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在范式与经验之间——我们如何接近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5 17:07:07

进入专题: 范式   经验   主体   问题意识   角色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接近知识本身,必须避免“范式—经验”这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的断裂性。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中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因此,建立一个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与范式和经验的关系,以及其在范式与经验之间的主体性作用,为社会学者提供了范式和主体双重超越的平台。明确社会科学界的社会角色,正确地确立范式和方法、确立问题意识,可以防止范式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和错位,超越“范式—经验”的二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培养这种认清困境、超越困境的意图和能力。

  

   好吧,请不要沮丧,不要有投降并且企图退出的想法。社会学的知识看起来是惊人的。但是它的大部分是关于你所知道的和有强烈的感受的,并且是关于你已经经历的事情的,你将要发现,你的努力会有丰富的回报。当然,你要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此外,还有社会学的出版物来帮助你。并且其他的一些有类似的任务的人也以一种相对不疲惫的方式来接近社会学知识的主体。

   ——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P.253

  

   一、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的“先天缺陷”?

   1.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征

   一直以来,笔者时不时会念及一个问题:在今日中国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真的很有意思吗?反顾自身,把自己视为特定时空情景、特定关系中的一个对象来加以观察,这可能是不少社会学者乐此不疲的个人小游戏。但是现实中,远不似游戏那样轻松。

   社会学界前辈、台湾大学原社会学教授叶启政先生,曾就现代中国,包括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征作过论述。他将其归纳为四种基本性格:实用性格、实证性格、移植性格、加工性格(叶启政,1991)。细细读来,这些如影随形般难以摆脱的性格特征,每一条都可能让后学者因气馁而思放弃。相信每一代中国新学人中,都不乏对“实用工具性”的学术品格以及作为“粗糙加工品”的学问不屑而向往做独立纯正的学术的有志者。然而,正像社会学主义本身所暗示的那样,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学者或学术也同样无法逃脱种种结构的、文化的规定性。

   以实用工具性的性格特点而言,就像叶启政先生在对中国社会学性格形成的历史缘由所作的中肯分析中提及的那样,中国的社会学之所以以实用主义为旗帜,最初虽然是因为应付社会生存危机的工具理性需要,但是,随着列强退出中国与中国人的力图振兴,产生国家危机意识的条件逐渐消失了,而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作为福利社会体制下的工具之学,它具有被用来了解社会现象、用以增进改善人类社群关系以达控制之功效的一些基本性格,这些特征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某些契合之处。而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在海峡两岸,社会学界在不同程度上都曾经历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为了能在大学和国家科研体制中获得学科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学者不约而同地用强调社会学的实用价值的方式,来为社会学正名,从而说服权力,为社会学争得必要的生存空间(叶启政,1991)。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的形成,不仅是历史使然,也与西方社会学和本土的现实政治结构有关。

   至于其他诸种性格,例如拷贝西方社会学或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提供原始素材等问题,苛刻一点地说,它们就像是中国社会科学无法抹去的一种基色,渗透于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格甚至学科体制之中了。

   然而,身处现实中国,即使上述这些特性让我们感到尴尬,即使我们能够试着抵挡附着于学术之上的个人功名利禄——这有多难!——我们又如何能抵御“中国作为社会学主题的田野”的那种诱惑?这样一个社会,正处于激剧变动之中,它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又会变成什么?种种令人咋舌的奇迹,伴随着让人不安的张力和冲突……不夸张地说,社会学者无论怀揣什么样的意趣,都可能在这儿发现令人兴奋的挑战性题目,也完全可能撞到一大堆充满刺激的经验素材。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度已成为社会学的荒芜僻地的中国社会,如今俨然成了世界社会学界的热门议题。

   更何况本土学者、华人学者,是的,对于被中国的政治文化浸泡大的绝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关注中国的命运、探索民族的问题,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志趣。似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哪所大学,在中国学生和中国学者那儿,“以中国为议题”都是个不二的选择。我想我们甚至很少会正经八百去思考、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中国的问题(譬如“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大致而论,抽象的“人”及其价值,或者具象的“个体”或“人类社会”的价值及命运等,以前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群体的最重要的研究动力和思考冲动。

   尽管如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依然必须前行。即使只是为了解、说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作为社会学者,我们必得让自己保有这样一种信心:获得观察、说明人类社会的自由的最终可能——哪怕只是身处必然王国而向往自由王国的那样一种姿态,对我们仍然无比重要。

