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异常性揭示与正常性赋予: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5 16: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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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社会学自诞生之初起,就蕴含着“正常性异常性”的命题,而所谓社会学的激进性格,其实就是指它应该具备“从正常中发现异常”的意识和能力,对社会异常性的揭示通常也是社会变动的驱动力。在中国社会的自我正常化运动中,社会学者承担着正常性赋予以及异常性揭示的多重使命。而在扮演社会命名师、鉴定师的过程中,学者培养并保持自身对“正常社会”的想象力以及对社会异常性的洞察力,是中国社会学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我们接近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并试图对其展开研究时,它们往往已经被各种话语所笼罩,或被相关学科概念所命名。这些概念定义了对象事物的属性,并在事实上框定了研究的范式,进而可能限定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项研究的开始,实际上都意味着研究者与一套特定的概念框架的关系的展开:或者是一团和气地全盘接受既存的概念,进入概念的意义世界,由此也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由概念、范式作媒介的话语共同体;或者是秉持审视、对峙的态度对既有概念作出甄别,从对概念的意义之辨来开始自己的研究。

   这后一种方式所显示的,是一种“颠覆的品质”。这样的品质,被一些人认为是社会学应该具备的,如吉登斯所言,“它之所以具有这种品质,是由于它所处理的是一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中重大冲突和争论的对象”①。当然这样的性格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认同或具备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根植于社会学的传统之中。

   可是,社会学的批判或颠覆如何可能?它依据什么准则,去批判什么?它又为什么要颠覆,要颠覆什么?虽然社会学学者常常声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是为了让人类更加理性地认识社会,但现实中,人们大多不会否认这一点:社会学应该帮助人们意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认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换言之,社会学应该帮助人们看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从而思考、研究如何让它变得正常——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的所谓激进性格,其实就是指它应该具备从社会的常态之中看出“不正常”的意识和能力——从正常中发现异常,从异常中看出正常,这就是人们向往的社会学之想象力。

  

   社会的正常性—异常性

   什么样的人及什么样的行为是异常的?对正常性—异常性的判断,是社会心理学及医学等学科的基本课题。与此同时,“正常—异常”的二元论也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社会学自形成开始,即蕴含着有关“正常”、“病理”的命题。就像迪尔凯姆曾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可以被区分为“两种十分不同的现象”:“一种是应该怎样就怎样的现象,可以称为常态的或者规则的现象;另一种是应该这样,但它偏偏不是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为病态的或者不规则的现象。”②自古典社会学至今,“正常社会学”、“社会病理学”一直是支撑着诸多分支社会学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支柱。

   不仅是社会学,就是在大众思维中,正常性—异常性的认识方法,也是人们认识社会、判断社会的基本方式。就像我们常常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评论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个社会不正常”,或者“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代表了人们否定某种社会现象、社会事物的最直接明了的表达方式。

   (一)关于正常性—异常性的判别标准

   我们如何来判定某种社会现象或某个社会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一般认为,界定正常性—异常性的标准有三种:理想的标准,统计的标准,自然的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即是正常的,而偏离这些基准的即属于异常。但是,对于社会学者来说,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1.理想的标准,可以理解为价值的标准。这种标准不仅会因社会、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今天许多提倡价值多元、文化相对主义的社会,“理想标准”的确定也必然会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根据理想标准来确定一个社会内部的不正常现象常常会引起争议。若要在国际社会中界定某个社会为“不正常社会”,其分歧就更复杂了。当价值正当性成为正常性的主要标准,人们难免会遇到正当性与正常性之间的纠葛。

   2.统计的标准,作为一种体现科学性的标准,对于倚重于测量、统计为主要方法的社会学来说,原是没有多少异议的。但是,我们如何确定社会统计中的判断基准?这依然可能有问题。是取平均值,还是中间值,抑或“大多数”为标准呢?更何况人们的主观认定往往会与统计结论有差异,各种社会统计结论的科学性因此会受到种种质疑。而中间值标准或多数者原则所隐含的对边缘人和少数者的排斥也会受到来自于公平原则、人权主义的挑战。就像少数者的权利越来越成为受到保护的正当权利那样,我们对少数者和边缘人的生活方式取向的评判,也越来越难以给出“异常性”的鉴定。

   3.自然的标准,通常被理解为日常性、常态性(normality)标准。这往往是一般社会成员评判正常性—异常性的标准,但在现实社会中,自然性与人类的社会性之间,常常会有种种纠葛。假若我们将世俗性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常态性,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宗教意境中的正常性以及被革命性等神圣性笼罩下的“正常性”(在这种意义空间中,价值正当性会成为正常性的支撑)呢?

