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宏观理论思维，而科学决策是人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程序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操作过程。因此，从总体上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决策之间的关系是，两者的归宿都在于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点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层次不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侧重为我们提供宏观思维方式，而科学决策理论侧重为我们提供具体操作方法。换言之，科学决策只不过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程序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科学决策的指导思想，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正确进行决策。否则，只有依靠科学技术和程序的具体的操作方法，没有科学的宏观理论思维方式的指导，或者只有宏观理论思维，没有依靠科学技术和程序的具体操作方法，都难以正确进行决策。
一、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
我们通常所言的决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决策，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指领导者根据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判断，作出改造世界的决定；从决策学的角度看，是指发现问题、确定目标、制定方案、最后抉择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过程。
广义的决策，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既包括认识世界和作出改造世界的决定，又包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或者说是既包括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又包括在实践中解决矛盾的全过程；从决策学的角度看，是既包括决策方案的制定和抉择阶段，又包括决策方案实施的全过程。我们所言的决策是广义的决策。
在人类历史上，领导者的决策从其方式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经验决策，一是科学决策。所谓经验决策，是指领导者凭借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方式；所谓科学决策，是指领导者运用科学技术和科学程序进行决策的方式，也可称之为决策科学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社会及社会关系存在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人们的认识活动也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决策作为认识活动，其方式也必然地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具体表现就是从经验决策发展到科学决策，它与从小生产到大生产的转变相关，也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伴随。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经验决策与生产规模狭小的小生产方式相适应。因为小生产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发展变化比较迟缓，领导者凭借个人的经验、智慧和知识也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即使决策失误，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在现代社会中，对一些简单问题，经验决策也有其适用性或实用性。但是，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这种决策方式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和变化的快速性。现代社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综合性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精细，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乃至跨国界的问题越来越多。任何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考虑不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难以挽回的全局性错误。如发展农业问题，就不单是农业部门的任务，它涉及到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水利、化肥、电力、农机、生态、环境、气象等各个方面，农产品的深加工又涉及到化学、生物、食品、医药、市场、内贸、乃至交通运输等各种因素，为了发展农业就需要考虑到这众多因素，由众多领域的专家来参与，进行复杂的技术经济论证、多种方案的评价分析、系统的综合判断和科学预测，如果仅凭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就轻易去“拍板”，就很难避免决策上的失误，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埃及的阿斯旺水坝的建立就是一个教训。本来四十年代，埃及曾有两个提高阿斯旺水坝蓄水能力的方案：一项是利用周围的湖泊，建立一系列水坝和一条运河来蓄水，另一项是在已有水坝上再建高坝。当时政府认为第一个方案需二十五年，而造高坝只需六年，于是决定建高坝。高坝建成后，农田利用面积增加了30%，每年发电量四万亿度，但阿斯旺水坝的建成却使尼罗河流域的水文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造成土地贫瘠化、沙丁鱼濒临绝迹、河口三角洲平原后缩、血吸虫病高发等严重后果，而且难以挽回。这说明，没有全面科学论证的经验决策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复杂的问题。
第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加速发展的特点，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大大缩短。蒸汽机由发明到动用经过80年，电动机65年，电话50年，真空管33年，飞机20年，晶体管3年，激光器为1年。据统计，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一战前为30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16年，二战后为9年。同时，科学的功能正在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科学技术已深入到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科学技术。实践表明，任何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这里的科学技术，不是指单一的学科，而是指知识的综合体系和思维工具，因为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也呈现出“整体化”的趋势，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牵涉到多种学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方法先进了，程度深化了，因而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策方式也应相应地变化，这就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程序来进行科学决策。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观察和分析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作出准确的鉴定和判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科学决策。
在我国，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抓典型、搞试验、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决策方式，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比以前更宽广、更复杂了，决策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增加，这就要求决策理论和方法的丰富、发展，实现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变。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决策是指领导者应用科学手段、按照科学程序进行决策的方式，可以弥补经验决策的不足，使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科学决策不等于正确决策，决策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并不排除经验决策的重要作用。在现代决策中，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并不能取代人的思维，而是人的决策思维的延伸和发展。马克思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决策可分为常规型决策和非常规型决策。常规型决策是指对经常遇到的问题有案可循的决策，这类问题的决策使用经验决策是省时、有效的；非常规型决策，是指对新问题、突发问题无案可循的决策，这类决策靠感性知识为基础的经验决策解决不了，必须使用科学决策。也就是说，科学决策的方式主要用于重大问题，特别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并不是所有问题不分大小都必须采用的一种决策方式。
