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深圳对话带来政改闯关最后机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0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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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5月底的深圳对话是香港政改闯关的最后机遇。中央三位负责香港事务的主要官员齐聚一堂,与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政改三人组及54名立法会议员再次就政改方案面对面沟通交流。类似的“全员出动”式的政改对话,上一次还是在占中之前的9月1日,即8·31决定作出的次日。香港政改在这一时间段内经历了史上最严峻的“占中运动”考验,经历了后占中各种不合作与冲突事件的刺激,如今面临着临门一脚式的闯关时刻。不过,对深圳对话的转折性意义尚不可过高估计。就在此次会面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反对派议员再次重申了“捆绑否决”的政治立场,重申了要“真普选”、不要“筛选”的原初态度。
  占中运动中经常见到“不忘初衷”这样的民主自励标语或口号,这在运动准备期或运动过程中尚可理解,但在运动退场、政改闯关的特殊时刻,再次祭出“不忘初衷”难免有思维与立场僵化、政治心智被广场意识形态遮蔽、无法实现运动转型与立场调整之嫌。议员本是理性政治家,与“不忘初衷”式的青年学生有别,如今议员受制于集体捆绑和青年学生外部监察,其理性难以充分释放。议员的处境恰如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形容的“两难”。参与对话的三位中央官员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颇能换位思考,帮助对方分析利害得失,显示出鼓励和引导反对派议员“激流反转”的政治意图。按照政改进程,此次会面是中央与香港地方议员的最后一次集体会面,香港政改能否抓住最后机遇,端看反对派议员如何重新计算利益,释放理性,召回勇气,毅然担当。

  
  对话彰显诚意与法治基础
  三主任讲话共同重申了中央支持香港政改的诚意。对这一诚意的理解应包含两层:一方 面是中央严格按照基本法普选条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次决定主导和推动香港政改的法治诚意;另一方面是中央全面衡量香港政改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之均衡态的政治诚意。所谓诚意,就是心里想什么彻底说清楚。在香港政改问题上,中央反复重申的实际上主要就是两个维度:第一,基本法秩序;第二,国家利益。恰恰是反对派对这两个维度缺乏有效的理解、体认和尊重,造成中央在主导政改进程时趋紧控制,不仅坚决守住“尾门”,而且严密设置“前门”。当然,“前门”的具体设置并未突破基本法秩序,也没有排除所有的泛民,但确实可能排除掉某些类型的泛民。王光亚主任关于两种泛民的区分,用意正在于此。诚意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原则有底线,是对自身立场与理由的明明白白的解释与信守。
  在确定中央的诚意之后,三位主任分别从自身部门工作立场及泛民立场进行了政改方案再解释和利害再计算。李飞主任侧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场再次耐心勾画了目前的政改方案的合法性基础:从基本法到8·31决定。政改涉及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革,对香港社会及央港关系冲击不小,需要以基本法作为宪制框架。而基本法并非一张白纸,其第45条和附件一已经相对具体地规定了普选制度和政改程序。双方争执焦点在于提名权,中央坚持基本法的机构提名权,反对派坚持国际标准下的公民提名权。实际上,基本法秩序下的提名本身是在香港缺乏真正政党政治条件下的一种具有“初选”性质的提名,是香港具体政治情势下的提名模式,并非所谓的筛选。大型政治选举在逻辑上必然包含初选性的提名,而具体提名模式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由所在国家的宪制性法律加以构造。李飞主任的再次阐释有着“基本法再教育”的意义,有助于澄清香港部分人士特别是反对派对基本法的曲解和误解。
  8·31决定尽管总体趋严,但符合基本法要求,同时也大体与决定时香港紧张的政改情势相称。中央决定不可能单方面考虑香港意见和利益,国家利益尤其是管治权及安全利益亦十分突出和紧要。8·31决定本身就反映了政改博弈双方的不信任和冲突程度。2017之后再优化的含义在于,如果博弈双方的不信任和冲突程度有所缓和的话,普选框架是可以动态调整至更宽松水平的。这种调整权与调整逻辑体现了中央主导性,也体现了中央平衡地方民主与国家利益的政治理性。此次政改闯关是“试金石”的内涵就在于,反对派是否愿意通过转换投票重建与中央的底线信任与合作,而这也是普选再优化严格的政治前提。

