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兴趣地读完程光炜、贺桂梅的这两部著作。兴趣既来自于它们所达到的学术水准，部分也来自于它们之间所构成可比较的因素。两部书都是处理“转折”问题的，而 且都选择以作家个案的方式，也都带有某种思想史的性质。当然，它们承担的任务并不 一样。程光炜考察的是文学大师命名与当代文学秩序建构的关系，即“立法者”如何改 造、使用“现代文学”资源。贺桂梅则具体展开“转折”背景下，不同作家所面临的不 同问题和做出的不同反应，来展示“转折”的复杂性。这两部著作的不同，还表现在“ 历史观”的差异上。对于“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之间的关系， 对“左翼文学(文化)”的评价，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描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点不同是在“文体”上的。程光炜又是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他的叙述有更多的感情 色彩，有许多的个人经验直接加入，读起来相当有趣。以这样的文体方式来处理学术问 题，这是很有意思的“实验”。

相对而言，对这两部书的读法，我更看重这种比较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 价值，不仅在各自达到的深度，而且体现在由对比提出的问题上。在今天，认真思考、 研究所浮现的不同与差异，比异口同声的一致性，有时候要来得更加重要。

那么，这两部著作提出哪些有价值的问题呢?我看到的至少有这样一些。之一是，它们 通过有效的研究指出，对于“转折”等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只经由“整体描述”的方法 来解决。“整体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抗战到“文革”文学的分期方 式等)很重要，它们的提出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这不能取代对具体过程、事实的深入考 察和对历史的全部复杂性的发现。深入历史“现场”是我们现在最该做的工作；其结果 ，既有可能支持了“整体描述”的合理性，也更有可能暴露这种描述所遮蔽的东西。

问题之二，是研究视野问题。这两部书都提出了作者的“历史视野”、思想基点与研 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显然，80年代形成的那种对“当代”历史失误的反思，在“转折 ”研究中的有效性并未失去。但它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四五十年代国际冷战格局，第三 世界国家现代化特殊际遇的思考，以及90年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何能内化 于观察的视野中?视野的问题还表现在“学科规范”的层面。“现代文学”与“当代文 学”的研究者，在对待“转折”的问题上是否表现了“学科”区分的不同的问题意识? “专业视野”是否也能构成一种“遮蔽”?赵园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的——“不妨承 认，关于转折的研究，现代文学界较之当代文学界更少贡献”——是否能够成立?还有 就是个人经验对研究的“历史视野”的形成起到什么作用?它在历史分析中的局限性和 积极意义，如何能够区分，而后分别加以控制与发挥?

问题之三，是有关“转折”，有关“当代文学”性质的理解。“转折”是否意味着20 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失误的阶段?“当代文学”的建构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 程光炜认为，“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播与反省”，“有赖于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 而非有赖于城市平民、农民也即民间和平民社会阶层”，“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是体现了 人道主义精神的新贵族文学”(《文化的转轨》，第230—231页)；在他看来，50—70年 代“当代文学”的失误，正表现在这一“传统”的中断(或受到破坏)。贺桂梅的理解明 显与此有异。她的说法是，“当代文学规范并非是一套仅仅依靠暴力得以贯彻、实施的 新话语，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纠缠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的现代性‘解答’”。(《转折的时代》，第327页)对“转折”理解的这种差异，现在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问题之四，是研究的范围与空间。他们在作家个案的选取上，都有深入的考虑。各种 不同的作家类型得到关注。在具体作家的分析上，又都融入生活道路、物质制度、文学 文本等多种因素，使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立体的空间。当然，“转折”研究在空间、范围 上也还存在许多暧昧不明之处。正如赵园先生指出的，在1945—1949的流动、混融、原 有界限变得不确定的时期，“40年代下半期空间界限变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上海、 重庆、香港等地的状况怎样，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如何向国统区浸润，“文学版图”如 何改写，(《研究现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

这两本书所引发的问题，不限于上面提及的这些。这是作者的贡献，是应该向他们表 示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