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论党与法的高度统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5 次 更新时间:2015-06-08 10:34:35

进入专题: 共产党   法治建设   统一性  

李林 (进入专栏)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关于党与法关系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也已从法理与制度、党章与宪法的结合上得到有力回答。党与人民、党与国家、党与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高度统一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全社会法治观念的不断提高,党与法、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不断呈现出动态协调、高度统一的态势。
  关键词:  共产党;法;法治建设;统一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关于党与法关系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正面回答党与法的关系问题,这样才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实现党与法的高度统一。

  
  一、“党”与“法”的概念范畴
  在我国语境下,讨论党与法的关系,首先应当弄清“党”与“法”的概念范畴及其涉及的主要关系。
  (一)“党”的概念范畴。其一,从全称概念来看,这里所讲的“党”,是特指中国共产党,而不包括其他政党组织或者社会团体。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领导党,是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职责的执政党。其二,从主体来看,这里所讲的“党”,是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各类机关等各种主体在内的集合概念。这就意味着,某个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党的组织甚至党委书记、党的领导人等,他们只是“党”的组成部分,是“党”的一分子,而不能把他们简单地等同于“党”;他们的言行在有限的意义上或许可以代表“党”的形象、权威和意志,但不能简单地与“党”画等号。其三,从领导和执政行为来看,这里所讲的“党”,有时也有引申出来的含义,如“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政策、党的决策、党的文件、党委决定、组织意见、领导人讲话、书记指示、上级命令”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履行党的宗旨、实施党的领导、开展执政活动、带领人民群众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方法,但不能把它们的单个行为活动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意志和集体行为。
  (二)“法”的概念范畴。这里所讲的“法”,首先是指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规定公民权利与义务、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在我国即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主要包括宪法、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其次是指法制、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概念和活动,以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概念和活动。再次是引申出来的含义,指立法者的立法行为,执法者的执法行为,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全体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守法行为等等。
  (三)“党”与“法”的关系。在我国语境下,“党”与“法”的关系主要有如下一些解读:一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二是指党的领导与国家法治、依法治国的关系,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关系;三是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关系;四是指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与法治、依法治国的关系;五是指具体的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执法司法人员等人员的权力及其行为与法治、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关系;六是指“党”和“法”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法外特权,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
  由于人们对“党”与“法”概念的不同理解,对“党”与“法”关系的不同组合,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党与法”关系的问题,往往被演变成为“党的文件与国家法律适用哪一个”、“领导的指示与国家法治听哪一个的”、“法院依法办案还是按领导说的办案”、“领导说了算还是法律说了算”、“书记大还是法律大”等问题;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把某些党员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党委书记的具体言行当做“党”,把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的具体行为当做“党”的活动,甚至把某些领导干部、执法司法人员违反法律或者破坏法治原则的行为当做“党”的行为,进而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疑问。
  从理论上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也已从法理与制度、党章与宪法的结合上得到有力回答。但是,从人民群众观察和感受到的我国法治建设中还存在种种弊端和不足的角度看,[1]从人民群众热切期待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法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法善治的角度看,“党与法”关系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某些领导干部中依然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言废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贪赃枉法等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那么,这些地方、部门和个人违反法治的言行就会被归责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很难从现实生活中淡出。因此,我们在从理论与制度结合上讲清了党与法高度统一的前提下,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下大力解决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切实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笼子里的问题。