   虽然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主张,必须遵循相关的标准和鉴定法则,尽可能规范地分析、验证事物的正常性、异常性,但如何辩证地看待正常性—异常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复杂课题。在这一点上,迪尔凯姆自一开始就给社会学者留下了教材式的文本。在《自杀论》中,以“自杀”这种通常被视为极端的人类反常行为为例,迪尔凯姆说明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社会学的关系:“必须把具有某种强度的自杀倾向看成是正常的社会学现象,并不因此说明任何同类倾向必然具有同样的性质……现代文明国家的自杀现象是否正常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③到如今,作为正常社会、正常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社会问题的这样一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于社会学。迪尔凯姆关于系统组成要素与其整体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释,也作为社会学方法的基本法则而被广泛接受:“一种现象所以称为病态现象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且这些条件因时因地而异。规则和不规则的条件,既非绝对的,也非虚无缥缈的……社会学者考虑一种制度、一种规则、一种道德时,不能以为它们本身是好的,那么它们在任何社会中实行都会得到好的结果,反之亦然。”④更进一步讲,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即深表忧虑的现代文明进步与社会病理的关系,如今也成了社会学反思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因此有理由相信,自杀的增加不是由于进步的固有性质,而是由于今天发生自杀的特殊条件,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这些条件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应该被科学、艺术和工业引人注目的发展所迷惑;这种发展肯定是在一种病态的兴奋中完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它令人痛苦的反作用。因此,自杀增加的根源很可能是现在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来的一种病理状态,但不是必要条件。”⑤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学所具有的颠覆和批判的品格,以及从正常性中发现非正常性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虽然迪尔凯姆通常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批判型的社会学家。

   (二)概念、范式作为正常性—异常性之源

   在这儿,笔者想要提出并强调的是:对于社会事实的正常性与异常性的认定,除上述这些标准及其问题之外,还存在着诸标准之外的另一种标准——被用来分析客观对象的理论路径。

   研究者对某一个社会或某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和鉴定,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来实现的,这种媒介包括学科概念体系、理论范式、理想类型等,也就是说,我们区分一个社会或一种社会现象是正常的或异常的,对社会事物的正常性与异常性做出描述和鉴定,往往是用概念来定义,用范式来阐释,并通过对这个社会或社会现象的定性归类来实现。虽然我们一般都相信,这样的分析研究,大致依据的是前面所提及的三种标准,而概念、范式、类型等只是研究的工具。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工具一旦形成,它们对于研究者认识社会、鉴别社会,都可能形成独立的导向性、规定性。对研究者而言,它们可能意味着认识论干预(立场和价值可能已经预先存在于概念、范式和类型之中),意味着观察的角度,也意味着对思想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的认同,当然它也可能意味着方法局限(包括调查方案、变量设定等对研究的规定性)。另外,对社会事实而言,它们则可能意味着测量的尺度、被阐释的路径以及被类别化的规则与框架。社会的正常性、非正常性,与鉴定系统的学科化状况及研究者的学术认同密切相关。

   举例来说,对于社会学而言,社会不公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议题。如果就价值来评价,社会不公涉及人类的普遍正义以及具体社会的公平观,相信很少有学者会正面肯定社会不公的正当性。但是,如将问题放到正常性—异常性的话语中,种种形式的社会不公的存在,包括存在于阶级之间、种族/民族之间、社会性别之间、年龄阶层之间、地域社会之间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对这个问题,首先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论就可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又譬如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社会冲突,它在一个社会中是常态的还是非常态的?社会的正常状态应该是均衡和谐还是冲突变迁?还有如“社会运动”,它到底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顽疾,还是民众参与社会并制衡权力的常态的表达方式,社会运行的正常形式?诸如此类,社会学者在处理这些议题时,看似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倚重于实证研究,但其实当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概念和范式时,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早就蕴含在那些概念、范式和理想类型之中了。

   可以认为,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理论范式及其理想类型等,实际上构成了相对独立于价值及科学性、自然性等各种标准之外的另一种正常性之源,或者说构成了另一种正常性—异常性的判定法则。

  

   中国社会的“自我正常化”运动

   相对于医学、心理学偏重于对人类个体的正常性—异常性的鉴别,社会学者主要研究的是整体及其各种关系——某个社会、某种现象或某个群体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关系。也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社会内部的某种社会现象为非正常现象,那么就需要对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或多数人认同的价值做出判断。或者依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参照其他各国的同类数据而获得正常或非正常的结论,就像我们在研究社会不公现象时常常以基尼系数为参照——尽管这种测量、鉴定的方式可能忽略了具体社会的文化及制度的差异,但依然得到了各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所依据的,应该是人们对人类社会普遍法则的存在的认可。但是,如果人们要对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本身的正常性—异常性做出判断,那么可能的标准会是什么?

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个国家、某种社会或者某个时代,被其内部批评者或外部国际社会判定为异常社会,诸如对人民实施暴力虐杀的暴政国家,对外封闭对内施行神圣性统治的神秘国家等。即使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化、现代化的社会,也可能因为其与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差异性而被西方观察家以及国内的批评家讥为非正常社会。在有关正常社会—异常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话语中,中国社会一直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特殊议题。无论是作为神秘东方的“古老中国”、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还是今天创造各种经济奇迹的“崛起的中国”,多少都隐含着描述者对“正常性—异常性”的鉴别兴趣。在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研究、资本主义研究(包括韦伯、马克思等学术体系)中,传统中国的文化异质性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的前现代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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