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09: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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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按:5月22日,在知行教育基金会(YES WE DO)慈善晚宴上,钱颖一就教育的三个问题发表演讲。他谈到,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钱颖一有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理解“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钱颖一的观点无疑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学学习和任教。我的学习经历从清华大学开始,之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我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自2006年起,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晃已经9年。今天,我想分享一些我在过去这些年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感悟。
  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
  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有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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