  
  投票需要重新计算利益
  政治是理念的,也是利益的。张晓明主任的讲话一改中央既往的理念与立场先行的风格,设身处地为反对派重新计算政治利益提供示范和引导。事实上,张主任的这番计算并非个人意见,在香港社会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支持度,只是反对派议员苦于内部捆绑和外部监察,缺乏勇气自己说出。
  张主任的利益计算法主要关注于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香港主流民意;第二,议席得失;第三,立法会普选的关联影响;第四,对经济民生的影响;第五,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作为政治家必须加以严肃反思和定位的关键领域,错失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直接影响自身政治利益和香港政治前途。按照张主任的重新计算和分析法,似乎反对派议员在上述五个方面均无充分的否决政改的正当理由。主流民意趋向“袋住先”,接受中央的再优化承诺,反对派议员忤逆民意,是对“泛民”政治身份的自我背弃。与对抗主流民意直接相关的就是“票债票偿”,也就是在年底区议会选举、明年立法会选举及后年特首选举中的直接政治损失。
  更重要的是,否决政改还将堵死2020立法会普选进程,而香港民主显然并非特首普选一环,立法会更是重镇。否决政改必然引导立法会议员更激烈地拉布对抗,进一步瘫痪特区政府施政,其对经济民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对香港经济竞争力的直接拖累会日益明显。此次否决政改与2005年不同,上一次是希望还有改进空间,而这一次是明明白白不可能改变中央决定,因而否决就代表着与中央的最后政治决裂,这一政治伤痕对香港民主的长远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
  重新计算政治利益的思路在王光亚主任的讲话中亦时有体现。事实上,有些反对派议员内心中已经在这样计算政治利益了,已经与广场意识形态有所切割,只是缺乏足够的外部压力、理由和契机而已。此次深圳对话让反对派议员和全体香港人更清晰地看到中央的立场和意图,如果再行误判,重走二次占中、占领立法会或其他对抗路线,香港政改将陷入绝境。我们要期待并鼓励最终给香港民主一线生机的反对派议员,他们是香港真正可敬的民主政治家,甚至也可以是特首竞选的有力参选人。

  
  超越政改的发展理性
  深圳对话还反映了中央对香港本质矛盾与困境的分析,即根源在于发展滞后。反对派成功地将香港一切社会矛盾与冲突建构为有无“真普选”,而中央的理解则是发展的问题不可能简单化约为民主问题,而需要通过聚焦于发展本身来解决,这才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关键所在。中央官员的思维代表了内地的一种发展主义哲学,与香港本地的民主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体制和处境差异。所以,对话一方面是必要的,使得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与话语逻辑,另一方面又似乎是低效的,因为无法真正地相互理解和说服,似乎双方处于不同的频道和语法体系。当然,这本身就反映了一国两制的内在差异,面对差异不是一味对抗,而是需要耐性倾听和锐意反思。
  在这方面,香港反对派议员基于严格的政治不信任和价值优越感,似乎尚未形成对中央论述及其哲学背景的耐心细致的同情理解与内在尊重。在中央日益表现出对香港价值的内在理解与尊重(比如法治、有序民主等)时,反对派议员在政治思维上也应当不再固步自封,而是真诚从容地交流和跟进。若真有对内地体制与政治发展的演进史观而非冷战史观的政治视野,反对派议员也不会痛苦执著地捆绑若此。其实这种政治捆绑虽有背水一战的决绝,却也有无地反转的茫然,甚至有忤逆民意和选民委托的反民主倾向,实在苦涩局促。这种茫然,似乎也是中国日益崛起背景下香港渐失优势、无法自我定位的整体茫然。香港需要新的信心,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政改闯关可以奠立香港新的政治自信,闯关后社会焦点向经济领域的重新聚焦又会奠立香港新的经济自信。中央以“循序渐进”的民主观和发展主义的政治观理解和调控香港发展,保持繁荣稳定,其节奏与逻辑大体如此。
  因此,在深圳对话带来的政改最后机遇中,反对派似乎需要适度反思和修正自身过于单调的民主主义哲学,适度容纳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时所必需的国家主义与发展主义哲学,本着重新奠立香港新的政治经济自信的责任感,突破一己之私和一党之私,转换投票,给香港民主一线生机,也给新香港前途一线生机。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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