二、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世界是可知的，任何事物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认识的。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事物的现象、本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现代决策科学则称之为信息。也就是说，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是通过信息来实现的，因此信息是可知的。在科学决策过程中，就要广泛收集资料、信息，发现问题，因为新问题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同时，在新问题面前应该知难而上，因为没有认识不了的问题，也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收集信息、不发现问题，或者即使发现了问题也知难而退，实质上是持世界不可知论，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表现。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②]通俗地讲，所谓信息，是指客观事物的现象、关系、本质，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声像、数据的描述和表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四次信息革命：第一次是语言革命，即用语言来表达和传递信息；第二次是文字革命，即以文字来表达和传递信息；第三次是造纸和印刷革命，即以印刷品来表达和传递信息；第四次是计算机革命，即以电子技术（广播、电视、电话、电报）和计算机网络来表达和传递信息。现在正进一步以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来表达与传递信息，人类社会已迈入了信息时代。
实际上，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获得外部世界的信息和对这些信息加工处理的决策制定过程，而人们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将加工处理的信息反作用于外部世界，并不断地按照反馈信息修正决策，引导外部世界达到决策目标的决策实施过程。这就是说，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过程，没有信息，人类就无法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进行有效的改造。同时，科学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信息输入、处理到输出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决策的每一环节和步骤都离不开信息，信息是发现问题的桥梁，是确定目标的基础，是制定方案的原材料，是评估和选择方案的依据，是控制决策实施的链条，是检验决策的手段。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决策对信息的需要如同生产对原材料的需要一样，离开信息，决策就会成为无米之炊，毫无意义。没有信息决策者就无法决策，如果信息不足、不真，决策者也不可能进行科学决策。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的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③]这里调查研究其实就是指获取信息。我国五十年代的“浮夸风”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只报喜不报忧的现象，都造成过决策者判断错误，导致决策失误，酿成过严重后果。
信息既然如此重要，决策者就必须重视信息，树立信息观念和意识。
第一，信息是最大的资源。
当代社会，决定社会发展的有三大资源：一是物质资源，它给人们提供各种材料；二是能量资源，它给人们提供各种动力；三是信息资源，它给人们提供知识和智慧。过去，人们只重视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信息资源重视不够。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资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软资源，越来越重要。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甚至把未来社会称之为“信息社会”。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就是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当代生产领域中高技术的尖端产品，“知识密集型”产品，实际上是要求产品的物质、能量投入少，而信息投入多，因为科学技术和知识是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体现了信息资源是最重要资源的科学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实际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建设中重视信息资源，从重视物质能量资源的开发利用转移到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来。
第二，当今时代的竞争，其实质是信息竞争。
信息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达程度的综合指标。信息的生产量、信息的获取量、信息的获取手段、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信息的传递与利用效果、信息的反馈效能，都集中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驾驭科学技术进行科学管理的人才的素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进退兴衰。
当今时代，增长最快的是信息，据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测算，目前仅科学技术信息量每年就增长30%，这个增长率还在直线上升，很快就跃至年增长40%。信息量大而快是时代的特点，有人称之为“信息爆炸”。我们正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的洪流排山倒海似地涌来，需要决定的问题堆积如山，且系于分秒。在工业时代人们的口号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当今的信息时代则成为“信息是金钱，决策是生命”。因此，谁获取的信息数量越大、质量越高、速度越快，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信息闭塞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例如，日本通产省一昼夜从国际上获得的信息量，如果用电报码带记录，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周，而全部非洲国家一昼夜所获得的国际信息量还不足日本的百分之一。日本人通过这些信息把别国的发明创造化为己有，并快速转化成生产力，制造成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形成“发明创造在美国和西欧、赚钱在日本”的现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的东南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发展较慢的地区相比，除政策差异外，信息的生产量、获取量及信息的加工处理、传递功能方面的巨大差距也是重要原因。
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各个领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领导者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信息，闭目塞听，脱离实际，或者对情况了解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就不可能进行科学决策，埋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决策的祸根，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各级领导者树立强烈的信息观念和信息意识，是时代的要求，是改革开放的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实践中，为了进行科学决策，就必须重视信息，建立健全信息系统。
