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晟:潘汉典和他的“法治中国”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0 2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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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晟  

   1948年9月,任上海光华大学法律系兼职副教授时的潘汉典。

   9月7日,著名法学家潘汉典的《潘汉典法学文集》出版。“潘汉典法学之路”恳谈会同时在法律出版社举行。现年92岁高龄的潘汉典先生来到现场。他说:“我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域外更多的知识和制度为我们所用,最终建立起一个法治的中国。”

   潘汉典,号宗洵,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他的祖父潘文铎获翻译进士(翻译科为清朝科举科目之一),官至五品。他的父亲潘澄修,清末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后成为当地有名的律师,曾被选为汕头市律师公会的会长。家世背景影响了潘汉典一生的法学之路。

   潘汉典从1948年开始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教授,先后辗转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及中国政法大学,迄今已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达64年之久。如果从潘汉典1943年的获奖论文“中国古代法学思想初探”算起,潘汉典的学术活动已经持续了近70年。

   潘汉典为人低调,极少谈论自己。但他一生的法学之路却极为丰富:他的诸多作品,见证了法学在现代中国的足迹;他的曲折经历,以个案的方式折射了现代中国法学的历程。

  

   东吴法缘:奠基法律人生

   潘汉典从小学到高中,大部分时间就读于广州名校——培正学校。它创立于1889年,是由中国本地的基督教浸信会募捐兴建的。培正学校的西学内容,如数理化等,几乎都是用英文教授。潘汉典的英语训练就是在培正学校完成的。毕业时,他获全校个人社会科(历史、地理)单科奖、国文特别奖,并以总成绩第一获成绩优良特别奖。

   1940年6月,潘汉典高中毕业,面临着前途选择。以他的学习成绩,本可以保送到燕京大学,但当时北京被日寇占领,无法进入燕京大学。另外一种可能是父亲曾任中国银行汕头分行法律顾问,他凭学习成绩可往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国银行工作,此种选择可以避开日寇,经济收入可观。但潘汉典的母亲明确表示:祖国沦陷选择逃避不是男儿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学父亲求学上进,为祖国富强出力。是年7月,在父亲故友潘君勉承诺予以经济资助的前提下,潘汉典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离别母亲前往上海求学。

   东吴大学法学院(以下简称东吴法学院)是美国的律师和传教士、当时在东吴大学教授政治学的查尔斯?兰金(Charles W. Rankin)于1915年在上海创立的,时称“东吴法律专科”。1927年该学院更名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1935年又更名为“东吴大学法学院”。

   根据东吴先贤盛振为教授的概括,东吴法学院的教育方针是:“原以英美法与中国法为依据,而旁参以大陆法,继应时势之需求,改以中国法为主体,以英美与大陆法为比较之研究。俾学生对于世界各大法系之要理,皆有相当认识。”为此,东吴法学院坚持施教重质不重量,训育以校训“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完人”为宗旨,学校行政居超然地位,课程以切于实用为标准,教授选任以专门学识为要件。正是这种高标准,东吴法学院被誉为培养近代法律家的摇篮,民国法学界也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

   20世纪40年代,潘汉典求学时的东吴法学院不但课程多,而且大部分用英文讲授,教材也用英文原版。不仅如此,东吴法学院还运用英美法的“判例法”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是东吴法学院学生的一个特点。也因此东吴法学院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当大。据东吴先贤倪征 回忆,他们那一届学生入学时40多人,毕业时仅剩13人,主要原因是备课压力太大。与潘汉典同一届入东吴法学院的有71名同学,1944年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的25人。即使将内迁重庆的部分学生计算在内,1944届学生毕业时获得学位的学生人数与入学时的人数之比,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正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保证了东吴法学院学位的高质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42年年初,学校遭遇不幸,部分师生在盛振为院长率领下前往重庆,留沪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困境。费青教授临危受命,带领留沪师生暂避租界以“董法记”名义(“董法记”貌似商号名,以此避开了日伪的注意和迫害,但“董法”又是东吴法学院的谐音,表明东吴人数典没有忘祖)恢复上课。其间因战乱四迁校址,直到1942年秋校址才稳定。费青、鄂森等13人成立院务委员会,根据东吴法学院英文校名(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以前一直译为“东吴法律专科”)改称“中国比较法学院”,使得东吴弦歌不辍。

   潘汉典在遭逢家庭和学业多重变故的情况下,不仅顺利完成各门功课,还于1943年以“中国古代法学思想初探”一文参加悬赏学术论文,获上海等地大学组第一名。除此之外,潘汉典看到东吴许多书都是日文的,而日本法律是引用德国的,由此萌生直接阅读德国人著作的想法。怀着做学问要通晓中外的强烈求知欲,他选修了法、德、日等外国语课程。正是语言上的优势,使得他于1944年发现了日本法学家江家义男翻译、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刑法和劳动改造法典》,随后将其译为中文,并以毕业论文《汉译世界最新刑事法典——苏维埃刑法和劳动改造法》获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在鄂森老师的推荐下,潘汉典开始在上海中南银行(鄂森任该行法律顾问)信托部和地产部工作。虽然在银行工作收入比较可观,但由于此项工作是为了生计而且有违潘汉典从事学术研究的心愿,潘汉典在此工作期间一直用自己的别名——潘宗洵,离开银行后才恢复了本名。