   2.关于范式—经验关系间的分裂

   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先生曾这样描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身处的特殊情形:除了社会科学本身存在种种二元分裂的问题(如理论建构—实证研究、哲学科学的知识—日常生活的知识等)之外,作为中国的学者,还难以逃避另一种宿命:我们一半是中国的脑子,另一半是西方的脑子,二者是分裂的①。黄光国先生在他的专著中认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不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无法掌握西方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时的那种精神探索,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也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研究水准长期低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华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相应的理解(黄光国,2001)。这样的分析,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文化、知识困境来说,自有深刻的一面。但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出其偏颇之处,就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我们被质疑不假反省地学习、套用外国的方法、理论到本土的研究时,为什么质疑我们的人,却可以毫不掩饰、甚至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缺少的是对‘西方’科学哲学知识的省思!有方法论的哲学训练,真的可以产生‘好的’‘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吗?”② 我们也不难从一些西方中国学研究者或是从西方社会学者的中国研究中找到这样的质疑佐证。西方学者即使深谙其科学哲学、理论范式的来龙去脉,但或者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或者因为经验把握上偏离了中国的现实性,也或者因为一些研究范式长期固化,因而在研究中很可能“经常会不加思考地把它移植到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对比研究”。由此造成范式及方法的误用以及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以致形成“范式的解释危机”(张乐、张翼,2008)。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者而言,不唯“西方哲学科学的训练”是一项艰巨的课业,如何认识、把握“中国本土的经验”同样是一个问题。中国本土学者容易陷于一种“先验幻想”,在建构经验事实的时候,对先入为主的价值或判断习焉不察。尤其当学者开始操作西方话语来理解和解释本土现实时,还可能存在主体认同的危机以及自我认知的困难。“主流西学的侵入与引进给中国研究带了全新的视角和分析维度,更新了原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同时这种侵入与引进也直接触及和瓦解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最终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中不能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切身的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张乐、张翼,2008)。

   在这儿,我们首先需要确认这样一种常识:“范式—经验”关系其实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必须持续地去面对、去思考的一个课题。从这样一种常识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下面这些问题:

   在“西方的理论范式—中国的本土经验”这样一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之间,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这个二元关系的一端,是被想象的“西方”:将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经验来源、知识生产者的民族属性以及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属性等,都笼统地定性为高度同质化的“西方”,而忽略了既有的社会科学体系内部的丰富性、异质性:不仅“西方”内部具有相对的在地性、历时性,时至今日,“西方的”社会科学也包含了许多非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源和研究成果。尽管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对西方主义的反思批判,说到底它也还是西方的东西,但是,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能否对将“西方”本质化的认知倾向抱持一种警惕,它关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确认人类社会具有某些基本的、普遍共享的价值,同时无论东西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都会有某些基本的共通性——当然同时还具有足够丰富的多样性——我们不能只在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时候来强调我们所需要的“多样性”,也不能就为了论证中国的特殊性(异质性)而去强化西方内部的同质性。

   在上述二元关系的另一端,是被想象的“中国本土”。在这个想象中,似乎存在有一个纯正中国的、且高度同质的思想/学术共同体,他们对本土的经验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自身的体验和洞察,从而可能对事实本身作出原汁原味的描述和解释。这种想象的问题首先在于,它是以作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中国”为基础的,同时这儿的“经验”也可以说是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经验事实的绝对化。而事实上,在今日中国,即使是绝少被“西方文化”感染的本土学者,即使是最正统的“中国知识”,其对本土经验的叙述,也难免吸纳了或被塞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来的(或经由“东洋”传入的)概念、范式、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更不要说官方、媒体、学者或一般民众。大家早已习惯了以西方的测量方法或国际比较方法来说明中国的“国情”及其特殊性、正当性。

   对上面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是我们这些长期为如何处理西方概念理论和中国本土经验间的纠葛所烦恼的社会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更进一步说,对这些常识的确认,原本也应该是中国引入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是今天我们谈论所谓“范式”问题的重要条件——我们需要确认这样一种可能性: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的可能性。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一种特定社群的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与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只涉及那一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把它们当做模型或范例,可以替代规则作为常态科学其他谜题的解答基础。作为“团体信念的集合物”,库恩强调学科氛围(disciplinary matrix)对于范式的意义,它主要由三种元素来体现:符号通式、社群共同信守的信念以及共享价值③。

  

   二、研究者主体与范式、经验的关系

   1.需要正视研究者的主体

对知识生产的科学性的认可,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基本的专业姿态,社会学者向来也习惯于以科学性优势自居。然而很多时候,情形就好像是:只要有合适的理论范式,然后据此确立合理的、规范的研究方法,那么,社会学者就能够自然而然地、科学地描述出经验事实并建构起解释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很可能具有价值局限和立场偏差的研究者的主体,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确保其科学性的天然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映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范式   经验   主体   问题意识   角色  

本文责编:liuwen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813.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