三、“外脑”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飞跃，也就是需要把从群众中来的智慧集中起来。从决策学的角度，就是对获取的大量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分析判断，否则就很难认识事物的本质，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只有真正认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比如，金融秩序混乱似乎仅仅是由金融机构乱贷款所造成的，实际上还有金融机构的体制及结构问题，不分析就很难揭示出问题的根本所在，治标不治本。又如前几年物价改革过程中物价上涨幅度太大的问题。本来，物价改革是为了调整不合理的比价，但有些地方和部门趁机搭车涨价，使物价比例高位复归，推动物价水平轮番上涨，不分析就难以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靠谁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群众意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集中起来？或者说靠谁把大量信息加工处理、分析判断、制定决策方案？在科学决策中，这一任务并非需要完全由领导者本人来做，而是靠“外脑”来完成的。因为对事物和问题本质的分析需要各种专门性知识进行科学论证，依靠“外脑”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领导者对“外脑”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科学决策的一个要求。否则，轻视“外脑”，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表现。
所谓“外脑”，是指由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手段相互补充、相互启迪的知识信息综合体，也称智囊机构。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和科学决策的需要。在现代社会，解决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涉及到很多因素，单凭领导者个人的智慧、知识、经验难以解决，需要智囊机构进行科学论证，提出多种备选方案，以供领导者决策。而且，现代社会的重大决策，往往是多目标决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卫生、心理、生态与环境等众多因素。决策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及随机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具备多种知识和技术的专家组成智囊机构来承担研究任务。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如我国的葛洲坝工程，需要结构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水动力学、电工学、建筑学、地质地理学、生态学、农学、技术经济学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解决这样的综合性问题，只靠某一学科是无能为力的，需要多种学科的专家联合攻关，与此相适应的智囊团的结构也必须是多学科和综合性的。因为，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其整体功能，而决定整体功能大小的因素是系统中最弱的构成部分而不是最强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木桶理论”或“铁锁链理论”：即决定木桶盛水量多少的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铁锁链强度的是铁锁链中最弱的那一环。这也是说明，外脑必须是个知识信息综合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专家都不行。哪个方面的专家最弱，整体功能就由这方面来决定。比如我国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只考虑粮食产量，不考虑生态环境，在长江两岸毁林造田，结果造成土壤大规模的沙漠化，贻害长远。
从科学决策的过程来说，“外脑”的出现就叫做“谋”与“断”的分开。传统的经验决策“谋”与“断”集中在领导者一人之手，科学决策则是“谋”与“断”分开，“谋”是外脑的任务，“断”是领导者的职责。谋与断分开的最早雏型，是军事机构中参谋部的出现。因为在军事活动中，无论是武器的运用还是战略、战术的决策，都是最早使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十八世纪法国军队中设置参谋长，十九世纪普鲁士军队中设参谋部。以后各国仿效，1903年美国陆军设参谋部，1906年英国皇家军队设参谋本部。在军事领导体制中参谋部的出现，就是在军事决策体制中实行谋与断分开。在一战和二战中，参谋部的成员不只是军人，还有大量的各种学科的专家参与。后来，这种谋与断分开的决策体制，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是各种智囊机构的出现，它们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著名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的工业设备企业公司、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都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对各国政府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拥有很大影响，有的本身就是本国政府的政策咨询机构。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形成了一种制度，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领导，没有通过“思想库”的咨询工作，就不会轻易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在我国，也已经开始建立一些智囊机构，如政策研究室、社会咨询服务机构、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以及一些临时性智囊团等，在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作用。三峡工程1980年邓小平拍板，1984年国务院批准。但由于各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1986年中央决定重新论证，最后，水电部广泛组织专家论证，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最终决定将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这里，水电部组织的专家组、国务院组织的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外脑”。
谋与断分开是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而外脑的出现是谋与断分开的前提，因此，对外脑的重视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还应把握几点认识：
第一，外脑是领导者的辅助和参谋，对领导者的决策只起影响作用，而不能代替领导者的决策。科学决策必须有智囊机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决策研究工作，没有智囊机构提出事实数据、状态分析、发展趋势预测、政策方案和科学论证，要作出科学决策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没有智囊机构，就没有真正的科学决策。但是，决策研究工作再好，最后还要由领导者来拍板定案，进行抉择。智囊机构的研究，决不代替领导者决策，领导者应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智囊机构称为领导者的“外脑”，说成是领导者智力的延伸。如果以智囊机构的谋代替领导者的断，那实质上并不是科学决策，而是精英政治，外脑也就不成其为外脑了。
第二，智囊机构与领导者应是平等关系。在古代，也有智囊人物为决策者出谋划策，但智囊人物与决策者之间是主仆关系，往往看主人眼色行事，或者智囊人物集谋断于一身。现代的外脑与领导者的关系则应是平等关系，必须具备两个特点：首先，外脑的活动是独立的创造性活动。没有创造性就不成其为外脑，而保证创造性就必须对领导者具有相对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外脑只根据客观事实得出自己的科学结论，而不是由领导先拿出一个主观结论，然后要求外脑去找“事实”或引用“科学道理”来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性，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在我国，有的领导人把自己主管的研究机构作为决策之后的论证工具，这不仅会造成决策失误，而且一旦失误很难修正，危害很大；第二，外脑的活动，还必须允许同领导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如果智囊机构的专家意见有三分之一被采纳，应该认为是一个有用的智囊机构，如果一半以上的意见被采纳，那是高明的智囊，但如果百分之百的意见被采纳，那么不是智囊“越位”，就是领导无能。这说明，应该允许智囊机构同领导者的意见碰撞。在我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实际上，如果只有一种意见，也就无所谓决策了。而且，不同意见还有助于科学决策：一方面，不同意见可以启发和开阔领导者的思维，对最后的决策能有全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一旦决策失误，相反意见就可能成为现成的补救方案。如果外脑不具备这两个特点，就不是外脑，而是内脑、秘书班子了。
总之，领导者与外脑正确结合就是科学决策。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重视与运用外脑，又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决策民主化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发挥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在决策中的外脑作用。
