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利益问题的法律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1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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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时刻拨动人的心弦,左右人的行为。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衡即“他律”来实现。法律所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页。)所谓利益,就是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需求。离开利益关系,法律无从产生和存在;法律正是在对利益的控制中,体现其生命力,表明其自身的地位。

一、中外利益观之历史发展

   利益,英文为Interest,本意为“利息”,原来主要被用来表示债权人对利息的要求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后来,利益作为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体现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概念,在关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促成了一场认识革命。这种新的认识,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注:〔美〕科尔曼著:《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5页。)利益意识的觉醒,利益观念的形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其实,早在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就已注意到法律和利益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用以确定权利,保护权利,权利乃法律所确定保护的利息。乌尔比安(Ulpianus,约160-228)所提出的著名的公、私法划分理论,也是以利益为标准的。他把涉及国家利益,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规则叫做公法;而将涉及个人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规则称为私法。

   到17世纪初的古典自然法学创立阶段,荷兰的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从利益的角度定义了国际法。他指出:“一国的法律,目的在于谋取一国的利益,所以国与国之间,也必然有其法律,其所谋取的非任何国家的利益,而是各国共同的利益。这种法,我们称之为国际法。”(注: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译者为张学仁先生。)在格老秀斯看来,国家是在法律上有效力的、独立的自由民的集合体,以享有法律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为目的的联合。

   在18世纪,利益被很多学者视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概念。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1)这样写道:“如同物质世界为运动规律所支配,精神世界为利益规律所统治。”他较早地系统论述了利益规律问题。他有一句名言:“河水不会向河源倒流,人们不会逆着利益的浪头走。”爱尔维修从其利益规律理论出发,论述了以法治国问题,要求对掌握权力的人以法律约束,使之从对“权力之爱”转变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和为公众服务;对民众也要用法律加以约束和制导,使之“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很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断言:无论在道德上或认识问题上,都只是利益主宰着我们的一切判断,利益能赋予人们快乐或消除人的痛苦。他提出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即正确理解个人利益,如果法律完善,利己心也不一定导致罪恶。总之,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法律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利益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

   生活于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法律一般的和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而已。“边沁不仅主张善即是一般幸福,而且主张每个人总是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所以,立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造成调和。”(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9页。)他提倡个人利益第一,虽然个人利益应与公共利益统一,但真实存在的还是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许多私人利益的相加,增进私人利益,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他把权利作为法律的目的和根本标志,而权利就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他同边沁的区别在于,不着重强调个人利益,而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力求平衡个人原则与功利原则,因而被称为新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早期社会法学派的代表。耶林的学说对19世纪末德国统一后的立法有相当大的影响,推动了资本主义法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他的“社会利益”学说则直接构成了利益法学的思想渊源。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另一位跨世纪的德国法学家赫克(Philip Heck,1858-1943)提出,法律不仅是一个逻辑结构,而且是各种利益的平衡。他在对概念主义法学抨击的同时接受了耶林的思想,并形成独立的新学派——利益法学。他在1914年出版的《法律解释和利益法学》一书中写道:“法律是所有法的共同社会中物质的、国民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各种利益相互对立、谋求承认而斗争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中,存在着利益法学的核心。”利益是法律的原因,法主要规范着利益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在立法问题上,利益法学派主张,法律规范中包含的原理是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法律是冲突的人类利益合成和融合的产物。法律只表明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胜过另一集团的利益,或双方的利益都应服从第三个集团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立法者决不是幽灵,他的使命是概括地表述作为原因的利益的记号。”立法者必须保护利益,他要去平衡互相竞争的各种利益。在司法活动中,法官要作出正义的判决,决不应象一台按照逻辑机械法则运行的法律自动售货机,也不应只是根据正义感进行判决,而必须弄清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规则所要保护的利益,并找出优先的利益从而使各种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法官应给予被承认为在法律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利以优先权。”(注:本段引文原出自Karl Larenz著:《现代德国法哲学》,第26,33页;转引自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25页。)由于每一个法秩序都是有缺陷和空白的,因而需要法官善于发现规则的目的,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

   20世纪,西方法学三足鼎立,其中社会法学派专门对利益问题进行了特别研究。庞德曾经对利益作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式”的详细分类,帕特森甚至称之为庞德对法哲学最为卓越的贡献,是本世纪最富教益的思想理念之一。

   马克思最早于1842年10月在刚刚跨出校门后参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第一次遇到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他初步认识到:现实中到处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公平观和权利观,因而,仅仅用抽象的理性法观念已不能很好地认识现实中的国家和法。他看到了林木占有者的经济利益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对立法者的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是以物质利益问题为转变契机的。正是通过对现实利益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才逐步确立了生产关系的范畴,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利益的本质和历史作用问题。他还认为:“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完成,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67-568页。)这样,就把利益和法律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存在着义、利之争,直接关涉到对道德与法律功能的不同看法。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应当提倡义、利并举,以义取利。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1页;第5卷,第196页。)现代法律必须对利益加以适当地调控,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二、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

   法律对社会的控制离不开对利益的调整,而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主要又是通过将利益要求转化为一定权利(权利主张、自由、特权、权力),并把它们及相对的义务归诸法律主体,同时还要有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补救办法——惩罚、赔偿和制止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法律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既有效记录下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又忠实记录下遭受拒绝和排斥的利益,以及某种利益所获承认的限度。“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利益的。”(注:〔美〕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利益表达、利益平衡和利益重整。

   1.法律对利益要求的表达

   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变化和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归根到底根源于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利益规律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4页。)法律并不创造或发明利益,而只是对于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加以选择,对特定的利益予以承认,或者拒绝承认特定的利益应受法律保护。这种选择表现在两个方面:利益主体与利益内容。在任何法律社会中,都不能产生为社会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的法律规范。把法律视为“公意”的体现,这只是一种对应然状态的理想追求。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们相互之间构成各色各类的利益主体。“抽象的利益并不构成法律。构成法律的是要求,即真正施加的社会力量。”(注:〔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法律只对部分利益主体予以保护,或者主要表达部分利益主体的利益。“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8页。)如前所述,利益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分类,利益主体也因利益内容的不同而各有其归属。某一特定的人可能在政治利益上归属此一利益主体(群体),而在经济利益上又归属另一利益主体(群体)。法律对利益要求的表达并非绝对地只遵从某一个标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特定的主体可能在经济上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但在其他领域如思想上却是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每个人都不是单向度的。法律不可能对某一具体利益主体的所有利益都加以反映或都不加以反映。法律表达利益的过程,同时即是对利益选择的过程。称职立法者应当这样:坚持利大于害的选择,追求容小害图大利,消除有利无害、一本万利的幻想性选择,在表达利益要求时,决不可回避利益冲突。

   2.法律对利益冲突的平衡

利益冲突是法律的产生之源。社会并不是均衡化的。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会中的现有资源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美国社会学冲突理论代表科林斯指出:“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他提醒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在追逐其自身的利益,利益争夺的情况内在地是对立的。“这里有三条线索:人生活在自己建立的主观世界中;别人手里牵了许多条线控制了一个人的主观经验;为了控制频繁的冲突,生活基本上是为地位而展开的斗争,这些地位决定了没有人可以对他周围他人的势力毫不在意。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在利用所能得到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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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法学家》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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