  二、法治与政治的统一性
  党与法的高度统一,归根结底是由法学与政治学的密切相关性,法治(法律)与政治的统一性决定的。从渊源上讲,在早期(如古希腊时期)西方社会,法学是包括在政治学当中的,或者说法学与政治学是长期结合在一起的。今天,法学与政治学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政法”或者“法政”学科,法律与政治成为相互依存、密不可分、高度统一的统治(治理)艺术,因此法治与政治在核心价值和实质功能上必然是高度统一的。法学与政治学的彼此交叉、相互融合、科学整合,形成了法政治学。法政治学是以具有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相关社会现象的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1}5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正如法理学的理论研究与政治理论总是紧密联系的一样,实践性更强的法律规则与现实的政治总是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则是由政治家和政治组织为实现某种政治理论、政治信念和政治目的而制定或废除的……公共管理的整个领域都充满着法律需要与政治需要、法律手段与政治手段、法律作用与政治作用的交互影响。”{2}520-521列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3}140所以宪法法律有时被称为“法典化的政治”,而在宪法规制下政治有时则被简称为“宪政”。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治行为等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法治化,法律体系、法治过程、司法权等的政治导向、政治属性、国家意志特征,无疑是当下法学与政治学、法治与政治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重大问题。在法政治学的意义上,国家法律、立法与政党政治、政党选举、执政党理论、执政党目标、执政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法律与人民民主、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宪法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公民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政治与司法权、政治与司法独立、政治原则与司法活动、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政治、法治还是德治等等,实质上都是人类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方法、制度安排,都是人类进行“他治、自治以及共治”的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类治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在价值层面,法治涉及的价值,既有理性、正义、公平、意志、善恶、幸福、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范畴,也有利益、权利、民主、秩序、效益、安全、和平、发展等具象价值范畴。这些“价值准则之间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致、对立、主从和分立四种关系结构形式。”{4}法律价值依附于法律规范并在法律实施中得到实现。法律价值本质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以追求公平正义为使命的司法,其政治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相对于立法和行政职能,司法活动自古就是比较强大的一种政治职能”,“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议会……行政机关也可以萎缩到最低限度,但司法机关却不可没有或削弱。司法功能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职能之一,没有司法,国家就不能生存。”{5}34法律和司法的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法律价值和司法必然会强烈地表现出执政党的政治导向和政策倾向,或者说执政党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把其执政的基本理念、政策要求等转化为法律的某些内容,落实到司法的具体过程中。
  美国是十分强调司法独立的国家,其司法理念甚至认为司法应当与政治“无涉”。但在美国的司法生活中,“司法独立作为一个原则,必然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到某种程度的扭曲。”{5}63在美国,遴选法官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不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如何正直和无可指责,最高法院本身一般带有,并且无疑将继续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来自时代色彩,而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那个时代里挑选出来的。”{6}24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任命了203名民主党人和8名共和党人为联邦法官;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了176名共和党人法官和11名民主党人法官;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任命了169名民主党人法官和11名共和党人法官;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命了198名共和党人法官和15名民主党人法官;共和党总统福特则任命了52名共和党人法官和12名民主党人法官。[2]“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美国)那些被评为‘伟大’或‘近乎伟大’的法官,其风格向来更多的是‘政治的’而非‘司法的’。从约翰·马歇尔到厄尔·沃伦,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法官都曾出任过被选举或被任命的政治职务,而且他们常常是具有很强党派观念的政治人物。一旦进人最高法院,这种政治经历就会对他们的处事风格构成影响。”{7}355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非是超凡脱“政”的独立机构,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常常扮演重要角色。“联邦最高法院的确参与了政治进程,”“在美国政治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决定不是由总统或国会作出的,而是由最高法院作出的。”{8}211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兼有法律的、政治的和人的特点的机构,它具有与这些特点随之而来的种种优势和弱点。”{9}270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做了另一个角度的描述。他写道:美国所出现的问题很少有不转为司法问题的,因为或迟或早这些问题都要归结为司法问题。因此在美国,“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解决的。{10}109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要推行“法院填塞计划”,以从党派构成上改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推崇的自治型法律社会中,法律与政治的分离也是相对的,法律是忠于现行政治秩序的保证,与国家密切一致地履行政治职能,致力于秩序、控制和服从,法律机构(法院等)以实体服从换得程序自治,以实体上与政治保持一致换来的程序上与政治的相对独立,而不是真正的法律与政治的分离。{11}63-66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李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产党   法治建设   统一性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974.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