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6 次 更新时间:2005-09-26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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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  

  以及塑造国际规则与决定国际议程的能力。软权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二 软权力思想与传统权力思想的关系

  

  奈软权力思想的特点是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并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虽然以前也有学者提出过类似思想, [32]但“软权力”概念确实是奈的创造物,也正是他非常系统和清晰地表述了软权力的思想,并使之风行世界。不仅如此,奈明确地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层面, 并且强调了非物质因素(如文化、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等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而克服了过去许多现实主义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使得权力思想更为全面与完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另外,奈把国际规则视为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源泉的思想,实际上是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认识权力源泉的,这无疑具有创新意义。

  换句话说,奈的软权力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权力的性质或者权力的源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军事实力主导着其他类型的力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必将支配着世界事务。然而,权力赖以产生的资源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33]实际上,这个变化过程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非物质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奈的软权力思想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补充与发展。“软权力”概念的提出,的确如同我国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它可以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新的理论思路之一。[34]

  在另一方面,本文作者以为,这种软权力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回归。

  事实上,虽然过去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像奈那样把“权力”明确地分为“软权力”和“硬权力”,但是他们所说的权力既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或者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是融软、硬权力因素于一炉的。[35]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政治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Mann)认为权力可分为四种: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36]政治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 rong)则认为权力有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37]美国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莱因霍尔德·尼伯尔(Reinhold Niebuhr)说得很明白,权力是“一种复合体,其中物质力量,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他进一步写道,许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完全不理解适当地尊重道德力量可以带来政治威望;而政治威望本身就是不可缺少的权力源泉。”[38]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及后来增补的政府质量等九项国家权力的要素。显然,他也是把国家权力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将国家权力要素归纳为十条: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把权力笼统归结为三大要素: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该单位的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 ;集体行动的能力(涉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 。在上述列举的国家权力因素中,既有物质的要素,也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3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把无形的权力看得很重。他特别强调外交质量、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比如,在谈到外交质量的时候,摩根索指出:“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40]在谈到民族性格和国家士气时,他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还说,“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权力, ……俄国人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创造性,英国人的不拘于教条的常识观念,德国人的纪律性和彻底性,是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与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41]他在分析国家实力时,把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力量的影响看得和军事力量同等重要。例如,他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是这样写道的:“为防止对权力中心要素的误解,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特别是和军事一样重要,我必须比以前更加强调非物质的因素,特别是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并且要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详细讨论。”[42]摩根索还告诫人们,物质力量的顶峰不等于国家权力的顶峰,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仅凭物质力量,就可以长期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43]摩根索尤其反对把国家权力简单地理解为武力,他说:“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权力贬低为武力的实际运用,或至少将它等同于成功的武力威胁和诱迫,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44]

  也就说,过去的理论家们,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权力实际上是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用奈的话来说,是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这两个方面的。但是后来不少理论家们(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在分析权力的时候,过于追求简约的目标,过于关注物质层面的权力资源,特别是军事力量或武力,或者强调武力优先、武力第一、武力是政治权力的最终形式,从而具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比如有的学者在分析冷战后美国、俄国、欧盟、中国和日本的权力对比的时候,通常就是依赖以下几个具体、有形的统计数据:人口、国土面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经济增长率、国防开支、军队人数、远程核导弹、作战飞机、航空母舰、作战舰只、潜艇、主战坦克。[45]这种注重那些容易进行定量分析的物质权力的做法,无疑忽视了权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国家除了行使物质权力外,从来就没有放弃对非物质权力的行使。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加强同苏联在第三世界争斗,利用了文化这一有力的武器。美国从肯尼迪政府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以教师、医生、护士、农业专家和工程师为主要成员的和平队,这对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大众文化等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在冷战结束后,和平队更是获得了美国两党的一致认同,受到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其职能也相应地增加。[46]

  奈虽然宣扬软权力或非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但也没有轻视硬权力或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他在《软权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权力并重。[47] 因此,软权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三 软权力思想的局限性

  

  奈把权力简单和人为地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部分,并重点论述后者的重要性。这看上去一目了然、简单易懂,并且很有说服力。这也是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条件,否则难以提出和表述一个清晰和严谨的理论观点。然而,这种简洁明了的思路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权力不能简单地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所谓的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的界线并没有那么清楚。另外,不只是软权力资源可以对他人产生吸引力,硬权力资源(比如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可以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使得奈的软权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内在的局限性,并因此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著述(特别是最近发表的著述)中,努力对软权力思想进行一些修补,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一个局限性是,奈无法解释清楚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软权力”和“硬权力”都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或者不同的表现形式,两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说得很明白,即硬权力决定软权力,或者硬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48]这是很多人的看法。比如一位中国学者做出过类似的判断:“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权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49]另一位中国学者也表明了类似的态度:“不可否认,政治权力实施的主要方式是强制式的,而且强制式方式是非强制式方式的基础,就是说,权力因素中软权力因素固然越来越重要,但硬权力的存在是软权力实施的前提。”[50]一方面,奈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硬权力能够产生软权力,如使用武力控制或夺取电台、电视台等等信息制造和传播工具,便可以获得“软权力”。另外,他还指出,财富也能够导致“软权力”,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之所以设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在安曼或开罗,是因为美国在工业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美国有线新闻网1990年在世界人民面前把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事件视为侵略行动,如果一家阿拉伯的公司能够拥有这么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视台的话,那么这个事件也许就会被视为针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雪耻行为。[51]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软权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比方说,梵蒂冈的软权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今天,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同时,奈也指出,硬权力的使用也可能损害软权力。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欧洲拥有很强的软权力,但是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是苏联借助于硬权力而实行专横的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权力。[52]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使得他近年来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指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了自己的软权力。在2003年初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奈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伊拉克过于依赖硬权力、蔑视国际制度的单边主义行为,会损害自己的软权力。[53]

  由于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奈实在是无法表述清楚,最后只能很笼统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54]仅此而已! 这也难怪他的无奈,因为把权力一分为二的做法就有简单化的倾向,把融为一体的东西分为两个部分后,再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徒劳无功! 另外,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可以归结为哲学上所说的物质与精神或者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的学术难题。

  第二个局限性是,软权力的大小难以被测定和衡量。

  一般说来,衡量权力大小有两种途径,一是由资源和潜力所衡量,二是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55]但是,相对来说,第一种途径比较容易,第二种途径只能凭感觉与体验。于是,研究权力的通常方式是枚举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学者和政治家们往往根据国家所拥有的资源( resources) ,来衡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之大小。因为一般说来,资源是权力的基础或者权力的源泉( sources) ,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越多,它在国际政治中所具有的权力也就相应越大。但是,国家权力的资源是很多的,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政治稳定性等等诸多要素。这样一来,权力的含义往往基本上就等同于权力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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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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