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福利国家”的深层困境与替代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20:27:48

进入专题: 福利国家   自由权利   社会正义   市场伦理   社会主义  

冯兴元 (进入专栏)  

  
  
  摘要:“福利国家”的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在自由和福利的关系上,目前国内学界流行一种要求节制自由的“好好先生”方案,与其说其是一种解决方案,毋宁说是制造问题。尽管这个世界有句“天道酬勤”的古训,但是福利国家却往往不是一个奖勤罚懒的社会,反而是个罚勤奖懒的社会。为了长远保障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的理念,把这些理据和理念变成人人皆知的常识。还要提出自己的、可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性社会政策方案,也就是说,这些理据和理念要接上“地气”,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福利国家  自由权利  社会正义  市场伦理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个人基本权利是最大的福利
  在世界上,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可能是其可以享受的最大的福利。至于它的来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基督教徒把这种福利归于上帝的赐福。在基督教运动中,保罗新观认为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由此从基督教教义中发现了人类自由及其潜力,挑战了此前存在的众生不平等的错误认知。①保罗新观开始冲击地位不平等的传统,不啻为一场道德革命。据说这一过程历时数世纪。到了十二、十三世纪,罗马教廷主持建立了以道德平等为基础的教会法体系。由此,个人在其后逐渐取代了家庭、部落或种姓,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②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巨著《政府论》(上、下)就基于对上帝的信念,论证了人类一开头就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其中人人平等地享有其自然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③所谓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就体现在行使和维护这些自然权利上。
  根据洛克的理论,所谓的政治社会和政府,都不过是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自然状态本身就拥有的自然权利而达成的制度安排。因此,作为代理人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作为委托人的个人的授权,而最终权力掌握在个人手里。在这里,政府的运作需要以个人的同意为基础。而且,个人对政府的授权不会超过个人本身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政府的行为超越了个人的授权,未经个人的同意,必须有法院能够接受个人的诉讼,由其做出公正的判决。否则,个人就面对政府对他的宣战,就退回到了自然状态。此时,不仅个人自己有权应战,而且所有其他人均有权参战。
  有关自由即“福利”的另外一个例子,可见上述洛克《政府论》里的阐述。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共同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public good”,即“共同善”。商务版《政府论》(下篇)将其翻译成“公共福利”。④这里,“共同善”或者“公共福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政治社会的社会契约和政府来更好保护洛克提及的广义“财产权”,它包括生命权、人身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狭义财产权。

