我的 磨砺以后写出的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它们在发表时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洪:这其实是你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主要要解决什么、突出什么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 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作品选。是重视文学(文化)思潮变迁、文类沿革?是注重精 神冲突?还是更重视作家、作品的文学独创?侧重点的不同,决定文学史不同叙述方法, 和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你所说的以“文学性”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和作品选,在处理时 间很靠近的当代文学时,有时有一定难度。不仅艺术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断,更重要的 是,有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艺术的角度也许乏善可陈)需要“当代人”去处理。所以,我 主张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文学现象时,尺度相对放松一些,这是有好处的。

   钱:文学史,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在福柯之后,有这样的 质疑:谁的文学性,从哪一种标准来的?

   洪:你说的有道理,当然也不能绝对化。这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还是相 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的。虽然在今天,歧见、差异、分裂是更容易被我们所感知 和把握的东西。

   钱:对“文学性”的判断,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可能更多地是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标 准来的,那些叛逆性的、虚构性的东西,容易被认为是“新的”、“独创性”的,因而 是“文学性”强的,容易被文学史家所重视、接纳;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现代的 、解构的、调侃一类的东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变化。什么样的诗歌、小说是好的?古诗和新诗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吗?就 是不同的新诗诗人、流派,有关新诗的“想象”,也各不相同。同样的诗人、批评家, 不同的时候也发生变化。冯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种表达“集体”的情感 、意志的诗,鼓动的、朗诵的诗。这和写《十四行集》时的冯至对诗的想象,变化很大 。我想,文学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这种变迁,揭示稳定的和变动的之间的复杂 关系。因此,文学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我们在对待 既有的艺术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反叛”(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遇到难题。但 是,绝对的稳定和绝对的新异,都不应单独成为尺度。再说,文学史写作从来都不是非 常“纯粹”的。因为是史,并不是说找一些作家作品分别分析、评价一下就可以。写文 学史得承认一个前提,即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存在有联系。如果否认这种 联系,文学史就不需要了。新批评倾向于坚持文本的独立性、自足性,在这种情况下, 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实现。

   钱: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学史著作,而不是作品选,它提到的一些作品不一定是文学 性很高的,但它一定要进行比较、分析,处理时要考虑总体的艺术发展脉络。作品选应 该在文学史之后,因为经过历史的辨析之后,才会发现哪些作品真是好的,不仅在当时 ,而是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有艺术创新和贡献,可以把这些作品选进来。这套书的意 义,在于它把文学史价值、文学价值作了一些基本的区分。至少在思考这个问题;反映 在名字上,肯定有对“史”的照顾,根据您的文学史思路,实际上是以文学性为主,又 有史的眼光。以前的当代文学史,个人的、独立的色彩有时不太明显,体现在作品选上 ,也大同小异,整个的在框架上没什么改变。这回的选本不大一样,能够全面地体现出 您对当代文学整个发展过程中艺术积累的一种观照。

   洪: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这个选本自然有我的一些想法,但我不愿意 夸大它和过去选本的不同。我前面说到,特别在时间靠近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上,总的 说来都是属于摸索的、探索性质的。说到我们多次提到的“文学性”,陈思和先生的当 代文学史,还有他和李平合编的作品选,也是强调这个方面。但在当代,对这个问题的 理解,有时会偏向政治、思想“对抗”的“非主流”的含义,把这看成是“文学价值” 高的一种标志。我也经常有这种想法。

   钱:文学性,应该还是在艺术形式的积累、艺术经验的贡献上,不宜过分偏向那些在 政治或文化对抗意义上的因素。如今30岁以上的人,都存有文革记忆,对主流政治的东 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都很强调文学性,强调一种“美的启蒙”,对审美的现代性有强 烈诉求。80年代就有美学热。但这本身未尝就不包含政治啊。

   洪:我们是在特定时代的框架中来形成有关文学的观念的。拿我来说,在“十七年” 中,会认为和政治、和现实社会紧密关联的作品才是好的,美的;在80年代,相反会推 重和社会政治疏远的作品。看起来观念、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实仍然是在这一观念 框架内的运动。当然,说“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包括境界、 体验的深度、语言等,还是能够成立的。

   钱:艺术是综合心智的结晶,包括知识结构、人文视野、世界观、艺术修养,都综合 进来了。“十七年文学”是封闭的,借用植物学术语,即单性繁殖,这一点是致命的。 但作为中国人整个的这种集体心理,它记录了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作为一种激进 的思潮,它不会从此以后就消失掉,不见了,它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它会构成自己的历史。这种状况在文学史叙述中出现,但在作品选中可以少。

   洪:文学可能跟绘画不太一样。我翻过类似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之类的巨型画册,里 头也收入文革期间的宣传画,工人、农民、红卫兵等,不是后来仿作的政治波普。这种 入选的标准和文学选本显然不同。是跟艺术形式有关,还是跟观念有关?包括1958年的 大跃进时期的壁画,户县农民画等。文学作品这样选可能就不行了。

   钱:文学作品与美术作品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视觉上,左翼绘画提供了一种新的感知 空间。而左翼文学在最初虽然显现出了叛逆性,但后来却成为了主流的声音,体制化了 。对了,同样是体制化的产物,这套书却把“样板戏”选进来了,这是令人费解的,也 是别的选本所不敢做的。

   洪:恐怕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很多人还对样板戏抱有恶感,有敌意;它们和江青,和 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迫害联系在一起,无法剥离。这主要涉及政治上 的判断,当然其中也有审美层面的。所以不愿意选,不见得是不敢。但我觉得这在当代 是难以回避的问题。有的“样板戏”也还是可以的吧?传统的形式,经过了许多改造, 包括情节编排、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等。现在有的京剧演出也在“现代化”,摇滚化 ,但我觉得远不如文革做得出色。在保持传统的格局里头,加入很多新的东西,又不使 它支离破碎。这里面有许多努力,作了很多尝试。

   钱:可以将“样板戏”某些精粹的部分看做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继承序列的一部分。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磨练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会有独立性,独立于当时的政治语境, 而唤醒某种深远的种族记忆。有人称之为“形式记忆”。它本身会满足一个民族甚至人 类某种源远流长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期待。我们现在不还在期待中西诗学的汇通吗?

洪:所以江青是文艺革新者,探索传统形式怎么适应现代政治,现代革命。即使对它 们持否定态度,也不能回避对这种重要文艺现象的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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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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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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