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坤 付子堂:论“有限度”的法律发展观

——以中国转型期非现实性社会冲突为分析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10: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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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坤   付子堂 (进入专栏)  

   【摘要】非现实性冲突是基于价值观、信仰等对立形成的,两方或多方执著于“紧张释放”的冲突行动。法律作为控制社会冲突的手段,对非现实性冲突显示出“控制不能”的困境。科学的法律发展观不应该是刺激法律万能奢望的滋长,而应是对法律限度保有理性的自觉。

   【关键词】非现实性冲突|法律控制不能|法律限度|法律发展

一、从三起社会冲突事例谈起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胡权宗的妻子与一搬运工(重庆习惯称“棒棒军”)余继奎发生碰撞,胡权宗连续对“棒棒军”进行殴打。胡叫嚣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的举动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公愤,大规模积聚的民众包围区政府要求公正惩罚凶手,最终演变为焚烧警车、打砸政府办公楼以及哄抢物品的重大群体性冲突[1]。

   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省池州市区翠百路菜市场门口,22岁的当地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丰田轿车相撞,随后刘亮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当众殴打。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公愤。随着打人者放言“打死了也就30万”,“学生被打死”、“警察庇护打人者”等传言的流行,4个小时过后,已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局面失控。最终出现丰田轿车、警车、宣传车等被焚毁,一超市被抢等后果[2]。

   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四川大竹县竹阳镇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大竹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死亡。因该酒店为当地派出所所长开办,死者亲属后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部分人员与酒店员工发生冲突,最终13层高的四星级酒店被焚毁,围观者达万人①。

   仔细考察上述三起社会冲突事例,很容易发现:首先,大量冲突参与主体与引发冲突的事件——走路碰撞、汽车刮擦、亲人死亡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次,上万冲突参与人没有明显的目标指向或指向不明。冲突参与主体似乎既不是要争夺某种明确的经济利益、也非某种确定的地位、资源。以打、砸、抢这种暴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更多的是在展示某种不满,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在我国,这种由普通的、“微小”的事件引发,最终却演变成为上万人聚集的,有打、砸、抢等暴烈行为和重大利益损失的群体性冲突,数量呈上升趋势,且越来越引人注意。

   社会学领域中较早将冲突作为独立命题来研究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oerg Simmel,1858-1918)。齐美尔认为社会是其组成成员互动的场所。简单社会或者社会成员数量较少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直接,交往环节少,成员参与程度高,社会的维系和约束主要依赖情感、习惯等。但是,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社会成员彼此的异质性增强,冲突就不可避免。“恰如宇宙需要爱与恨、需要吸引的力量和拒斥的力量才会具有某种形式一样,社会也需要和谐与不和谐、联合与竞争、宠信与失宠的某种量的比例,才能达到某种特定的形态。”[3](P222)完全协调一致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无生命的,正常的社会总是和谐和冲突、吸引和排斥、爱与恨的矛盾形式互动的统一体,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为重要。齐美尔将冲突划分为四种类型:战争,即群体之间的冲突;派别斗争,即群体内部的冲突;诉讼,即通过法律途径处理的冲突;非人格的冲突,即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他特别指出,冲突主体如果在冲突中投入大量情感,将冲突本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冲突的暴力水平、激烈程度会更强。相反,如果冲突主体仅仅是将冲突作为达至某个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水平会明显缩小。按照这一思路,齐美尔将冲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参与的冲突,另一种是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冲突参与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的特征[4](P447)。齐美尔的这一冲突分类思想对后来科塞的冲突思想有较大影响,被科塞发展并命名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

   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科塞(Lewis A,Coser,1913-2003)于1956年发表代表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科塞认为,齐美尔意义上的有人格参与的冲突,虽然也涉及到两人或更多人的互动,但它不是由对立双方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起因于至少其中一方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5](P35)。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对立者的选择并不直接依赖于与引起争论的问题有关的因素,也不是以获得某种结果为取向的;而更多反应为是基于价值观、信仰的争夺而产生的冲突。科塞将此种冲突命名为“非现实性冲突”。由于“非现实性冲突”参与主体没有明确的组织和明确的诉求目标,往往是借助“情境的偶然性”而发,因而,也就不存在达到目标的替代性手段选择。因为满足感是产生于进攻行为本身。例如,一个将自己看作有恋母情绪的人,向老板进攻,进攻的对象在此时是次要的(老板或任何其他的人),释放紧张的需要本身是根本的。因此,“非现实性冲突”所要寻求的满足是进攻手段本身而非什么结果。