  
  把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的叠加部分
  洛克从理论上系统性地论证了个人的平等和自主的地位,就像为一个黑屋打开了一扇窗子,既让人看到了灿烂的阳光,又让人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个人基本权利本位,享受着这方面的先发优势。至于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存在神圣的源头,其中部分国家的宪法里肯定,另外一部分国家的宪法里则不肯定。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有了先前这些国家的制度参照,也在逐步接受个人基本权利本位,而且按道理可以少走弯路,享受这方面的后发优势。至于个人基本权利本位是否存在神圣的源头,无论是哪类国家,普通民众也并不关心。无论如何,个人是否存在宗教信仰,已经不会阻挡整个世界朝着接受个人基本权利本位的方向发展的大势。
  个人基本权利本位与一个社会需要奉行公共利益并不相悖。这是因为可以把公共利益看作为个人利益的叠加部分,来自于个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如此定义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
  但是,政府的运作很可能会违背个人的同意:政府越是接近亚当·斯密所指的“守夜人”国家的角色,⑤个人同意的可能性越大;越是走向“掠夺之手”的角色,⑥个人同意的可能性就越小。“守夜人”国家重视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⑦尊重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掠夺之手”则往往伸自于政府,而掠夺本身则往往是政府和民众追求各种“积极自由”的结果。⑧“消极自由”是一种以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个人有干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意味着:当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个人就是自由的。“积极自由”则经常意味着,要求主动控制和干涉某人某事,决定某人应该去做某件事、成为某种人。“积极自由”的这种性质容易导致其被人滥用,尤其是被掌握公权的政府滥用。对于“消极自由”的赞成者,“积极自由”往往意味过多的国家干预,而这又常常会削弱个人的积极性,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
  诚然,在政治生活中,权力的滥用不是例外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这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轻重的问题。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问题就与两大政党为了赢得竞选而不断增加对选民的福利承诺有关。也就是存在“多数暴政”的问题。而我国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猖獗、权钱交易严重,由此造成分配严重不公。这说明我国存在“威权滥用”的问题。1980年,针对当时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问题,里根总统在其首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则在上任后针对国内滥权问题,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要避免“相互抢劫”的福利盛宴
  在自由和福利的关系上,目前国内学界流行一种要求节制自由的“好好先生”方案:崇尚自由者应该节制自己对维护自由的要求,主张福利者也要压抑自己对福利的要求,这样节制一点自由,增进一点福利,社会就万事大吉。虽然这里的“自由”仍然指涉基本权利,“福利”则是指英文用词“welfare”,特指“给予的权益”,英文用词为“entitlements”,即政府组织提供的大量转移支付和再分配。
  上述“好好先生”方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与其说其是一种解决方案,毋宁说是制造问题。这是因为,它只是在两种立场之间选中间立场,缺乏一套原则作为其支撑。随着时间的进展,由于两种立场所代表的力量可能存在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关系,两种立场本身会不断变化,中间立场也会不断变化。长此以往,就失去了是非观。从长期看,由于现代国家一般难以做好对政府的限权,不到一定的时候,这种方案其实很容易成为一种跨时动态的个人基本权利总体上不断退缩方案,上一个阶段实现的福利(即给予的权益)要求同时构成下一阶段提出进一步福利要求的基础:在第一阶段,崇尚个人自由者迫于主张福利者对福利的要求,被迫节制了对维护其个人自由的部分要求,主张福利者也压抑了其对福利的部分要求,暂时达成一种“均衡”;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主张福利者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崇尚个人自由者又被迫做部分让步,主张福利者的福利又进了一步。依此类推。主张福利者步步紧逼,崇尚个人自由者则节节败退,除非这种福利国家化到了不堪重负之时。在这里,现代民主国家的党派竞选和多数表决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派竞选中,各党派为了获取更多的选票而对选民做出越来越多的福利政策承诺。在多数通过原则下,承诺越多,当选的概率越大。在中国,各种福利国家因素或者苗头也大量存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福利作为“给予的权益”,往往构成一种只进不退的“棘轮效应”。政府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福利承诺倾向于不断加码。其结果往往是政府债台高筑、骑虎难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1944年出版的著名小册子《通往奴役之路》中把这样一个个人自由空间被迫步步压缩的路径称为“通往奴役之路”。⑨他当时指的是19世纪欧洲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做法所引致的“下坡路”。这些集体主义做法包括各种计划经济、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做法。哈耶克的断言迄今为止仍然总体上有效。而且,这些种种集体主义做法的思想源头不仅仅始于19世纪,而是更早。
  在政府政策层面,种种集体主义的进路则体现为哈耶克所严重关注的一种不断上升的对经济的干预螺旋效应:政府的干预政策会导致扩大干预范围和干预力度的必要性,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政府干预。
  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人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right”,什么是“entitlement”,也就是分不清楚“权利”和他者“给予的权益”。正如《福利国家之后》(After the Welfare State)一书的作者之一大卫·凯利文中所言,他们把政府提供的福利看作为“福利权”。在这些国家,上述博弈过程很难消停,往往要到福利国家发展到臃肿不堪,甚至发生重大危机,很多人才开始反思。
  巴斯夏认为国家不应该成为“压迫”(oppression)和“相互抢劫”(reciprocal plunder)的工具。⑩本书的主编汤姆·G·帕尔默(Tom G. Palmer)指出福利国家是这种“相互抢劫”的制度化。这是很有道理的。福利国家发展到一定臃肿程度,人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否愿意,人人分享国家提供的大量福利,又要程度不同地负担这些相应的开支。正如帕尔默所言,很多纳税人本来可以减少纳税,而不是通过缴纳更多的税金、同时参与“相互抢劫”。这些参与“相互抢劫”的纳税人,指望借此捞回本钱,达到止损的目的。
  尽管这个世界有句“天道酬勤”的古训,但是福利国家却往往不是一个奖勤罚懒的社会,而反而是个罚勤奖懒的社会。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帕尔默在《福利国家的悲剧》一文所展示的那样,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就变成了“公地”资源,导致所有人无论是富是穷,是自愿还是被迫,都趋于从中尽力攫取、过度利用,从而酿成“公地悲剧”。11 长此以往,个人的自由权利被侵犯,个人责任原则荒废,社会活力倾向于消弭,懒汉情结泛滥,依赖心理盛行。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求每个个人在享受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个人是责任人,政府是责任政府。在这样一个社会,由于更好地保障了财产权利,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更易订立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契约,更能充分利用市场制度,更可降低交易成本,更有机会迈向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要用自然正义框定“社会正义”
  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同意原则的遵循很难不存在问题。正因为如此,社会成员对同意原则的遵循与否要有着一个心理承受度,他们之间需要在个人利益上实现某种共和,同时要注意保护少数的权利。我们的个人基本权利经常会遭遇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对法律与政策达成一致同意一般是不可能的,一致同意的制度交易成本太高,一致同意意味着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人反对,法律和政策就无法通过。12 而法律和政策的通过,对社会中的所有人具有强制力。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追求的,可能是强制的最小化,而很难实现完全毫无强制。正因为如此,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一种人的状态,在其中,社会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被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13
  在当前这些福利国家,初看起来至少存在两大类对峙的群体:一类是“财富创造者”群体,另一类是“财富抢劫者”群体。“财富抢劫者”通过议会多数表决机制要求“财富创造者”与其心平气和地、各有节制地“分配”财富。按照“财富抢劫者”的逻辑,只有其“分配”到财富,才体现“社会正义”。目前欧美学术界的一个时髦用语就是罗尔斯《正义论》意义上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或者“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冯兴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福利国家   自由权利   社会正义   市场伦理   社会主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经济与组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724.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5月上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