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10: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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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 (进入专栏)  
【摘要】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法律转型,相应地必然逐步促使法学理论的更新。作者强调,政治文明就百一种知识政治和法治政治,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政治,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是政治文明的表现;在可持续发展、法律全球化、农村法治建设等问题上,法理学要主动适应、有所作为。尤其是,法理学要把西部开发法治和民族法研究作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在不久的将来,“应用法理学”将应运而生。本文提出了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的九大课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法律转型|政治文明|知识政治|应用法理学

一、社会转型与法律转型

   “法律与社会”向来是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法学前辈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英文版书名叫做LawandSocietyinTraditionalChina,即《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现在,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法律与社会”甚至已成为法学院的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然而,在当代中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对“法律与社会”这一课题的关注程度十分不够。“历史上时代之改变,不能划定于某日某时。前时代之结束,与后时代之开始,常相交互错综。在前时代即将结束之时,后时代之主流,即已发现。”[1]由现实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开始踏上了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漫漫征途。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应当及时地提上日程。

   “法律与社会”是一个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性或边缘性课题,而社会转型则主要就是一个社会学范畴。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社会转型的过程从其社会样态来说就是转型社会,即由前一种社会存在类型向后一种社会存在类型转型中的“过程态”。[2]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法律转型,相应地必然逐步促使法学基本理论的更新。

   在现代化这一当今世界的全球性主题中,社会转型是国际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所发表的论文里,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其中包括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现代化与文化特殊性、发展的文化维度等等;在社会学领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尤以德国社会学主席WolfgangZapf所著Modernisierung,WohlfahrtsentwicklungundTransformation(Ed.Sigma,1994)为代表。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很好的成果。(注:如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郑杭生等著:《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孙立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调查》(改革出版社1997年)、郭成林等著:《转型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浦劬等主编《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新华出版社2000年)、王传鸯等著《转型期社会学若干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雷等著:《转型与稳定》(学林出版社1999年)、袁峰著:《制度变迁与稳定——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制度对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常健著:《当代中国权利规范的转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等。)但是,相对而言,法学界对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法理学很有必要以实证的方法,运用其它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界已有的丰富成果,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认真研究法律在转型社会中的特殊功能,揭示社会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需要从宏观上建构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一般理论。社会转型不仅仅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且还包括政治、伦理、法律、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变革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由于社会结构暂时处于失衡状态,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旧有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规范正在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现象便会经常发生。已经和正在不断地产生出各种各样新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已经和正在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新的社会问题也需要法律予以解决。这些都要求法学理论界给予极大重视。

   其次,还需要从法学的视角分别研究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诸如腐败问题、道德问题、下岗问题、家庭问题等等。举例言之:各种腐败现象的存在乃是社会失范行为的一种表现,它们会导致社会机体的局部溃烂。而正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这一社会问题的万恶之首,较之过去的纯粹计划经济时期和将来的完全市场经济时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形态上都肯定呈现着不同的特点。法学理论在对这种社会病态的疗治过程中,学术将得以发展。

   同样,也正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头脑中遗存着的传统道德观念挥之不去,同时法治意识在慢慢地觉醒。因此,道德与法律的适度冲突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实际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必然要求和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传统社会中单纯的“德治”已经成为历史;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完全的法治状态目前尚未实现,暂时还只能作为我们的一个理想。这样,就要求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十分重视其他社会规范尤其是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道德与法律这一法学理论的永恒课题,又将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和继续研究。

   不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而是法律以社会为基础。所以,对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必然会有所不同,如何有效地发挥转型时期法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功能,无疑应当是法理学界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民事、刑事等部门法学中的许多课题都是在这一大的理论前提之下形成的。

   “法律与社会”所涉及到的领域除法学与社会学之外,还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这项基础性跨学科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法律社会学理论,并可以对认识和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

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法理学面临的九大课题

   1.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是知识政治的表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远离了农业社会,现已跃上工业经济最辉煌的峰巅,正在进入一个新经济时期。知识经济是新经济的先驱和主架,新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延伸和扩展,二者相通并融。从知识和智力作为经济增长资源这一共同点上看,所谓“新经济”实质上就是知识经济。[3]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新经济世纪,或者说就是知识经济世纪。

   在中国,发展知识经济早已纳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视野。江泽民于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法律发生极大的影响,引起法律的相应发展变化。因而,法学理论研究应高度重视和研究知识经济与法制的关系,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创新做出科学的论证和引导。

   知识经济对法律的影响,体现为三个层面:在理念层面,法律的一般理论与专门理论都将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在制度层面,一系列新制度(尤其是科技法律制度)将充分发展,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政治,政治文明应当是一种知识政治,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可以说也是知识政治的表现;在技术层面,立法技术、司法技术都将有大的发展。知识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法律而言,这一变化将是革命性的。当然,知识经济和法律之间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在动态中实现,而且是在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的。知识经济决定着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律也指引和规范着知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延缓或中止知识经济的进程。总之,创设优良的法制新环境,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是21世纪中国法学与法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2.法治国家与政治文明研究

   在21世纪,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政治文明必然要求政治法治化,政治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会引起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关领域的重大改变和现实改造,因此将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法学界对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有所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对策性建议,对法治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相应的成果。但从总体上说,目前关于法治与政治文明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尚处于初级或浅层阶段,有关法治的许多理论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论证,实践对策远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所以,需要继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治国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给以科学论证和智力支持,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理论设计和艰苦努力。

   在研究法治与政治文明问题的时候,还需要把关于法律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需要强调把法治原则的普遍性与法治的规范、制度和组织架构的特殊性相对分离,探讨法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基础。还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如何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论证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作用。

   3.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问题

   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前沿性问题。这是新世纪新阶段人类认真审视文明的历史和检讨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努力探求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出现和普及,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可持续发展法制既是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4]联合国《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中国已经加入多项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国际公约,并将继续积极参与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立法,同时,需要加速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与实施。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涉及面很广,重点涉及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领域,旨在对中国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和实施途径作出宏观安排,并拟定落实可持续发展领域立法和实施的主要行动。

   中国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尚面临着新的挑战。所有这些要求,当然给法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4.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互联网正在推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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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现代法学》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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