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新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吊诡和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4 次 更新时间:2015-06-07 0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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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提到了通过选举实现政制转换的问题:“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17}

   其实,当年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中不乏一些具有深厚法学素养的民主党派精英;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并没有把他们带到刘庄宾馆。包括毛本人在内的宪法起草“四人小组”中,没有一个曾经系统地学习过宪法以及其他法律学科。起草宪法,对于这些中共最优秀的理论家来说,显然不像写《人民日报》社论那样挥洒自如。不过,这些人毕竟是这支革命队伍里的顶尖秀才,他们边学边干、聪慧勤奋、博览群书,加上人人有一支生花妙笔,不出半年的时间里,一部带有党报社论风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就提交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手里。这类独特的宪法起草风格(尤其是它的序言部分),今天还在被反复套用--在世界范围内,我们至少还可以在北朝鲜的宪法文本中发现类似的文风。

  

   1954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在表决前,民主党派精英纷纷发言,表达了他们认为应该表达的意见{18}。宪法草案公布后在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并征求意见。同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1,197人,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常被简称为《五四宪法》)。不难判断,《五四宪法》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并主要由党的领导者制订的,随后再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在法律程序上加以确认。事实上,这个立法形式一直被延续至今。很多证据表明,《五四宪法》当时是深得人心的{19}。中国人民对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的诉求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很多人期待着,一部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从此名至实归。

   但是,这部宪法通过之后,中共领导人很快就发现,法律制度本身其实是个双刃剑--既能打击敌对势力,又反过来会约束共产党自己。显然,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是一个从未真正面对的问题。从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资料表明,这部宪法通过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有点儿觉得它碍手碍脚了。

   1955年1月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指示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7月间,刘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20}与此同时,张鼎丞和时任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梁国斌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刘还说:“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刘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份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21}

   同年9月1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二十一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22}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消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23}此时距离《五四宪法》颁布仅两年半,同时,距离后来被称之为“阳谋”的反右斗争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毛何以此时此刻在信中专门提及“取消宪法课”,给后世的法学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悬念。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订的,我也记不得。……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4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毛更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24}

   从毛泽东、刘少奇、罗瑞卿等人的上述言论来看,他们认为法律是由党领导制订的,必须明确把执政党置于法律之上。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与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25}。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对最高领导人近乎狂热的个人崇拜,法治在中国就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尴尬状况之中。其结果,就是导致在文革期间随意破坏法制。“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后,整个社会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从1949年的“废除伪法统”到1966年的“砸烂公检法”{26},旧的法律制度被废除,新的法律制度(尽管少得可怜)被砸烂。法律这个东西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厄运不断,其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宿命。

   根据《五四宪法》,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然而,时隔八年后,1967年8月5日,一群年轻的中南海造反派把这位由他们当初亲自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从家中揪出来,当众进行了一次残酷的批斗。刘此刻想起了还有一部写在纸上的宪法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他拿出《宪法》对这些年轻人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27}很可惜,一切都为时太晚了,这些话对这些从来没有上过宪法课的年轻人来说,形同对牛弹琴。此刻,已经被视为“人民公敌”的刘显然已经忘了1955年7月间他在北戴河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说的话:“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看来,如果一部形同虚设的宪法无法保护一个普通的公民,那么它也同样保护不了一个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办。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对法律教育表示出怀疑和轻蔑的态度。在谈话中,毛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在强调文科需要改革的同时,毛特别说到:“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28}在毛讲话之后不久,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相继被撤销,出现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法学教育中断。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本人多次称赞“砸烂公检法”的口号{29}。那是一个既没有法院、检察院、律师,也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的特殊年代。执法部门就是(被军队接管的)公安局一家,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后期。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从唐山灾区到北京、天津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灾民、暴民抢劫和偷窃公私财物的恶劣行为。笔者记得当年和中学同学被有组织地安排参加一个由公安局和街道办事处举办的公审犯罪份子的大会,在这个公审大会上,那些去国营商店偷西瓜的人被判了重刑。当时的中国没有刑法典,有人事后盘算过,当时偷窃西瓜的个数,大致被用作量刑的尺度,比如,偷一个西瓜的人被判刑一年,偷两个西瓜的人就被判刑二年。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访的美国记者兼作家斯诺。他告诉这位老朋友说,自己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左翼作家斯诺并没有完全理解毛此言的中文寓意,在他后来出版的书籍中,他把毛比喻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30}。

   三 后毛泽东时代的法治嬗变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去世。这一刻,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拐点。尽管在毛本人晚年病重期间,中国人群中也发生过反抗的涌动(比如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但更多的迹象表明,只要这个“世纪伟人”仍然在世,中国的所有事情只能按照他本人的“过去方针办”。此时此刻,中国这个巨大座钟的钟摆,事实上已经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然而,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这一刻开始,它不可阻挡地摆向另一个方向。

   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接踵而来。在毛泽东逝世的二十七天后,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秘密逮捕。从现代文明国家的视角看,这一事件无异于重复了一次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宫廷政变”。然而,这一事件出乎意料地启动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初动力,很大程度上和邓小平、彭真这一代领导人自身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遇的苦难有关。

   1978年,当再一次重返政坛时,邓小平深深地感到,这个国家再也不能这样“无法无天”下去了!他为此曾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1}今天看来,这种认识根本谈不上深刻,但却是发自肺腑,刻骨铭心。

   彭真在文革结束后也曾对人感叹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32}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对彭日后主导国家的立法工作影响重大。彭曾强调自己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后来他每次在全国人大讲话的“开场白”都认认真真宣读一段《宪法》条文。这种戏剧性的现象,预示着中国政治生活、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即将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后来被押上临时组建的特别法庭上接受审判。这次审判引起全世界的关注,199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法庭大案》(Great World Trials: The 100 Most Significant Courtroom Battles of All Time)一书中,将“江青和四人帮庭审案”列为历史上一百宗最重要的庭审大案之一,并将王洪文站在被告席上的照片选作封面{33}。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这次审判中,已经在人们记忆中消失了的中国律师,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这似乎预示着,中国法律职业群体开始获得重生和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对这次审判,邓小平事后很少做出评价。他似乎不太愿意再次提及这次“世纪审判”。凭他的智商,他应该知道,这次审判大致属于政治上的“逢场作戏”,不得已而为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几个人,其实只是中国这场政治灾难的“替罪羊”{34}。邓希望把这一页尽快翻过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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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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