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0 16: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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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文  

   1898年3月与汇丰、德华两家银行订立的英德续借款,是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一举偿清对日赔款而举借的第三次巨额外债。与1895年俄法借款及1896年英德借款相比,这次借款名曰“商款”,却附带着苛刻的政治条件,使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激起朝野强烈的反响,最终引发戊戌年春季的朝局动荡。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英德续借款的研究,主要是从列强侵华史的角度切入,侧重于英、俄等国争揽借款权的激烈斗争,以及列强对清廷的高压态势等问题;直到80年代末,才逐步恢复到财政史层面的研究,从海关与外债、赫德与近代外交等不同角度,都有新的推进。当然,研究中对清廷内部决策层的分歧及其对借款结果的影响也有涉及,只是未能深入展开;尤其是此次借款活动的核心人物——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这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主题。

   一、张荫桓、李鸿章争夺借款权的较量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巨,不仅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巨额赔偿更使清政府财政濒于崩溃边缘。而三国干涉还辽以及俄、法、德、英等国借机勒索,最终演化为争夺借款权、租借港湾为目标的瓜分狂潮。概言之,从甲午到戊戌,清政府始终处于无以自拔的外交梦魇中,英德续借款谈判既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也是在这种氛围中结束的。

   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的2万万两库平银,须分作8次交完,其中第一次5000万两应在条约批准互换后6个月内交清;第二次5000万,应在条约批准互换后12个月内交清;所剩赔款1万万两平分6次,递年交纳,其年份均以条约批准互换之日算起。除第一次外,其余未偿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在赔款偿清前,日本军队暂驻威海卫,每年驻军费50万两亦由清政府承担。同时,双方又约定:如果清政府在换约三周年之前能够全部偿清赔款,日本除将已付两年半利息,于应付本银扣付还外,余仍全数免息。按照这一协议,中方如果能在1898年5月8日前偿清赔款,总计可省息银1000多万两,及驻威海卫的军费150万两。这对财政极度紧张的清政府来说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为了筹还赔款,1895年5月9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孙毓汶、步军统领荣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户部右侍郎长麟和张荫桓等8人共同负责“办理借款事宜”。事实上,由于孙毓汶于同年7月开缺,长麟于同年10月因故革职,恭王、庆王地位尊崇,荣禄对此类棘手之事并不热心,借款之事基本成为翁、张、徐(后来转任户部右侍郎)三位户部堂官的专责。尤其是张荫桓,果敢机敏,以通晓外事知名,在借款问题上尤有发言权。翁氏曾对张坦言:“借款是今日一大事,若以付鄙人,何异冥行索途也。”自谦之余,更多反映出对张的倚重。后来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都是在张荫桓主导下完成的。1896年3月7日,张氏在写给孙毓汶的信中说:“今日始与两赤订定借款,轩辕若无机器,便可从此息事,已与言明廿八日(3月11日)立合同矣。宽收九四,较俄款每百溢八钱七分五厘,只周息多一厘耳。始念实不及此,群魔作祟仍未已。鄙意偿款期迫,及今不定,后患不可思,拟毅然任之,即为众矢之的亦不计也。”数日后,英德借款果然如期订立。可见当时列强争夺的激烈情形和张荫桓在借款问题上的果敢和执着。不过,到1897年初清政府酝酿筹借第三次外债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李鸿章介入了进来。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清廷外交决策20多年,影响至为重要。《马关条约》签订后,李被开去直隶总督,到京“入阁办事”,因不管部务,几等于投闲置散。虽奉旨与日本交涉还辽事宜及谈判《中日商约》,且以总署为“公所”,充其量不过是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直到1896年10月,在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回国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处境才算有了改观。李鸿章雄心勃勃,急欲恢复昔日在外交上的影响力,这不免与长期主持总理衙门日常事务、掌握实权的张荫桓发生冲突。张、李之间的分歧时隐时现,以往的师生情谊也出现裂痕。