四、实施是科学决策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是完成了认识运动的一半，只有从理性再回到实践中去，并用来指导实践，经受实践的检验，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必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④]这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就在于认识的目的在于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且理性的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与此相对应，科学决策的目的在于实现决策的目标，决策的制定只完成了过程的一半，决策的实施更为重要：首先，决策是否正确，在实施过程中才能得到验证，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正确的决策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实施。任何决策都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就不成其为决策。如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目标。但是，目标不会自动实现，要实现决策目标，必须将决策讨诸实施。西方政策科学的发展趋势，六十年代侧重于政策制定的分析，七十年代以后侧重于政策执行的分析，证明决策实施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了实际工作者和学者的重视和关注。西方一位学者甚至说：从决策过程各阶段功能所占的比例来说，决策制定占百分之十，决策的执行占百分之九十。
在我国，决策失误的教训是沉痛的，而且记忆犹新，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策过程中的失误，主要在于实施过程中的偏差，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各级领导者的充分重视。比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狠刹吃喝风，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吃喝风屡禁不止、农民负担在许多地方仍然过重，这都是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过去我们常用“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来说明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真理的绝对性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而言的，超过一定的时空范围就不是真理。因此，对任何事物、任何问题的认识都不可能绝对正确，而仅仅是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对它的正确认识。但任何事物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中，时间、地点、条件也在不断地变化，对它的认识也要不断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和问题的认识都不能满足于现状，而要不断地探索、深化，否则就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难以正确认识发展中的事物和问题。总观科学决策的整体过程，决策失误还可以通过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不断修正和完善，乃至追踪来补救。毛泽东同志曾说：“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情是常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有的。”[⑤]这说明，在决策实施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完善决策和追踪决策，决策失误有可能补救，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重视反馈信息。所谓反馈信息是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反应。这些不断变化的信息，如果不及时反馈上来，就难以检验决策的科学性，难以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进行不断深入的认识。实际上，信息反馈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事物是发展的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只有善于运用信息反馈原理，注意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最新信息，并依据这些最新信息修正、完善决策或追踪决策，才能在“决策——执行——反馈——再决策——再执行”的循环往复过程中提高决策质量，最终实现决策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领导者重视不重视反馈信息，特别是负反馈信息，是能否进行科学决策的关键，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是否承认事物是发展的、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
其实在决策的实施中，“政策扭曲、损失更重”。正确的决策在实施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执行中的政策扭曲。政策扭曲有两种情况：第一，对政策的内涵理解有偏差。政策的执行，首要的就是分析决策的内涵。所谓内涵，是指一项决策所覆盖的范围和实质。如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从七个方面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可以说是范围，而决定的实质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保证长治久安。如果对一项重大决策的内涵不清楚，肯定会扭曲，只有内涵清楚了，才能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贯彻执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政策内涵清楚，但从本单位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就是有意地抵制和扭曲政策，实际上是正确的政策得不到实施。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运用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是各级政府进行管理所行使的权力，其特点是垂直性、强制性和后果性。总体上看，行政权力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宏观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全局性、战略性决策而行使的行政权力，其行使主体是各级领导者；微观行政权力是指具体行政部门和公职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行政权力的层次性和决策的层次性是相对应的，对于决策执行中所出现的问题，就要分清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当前社会上存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多数是在行使微观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从决策的整体效益来说，对重大决策实施的有意扭曲，危害性是更大的。例如，当前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但一些地方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却实行贸易壁垒，人为割断市场的统一性，甚至支持或纵容一些地方企业搞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只有加强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府具有宏观调控的能力，才能消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否则，如果地方主义泛滥，不仅会威胁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且会危及到国家的统一。因此正确行使宏观行政权力是至关重要的，这必须引起领导者的高度重视。宏观行政权力的行使在宏观上符合重大决策的总目标，就会因为行政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垂直性、强制性特点，使微观行政权力的行使在微观上也符合重大决策的子目标，能保障决策实施的全面、彻底。
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践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⑥]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决策的关系：现代科学决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表述，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的道理通过科学技术和科学程序的具体运用。因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科学决策的指导思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页。
③《陈云文选（1956—1985）》第18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