   本文认为,非现实性冲突是基于价值观、信仰等对立形成的,两方或多方的执著于“紧张释放”的冲突行动。“非现实性冲突”中有一个重要要素,即“紧张释放”。何谓“紧张释放”?在冲突论社会学家那里,这里的“紧张”不是指冲突双方针对有限的权力、利益等而产生的对立情绪;相反,该处的“紧张”是基于争夺双方所追求的价值、信仰等的差异而生。科塞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点:那些为了把黑人同事排挤出去以维持自己工资增长而进行罢工的工人是在从事现实性冲突。但是,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了维持工资增长更有效的手段,工人就会抑制这种歧视性的行动。但是,如果在可以利用其他更有效的手段达到同样目的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进行这种歧视活动,那么,有理由设想,在冲突中出现了像“偏见”这样的非现实因素[5](P40)。

二、转型期非现实性社会冲突的发生机理

   非现实性冲突是“敌意”或“紧张”累积达到一定临界点释放的结果。若想对非现实性冲突进行控制,必须考察“紧张”累积的成因。结合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实践,笔者认为大致可以从下面四个角度进行考察:

   1.合法性的考量

   科塞指出,冲突与敌对感情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敌对态度是从事冲突行为的一种倾向性,相反,冲突则总是一种行动。敌对的情绪是否引起冲突行为,部分地取决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否被认为是合法的。“合法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变数[5](P22)。社会行动的合法性考量应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法律的正当性。正当性倾向是一种价值判断,属于“客观法”范畴。如果在法律正当性上存在分歧,那么“实在法”所规范调整的“地位”、“权力”、“资源”及其所形成的分配系统本身将成为争夺的首要指向,此时,是否“依法行事”则退居其次了。即便是依法行事,也很可能无法形成对“紧张”的累积。例如,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土地交易非市场化”模式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按照常规的逻辑,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就需要政府监管,但我国对土地一级市场的监管从制度到组织几乎都是空白。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征地是依法进行的,对消解紧张也依然是于事无补。二是法律的合法性。这主要是承认法律具有正当性前提下,强调法律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明确指出,与法理权威模式相联系的是科层制。科层制组织结构具有目标化、正规化、去个人关系化、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规则明晰等特征[6](P242-251)。这些特征是作为技术理性的法律权威的落脚点。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经过长期建设已具有科层制的形式特点,但机构实际运行所依赖的更多依然是传统社会规则。例如,现今法律适用面临的较大难题之一即法律的表层机制和深层机制不一致,规避法律、暗箱操作等行为比较严重。一方面国家法凭借自身的理性化预设在整个社会被推行(建设“法治”);另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世界依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这使得法律所自我宣示的或社会公开赋予的目标,与法律、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这种情形在近年被人们提炼为“权力腐败”话语,表达一种强势的法律评价心理。如果社会运行在众多方面都突破法律框架,背离法律逻辑,这必然会促成人们心理层面的紧张累积。

   2.被剥夺感的考量

   如果社会运行中存在大量背离“合法性”的情形,从而造成人们在权力、财富等资源占有上不平等,处于相对劣势一方容易形成比较明显的被剥夺感。美国学者格尔(T.R.Gurr)在1970年发表的《人为什么造反》一书中指出,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如果很多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另外一个最迅速获利的群体所组成的参照群体相对比并感到强烈的被剥夺,就具备了发生集体造反的一个前提。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大,他们加入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越大。

   剥夺(deprivation)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命题,20世纪50年代开始,伦敦经济学院的英国学者汤森(Peter Townsend)最先将剥夺作为研究贫困的定义和变量。“相对剥夺”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于1949年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社会学家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加以系统阐释。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将自身状况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这时他将更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公平的判断,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由于引起不公平感的剥夺只是相对的,并非是绝对的,因此称为“相对剥夺”。

   关于“剥夺命题”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主张社会的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来自于相对剥夺。托克维尔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当时法国(路易十六时代)最进步的地区,那里的人民最不满。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原因只在于,某些随意的补救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现在看起来更加令人不满;人民可能少了些痛苦,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7](P210)在中国持续地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如果人们因此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就容易造成紧张的进一步累积,为非现实性冲突的发生进一步铺垫条件。社会学学者李培林指出,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常识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因此,“客观的贫富差距还只是社会风险的一个方面,而在社会变革过程的观念重构中,人们在社会公正意识上能否达成共识,则是社会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如果底层民众普遍把贫富差距归因于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和为富不仁(如腐败、巨额偷漏税、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等),社会风险就会大大增加”[8](P19)。

   3.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考量

在格尔看来,如果这些具有不满想法的人们心中思索减轻这一相对剥夺的希望先是被唤起,后来又无情地被落空,那么,反抗就可能出现。事实上,要使一个社会制度被全体社会成员接受,就必须使这一制度在运转过程中体现基本的社会公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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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0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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