   1897年3月,张氏奉命作为清政府特使,前往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典活动,清廷决定新一轮举借外债之事由李鸿章负责办理。3月16日,翁、张等户部堂官召集司员会议,翁同龢深知责任重大,表明:“借款系国家事,还款乃户部事,吾与诸君力任其难矣。”会议决定再借1万万两,请李鸿章“向英、德两使议之”。26日,张荫桓离京,他的离去使李鸿章暂时获得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大好机会。正如赫德所言,“李鸿章非常勤奋,正在充分利用在总理衙门的‘时机’”。对借款之事,更是“急于把它办成”。6月1日光绪帝谕令“添派李鸿章办理借款事宜”,李氏具有了与张荫桓同样负责借款的办事资格。

   但是,李鸿章主持的借款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由于前两次大借款已将海关税收抵押殆尽,加之债券在欧洲市场上行情时有波动,欧洲金融界对新的借款均持谨慎态度。一些外国银行纷纷兜揽借款,旋因财力不足,相继落空。最终谈判仍在清政府与老对手汇丰银行之间展开。汇丰银行自成立之日起,就是清政府举借外债的合作者。6月中旬,李鸿章指示其亲信、驻英公使罗丰禄开始在伦敦与汇丰银行接洽。屡经磋商,双方议定中方向汇丰借款1600万英镑约合1亿两,四厘半息,八五五扣,五十一年还清,先十年付利,自第十一年起按年除本还利。但是,汇丰执意要求以江南部分地区的盐课作保,并由总署督新关征收为条件。“总署督新关征收”实际上是要总税务司赫德介入盐课征收,翁同龢不允。李鸿章也认为,此乃“扰乱国家定章,信税司过于户部,碍难准行”。屡经磋磨,汇丰仍坚持税司干预盐课、厘金以作保;李鸿章只同意税司就近向盐运、厘局查催,“干预字样”流弊甚大,不可允准。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停顿。翁同龢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写道:“与李相往来书信商借款,借款将成未成,令人烦郁,此事一发千钧,局外人不知也。”8月初,经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介绍,英国的呼利—詹悟生公司(Hooley-Jameson Syndicate)的代表加尔·福禄寿(Frosell)表示,可借款1600万镑,周息五厘,九五扣,各费在内,以海关未抵之税及盐课厘金作抵押,五十一年还清。对此,盛宣怀解释说,“五厘、九五扣较四厘半、八五五扣稍便宜,镑价正贵,多收现款为宜”,建议户部重视该借款。在翁同龢支持下,李鸿章立即指示盛宣怀在上海与福禄寿接洽,并接受盛的建议,由刚刚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手收付。此刻,盛宣怀几乎得到翁、李两位廷臣的一致支持。

   对于李鸿章主导的借款活动,张荫桓虽身在欧洲,却不能无动于衷。总税务司赫德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反馈给张氏。早在3月24日,张未离京,就与翁同龢、敬信两位户部尚书“同诣赫德处谈土药加税事,又洋税抵借款事”,表现出对赫德建议的高度重视。出洋期间,张、赫函电往来,互通声息,就连张氏家书也是通过赫德寄往英国的;赫德夫人还在伦敦家中举行招待会,特别接待张荫桓使团,可见赫德对张极力笼络之意。

   由于李鸿章负责的借款谈判从一开始就将赫德抛在一边,这位因执掌中国海关而长期参与举借外债的顾问表现得极不甘心。虽然他与汇丰仍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并不能对此发生任何影响。6月1日,也就是李被指定参与借款事宜的当日,赫德致电张荫桓:“据说有几份借款草合同正在谈判中,哪一份先谈妥,谁就赢得承办权。我没有沾手此次借款。”次日,张荫桓通过金登干复电,“希望了解海关税收还有多少尚未抵押出去”,认为只需借一笔7000万两的款子就够了,不用借1万万两,表达了对借款问题的极大关心。6月4日,张氏奉旨在庆典活动结束后,再与各国交涉加税之事。这样,回国时间势必延后。所以28日他在奏报参加庆典情形时,又以附片的形式,专门阐述对借款问题的意见,希望引起光绪帝和总署的重视。

   张荫桓认为,按照《马关条约》,第三期赔款及其以后各次赔款,如果按照逐年分还,息银甚多,须多耗银2319万两。更为严峻的情况是,本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付息银460.6666万两,明年闰三月应付第四期偿款银1666.6666万两,息银41.6666万两,累计相加,数目巨大,而目前俄法、英德两次借款余额,所剩无几,“恐不敷指拨”。所以,不如再订借8000万两,索性在明年闰三月十八日(1898年5月8日)订约满三周年前,一举还清赔款,以了“日本重累”。原来预估借债7000万两,此时根据赫德提供的财政状况,改为8000万两,这是他对偿还对日赔款的总体设想。同时,也对进行中的借款谈判提出了意见:

   关税所余无多,各洋商佥谓不足抵借巨款,若不别筹抵款,空言商借,浮滑洋商藉端撞骗,窃虑迁延时日,债期既届,来年无措。及今绸缪,诚宜实事求是。臣出京时叠与户部诸臣筹商,复于陛辞之日撮要陈奏,现为时渐迫,相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户部通盘筹画,指定抵偿的款。

   张荫桓特别强调户部诸臣对借款问题的优先决策权,这是针对李鸿章而言的。他建议先从赫德那里查核关税余额情况,然后由户部“另拨抵款”,在此基础上进行借款谈判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所谓“不别筹抵款,空言商借,浮滑洋商藉端撞骗”,正是批评李鸿章与呼利—詹悟生等英商的盲目谈判。该奏疏似乎很早就到了,但是直到8月16日总署才将其递上。据赫德称,“总理衙门不拟送呈御览,但是恭亲王说皇帝必须过目,于是呈上去了”。总署不愿将张折呈上,也是李的意思。随着张折呈上,李“不得不摊牌”,“立即跟着张氏奏折用密折自行上奏,说已经同呼利—詹悟生公司安排好借款1600万镑”,并将草约八款进呈,称将在20天内正式画押。李鸿章扣压张氏奏折,迟迟不递上,并匆匆忙忙与该公司草签合同,就是为了杜绝张荫桓对借款在任何程度上的影响,甚至打算在张回国以前完成借款之事。

   在这件事上,身为户部尚书和总署大臣、军机大臣的翁同龢,非常巧妙地避开了矛盾。他劝李鸿章“单衔”具奏,自己则置身事外,并对李“毅然自认”的态度颇为赞赏。李上折当日,翁因病未入直,次日见到光绪皇帝时,又奏言“借款不得不尔,然不敢谓必成,它〔他〕人则谓李某专之矣”。似乎又为李做辩护。可是,李鸿章心里并不踏实,在9月8日给盛宣怀的电文中称:“借款事兄既奏明,今举朝疑为虚诞。樵野昨奏,须令银行与税司经办,洋商必不可靠,岂果验耶?”张所言“银行”系指汇丰银行,税司指赫德。看得出,张荫桓认为必须向实力雄厚的汇丰借款,并由赫德来经手,才更牢靠。此时,李鸿章也对呼利—詹悟生这样不知底细的英商有些怀疑了。

   不幸的是,张荫桓担心的洋商“撞骗”还是发生了。盛宣怀与呼利—詹悟生公司的谈判开始似乎很顺利,先是在8月14日,由公司律师拟草合同八款,由福禄寿到北京与总署商议正式合同。为此,17日盛氏致函翁同龢,先作铺垫,称该公司“访闻确系殷实大商,既肯以全权交派福禄寿来华商议,或尚不致蹈虚,但一到京必有人从中蛊动,且恐此二十日内,伦敦亦必有惑之者,因汇丰手段实非寻常可比。宣怀屡被言官指摘,大半皆汇丰所致。顷已遵照电嘱,切告福禄寿,草约既定,断不准其翻悔”。盛宣怀希望翁不要轻信各种谣言,坚定支持与呼利—詹悟生的借款。李鸿章也认为借款似“可靠”,“而赫德颇阻挠”。不料,24日福禄寿等抵京并与总署诸臣会面后,改变承诺,反而索办苏沪铁路,表示铁路有成,“即将十万磅〔镑〕作抵押,再画(借款)正约”。显然,借款只是呼利—詹悟生公司抢夺筑路商机的名目。数日后福禄寿返回上海,与盛宣怀商订沪路问题,并提出将苏沪铁路延长至汉口的新要求。9月10日,翁以总署的名义致电盛宣怀,“略言福(禄寿)揽借款,又牵合铁路,究竟可靠否?倘画约后不能如期交款,执事不能辞责”。希望盛慎重处置。此后,李、盛电报往还,与呼利—詹悟生的借款一直没有着落,几乎停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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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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