   1946年,东吴法学院研究所在上海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潘汉典和其大学同学程筱鹤、俞伟奕等都成功考取。在学期间,潘汉典以国际私法成绩最优获著名国际私法专家郭云观教授的赏识。1948年,潘汉典以“中国有限公司法论——比较法的研究”为题撰写了学位论文,顺利毕业,成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为数不多的法学硕士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共颁发了31个法学硕士学位,包括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的14个和1944年颁发的1个)。

   潘汉典于1948年6月硕士研究生毕业。郭云观老师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法律系主任。他先是推荐潘汉典进入上海高等法院,许以科长职务并送去一纸委任状。其时潘汉典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痛恨,不愿参与政治,于是婉言谢绝并告之志愿从事学术研究且正在考虑别人推荐的江西某国立大学的教职。郭云观闻之改荐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兼职教授。是年9月,潘汉典就任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后因有老教授认为他学历尚浅,于1949年改定为兼职副教授),开始了自己喜欢的教学研究工作。

   1950年春季,东吴法学院依照新的课程表要开设“马列主义(国家与法)法律理论”,因找不到教员,请潘汉典回母校兼课,潘汉典应约返校已是教师身份。潘汉典三入东吴法学院,与东吴法学院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也由此奠定了他的法律人生:四年本科教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美法和比较法基础;两年研究生教育,使得他站在了法学和比较法的研究前沿;走上讲坛,已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新法学研究人员。潘汉典谈起东吴法学院,总是十分动情,他说自己的法学教育是在东吴法学院完成的,要感谢的东吴法学院师生很多、很多,他也以东吴法学院的校友而自豪。

   一九五二年潘汉典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校部分同班学员合影。

  

   夹缝求生:存中国比较法学余脉于不绝

   1950年,潘汉典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苏联侨民协会”设立的“俄文专修学校”补习俄文,坚持一年多时间,于1951年夏获得中级班结业证书。至此,他所学外语已达5种。这些语言优势,为他从事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春,潘汉典不再在光华大学和东吴法学院兼课,集中时间阅读和学习。从30余种马恩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中译本)中摘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与法律”部分进行翻译。同时,在和费青的通信时得知北京大学法律系正需要青年教师,费青建议他考虑加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已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的同窗程筱鹤也欢迎他加入北大。

   北京大学法律系拟聘潘汉典为讲师,这比他在光华大学和东吴法学院的职称和待遇要低,收入只有原来收入的40%。但面对全国最高学府和梦寐以求的学术研究工作,潘汉典毫不迟疑地决定前往。是年12月,潘汉典收到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签发的聘书后即刻到任。

   1952年1月,刚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潘汉典与楼邦彦教授和李由义(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被推荐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2年1月8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正式开学。彭真任首任校长)第一期轮训班的学习。1953年2月,学习期满在中南海举行结业典礼,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典礼并合影留念。

   1952年5月,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潘汉典人事关系随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任讲师。1953年2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期满,他被分配至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业务教研室司法建设组。潘汉典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不到两个月,就于1953年4月被副会长张志让推荐、会长董必武决定指名调入新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以下简称中国政法学会),费青教授时任政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潘汉典为当时唯一的研究员。

   在中国政法学会工作期间,潘汉典先后在研究部、国际联络部工作,还参与了《政法研究》创刊的具体工作。工作之余,他翻译了恩格斯《英吉利宪法》和《英格兰状况》,因当时此类非俄文的政法类译文相当少见,受到时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董必武的鼓励和赞扬。

   1956年,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创办的《政法译丛》创刊。该刊是“为了适应从事政法实际工作和政法教学工作的同志更多地学习苏联法学研究工作上的新成就和政法工作先进经验的迫切要求而创办。《政法研究》两个月一期,每期选择一两篇翻译文章,容纳不了更多的翻译文章,因此创办《政法译丛》,作为《政法研究》的姊妹读物,以便更好地完成读者‘学习苏联’的要求。”翻开该创刊号的目录,呈现在眼前的是清一色的苏联法学和法律的译文。

   以此背景阅读潘汉典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译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1957年第5期《政法译丛》,12篇论文中一篇英国丹尼斯?普里特的“不列颠殖民地的‘公民权’”实际上是从俄文转译的,两篇非俄语译文是“短期监禁刑的存废问题”(译者署名吉蒂,编译自法国《刑法与监狱学季刊》)和法国A?比松的“法国司法制度”,后者正是潘汉典以“勉力”为笔名从法文版《法律为和平服务》杂志中翻译而来,除此之外,其余都是苏联法学家的文章。两篇译文“二十年来美国反动立法措施对公民自由的蹂躏和对美国共产党的破坏”以及“西德司法机关中纳粹法官充任要职”均载于《政法研究资料选译》1960年第1期,这是该期目录中13篇译文里仅有的两篇非苏联法学家的译文。

   与此大环境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独立创办的最早刊物——《法学研究资料》与《政法译丛》和《政法研究资料选译》的任务、宗旨基本一致,全部内容可以说是苏联法学(当然是部分法学)的翻版。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法学会停止活动。潘汉典于1969年至1972年赴湖北沙洋最高人民法院五七干校锻炼劳动。之后,于1973年4月调入中国科学院法学所,任研究员。潘汉典回忆,在此期间,“在打着反对封、资、修的旗帜下的大批判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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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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