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 陈璐:当代我国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15-06-10 13: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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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 (进入专栏)   陈璐  

   【摘要】我国反职务犯罪的实践按照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方针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模式,但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加深与民主宪政意识的日益觉醒,该治理模式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与国际社会的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通过对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表现特点、惩治与预防现状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职务犯罪综合治理模式的具体完善建议,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职务犯罪的治理与防范。

   【关键词】职务犯罪;惩治;预防

   当前,职务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已经给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近年来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重点。职务犯罪不但亵渎国家公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影响国家政治声誉、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的建设进程,因而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不仅是刑事法律在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方面的应有任务,而且是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的刑事立法以及社会监督机制都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治理职务犯罪还存在着预防立法滞后以及重刑事惩罚、轻社会预防等方面的缺陷,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传统的以刑事惩治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厘清职务犯罪概念、范围的基础上,分析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法治状况以及社会控制状况,并提出了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综合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我国职务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和表现特点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职务犯罪是一个类罪概念,对于职务犯罪的概念,国内学者的观点并不统一,概念不统一的直接结果就是界定职务犯罪的外延范围有所不同。[1]我们认为,之所以把若干罪名合在一起统称为职务犯罪,是因为这类犯罪具有共同的特征和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其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单位),这是职务犯罪对身份的要求;第二,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行为,这是职务犯罪对主体主观罪过的要求;第三,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责所赋予的权力实施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的行为,这是职务犯罪对行为客观方面的要求;第四,这种行为必须亵渎了国家公权力的清正廉明或者损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这是职务犯罪对行为侵害的客体的要求。这些罪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使得我们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类罪进行综合分析,澄明利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与防范措施,这是促进我国刑事法治的需要,也是刑法在国家政权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的体现。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职务犯罪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共财物、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或者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行为。其外延集中表现为两大类犯罪。

   第一,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职务犯罪,即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8种贪污贿赂犯罪。具体包括贪污罪(第382条、第394条)、挪用公款罪(第384条)、受贿罪(第385条、第388条)、单位受贿罪(第387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第395条)、隐瞒境外存款罪(第395条)、私分国有资产罪(第396条)和私分罚没财物罪(第396条)。贪污贿赂罪中的其他罪名,如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以及单位行贿罪,由于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单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因此不是职务犯罪。

   第二,侵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职务犯罪,即我国《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36种渎职犯罪。具体包括滥用职权罪(第397条),玩忽职守罪(第397条),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第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第398条),徇私枉法罪(399条),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第399条),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第399条),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第399条),枉法仲裁罪(第399条之一),私放在押人员罪(第400条),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第400条),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第401条),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402条),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第403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404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第405条),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第405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406条),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第407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8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第409条),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第410条),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第410条),放纵走私罪(第411条),商检徇私舞弊罪(第412条),商检失职罪(第412条),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第413条),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413条),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第414条),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第415条),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第415条),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416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416条),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第417条),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第418条),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第419条)。

   应当指出,本文界定的职务犯罪概念主要突出了其主体和客体特征,用以凸显对国家公职人员辜负权力使命消极腐化行为的惩治与预防,增强了治理的政策性与针对性。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将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分章设置,这反映了我国反腐倡廉的信心与决心,但是从本质上看,贪污贿赂罪与其他渎职罪均属于职务犯罪,都具有亵渎职务的共性,所以笔者曾经主张将贪污贿赂罪纳入渎职罪一章,分节规定贪污罪、贿赂罪、玩忽职守罪等类型的渎职犯罪。如此安排,不仅反映了这类犯罪的本质属性,而且在节的层次上也同样突出了以刑法惩治与预防贪利型渎职罪即腐败型犯罪的需要。[2]

   (二)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表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职务犯罪仍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其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犯罪形式和特点不断翻新变化,已成为困扰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障碍。因此探索新时期职务犯罪的形式特点以及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地寻找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治理模式与途径。

   1.职务犯罪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愈加密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那些对市场经济主体行使调控职能的部门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领域,这些部门在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扮演着制定政策法规、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初级阶段,由于缺乏成熟的法律制度的监督与约束,其职务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规范,极易在行政审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活动中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而发生职务犯罪。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呈现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趋势,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3]第一,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经营活动,例如原机械工业部经济调节与国有资产监督司财务处处长陈洪喜在任职期间,利用机械工业部撤部建局的改革时机,将其掌管的机械工业部账外资金近2000万元转移并购买国债盈利,给国有资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第二,银行、证券、期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行政权实施,例如原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刘金宝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共计1428万余元,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43万余元;第三,企业行政审批、资金管理和行政执法部门,例如原武汉市国土房产局副局长朱志强等5名国家工作人员与社会中介机构相互勾结,利用经济适用房摇号进行舞弊,从中非法牟利100多万元;第四,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出让、征地拆迁、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医药购销和资源开发活动,例如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在贵州公路建设中大肆敛财,6年间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创下贵州经济案之最;第五,资金高度密集领域和垄断性行业,例如前齐鲁石化公司董事长王延康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随后不久继任的董事长张深也因经济犯罪被中石化纪委查处;第六,社会保障、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涉及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领域,例如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任职期间,为多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第七,存在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隐患的煤炭、石油、化工、交通和食品药品安全等行业,例如原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李振民在关闭非法煤矿、打击私挖盗采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北京兴苑煤矿原1112采区非法开采发生死亡3人的重大责任事故。这些犯罪行为不但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损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给我国的改革大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消极影响。应当看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矛盾运动的体现,是经济发展对国家权力产生冲击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诱因也对我国治理职务犯罪造成了不可低估的阻碍。

   2.职务犯罪呈现更大的隐蔽性和专业性

   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时期,随着经济形式、市场主体的不断丰富扩大,政府监管的对象也进一步增多,而政府对这些新兴市场主体的管理并没有丰富的经验,相关制度也不成熟,政府每出台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因无法及时与相关制度形成系统协调的配套体系,难免为职务犯罪提供新的机会,一些新形式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政权力寻租、干部选拔中的不正之风等权力异化腐败现象必然会乘虚而入。首先,经济政策的宽缓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缺失使得犯罪分子更容易钻法律空子,走政策边缘,制造模糊行为,企图使犯罪手段从非法型向“合法型”转变,从而使职务犯罪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例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借合法报酬为名收受劳务费、介绍费;有的利用鉴定、试用、宣传作为伪装接受大件物品、名贵字画、股票等财产利益;还有的利用认亲结友、婚丧嫁娶等传统民俗、打牌下棋等娱乐形式变相接受贿赂。其次,随着金融、股票、期货、房地产行业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使得犯罪分子能够利用新兴行业所特有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实施犯罪,从而使职务犯罪呈现出较大的专业性。[4]这种隐蔽性和专业性极大地增加了司法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难度,给我国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

   3.职务犯罪的跨国趋势更加明显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对外交流的范围与程度进一步加大,职务犯罪尤其是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贪污贿赂犯罪也呈现出跨国发展的趋势,已由国内现象演变为国际现象,各国均深受其害。主要表现在:有的贪污贿赂犯罪的涉案人员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逃往境外;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证人、受害人涉及境外;有的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利用金融渠道和出人境机会向境外转移犯罪赃款、赃物。[5]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一些跨国公司与国内公职人员相互勾结实施非法审批、权钱交易。这些跨国职务犯罪致使国家司法权无法充分发挥作用,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后果,极大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形象。因此,联合打击职务犯罪、追回境外财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逐步加强,特别是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国家间相互协助、支持打击职务犯罪的合作状况明显改观,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以及各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差异,惩治职务犯罪的国际合作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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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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