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树立“绿色化”新理念 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系(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15-06-02 2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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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进入专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之外,又增加了“绿色化”,使“四化”变“五化”。“五化”之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载体,“信息化”是技术手段,“绿色化”应是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就乡村治理而言,要实现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以“绿色化”的理念,构建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新体系。即按照生态学原理,通过五大系统自身及各系统之间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构建一个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有机治理整体,这就是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总体构架和基本内涵。
  这五大系统分别是:优化的经济生态系统、民主的政治生态系统、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繁荣的文化生态系统、文明的自然生态系统。
  通过五大系统构建,形成一个政治自觉、经济自由、社会自治、文化自主、生态自然的“五自”新格局。
  一、优化的经济生态系统
  经济活动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复杂系统,它需要应时而动,随时更新,不断优化,当前,应重点抓好四件事:
  1.
  发展两型农业。两型农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我们要依靠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实现我国农业由粗放到精准的跨越,实现产品绿色、生态、有机的目标。想要实现两型农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打造四条循环链条。(1)粮食及副产品生产加工链条;(2)畜牧水产生产加工链条;(3)林业及林产品生产加工链条;(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链条。这四条链条的打造不但有利于打破传统农业只停留在种、养阶段的局限,促进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建设。例如,我国每年生产6亿吨粮食的同时会产生6亿多吨秸秆,目前基层在秸秆利用方面很头痛,为了防止农民焚烧秸秆,每年都要投入巨资,花很大力气,许多地方每逢收割季节,乡村干部一连十数日在田间日夜蹲守。如果大力发展食草的畜牧业,遵循大自然的分工,农作物的种子让人吃,根茎叶养牲畜,就不会出现牲畜和人抢粮、秸秆无处存放的困局。
  有关专家测算,中国现在奶牛饲养精粗饲料比为6∶4,如调整为3∶7,则奶牛生命周期和生育能力会大大提高。过度消耗粮食竟至影响奶业发展,适得其反。农民进城,口粮减少1/3,而奶制品消费增加一倍,居民收入增加1%,奶制品消费将增加0.8%,中国奶牛存栏1400万头,产奶3600万吨,世界排名第三(世界排名前五位的牛奶大国是美国9000万吨、印度5600万吨、中国3600万吨、巴西3210万吨、俄罗斯3200万吨),2014年,我国牛奶需求量4900万吨,到2020年将达6000万吨,不当的饲料配比,严重制约奶牛的发展,生命周期缩短、生育能力降低,从而影响市场供给,不得不大量进口奶制品。
  第二,控制面源污染。目前农药、化肥、地膜、除草剂、重金属、水体的污染愈演愈烈。首先,农药化肥的超量使用危害巨大。有些除草剂,例如见绿杀、百草枯等,只是听名字就知道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十分严重。我国化肥使用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的1/3,是美国和印度的总和,导致土壤酸化严重,自然界土壤PH值下降一个单位需要上万年,但我国耕地PH值下降0.5个单位只用了30年,“地越来越馋”,用量一减,产量就减,就像人吸毒,明知有害也停不下来。我国化肥投入的边际效益也在下降,1998-2013年,我国小麦氮肥施用量增长200%,但单产只增长50%,与此同时,英国施用量不及我国85%,但产量却是我国的1.3倍。农药化肥的超量使用不仅会因为未完全降解的残留对人畜造成直接毒害,而且还会使土壤板结降低土地质量。有关方面调查,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0.7%,世界最好的土壤含量为12%,日本为10%。其次,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我国的水体污染不仅来源于农药、化肥残留,还来源于工业废水、医药产品。有人做过实验,检测到我国地表水含有68种抗生素,90多种非抗生素。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喝一口水就会被动地吃下150多种药物。我国的国土已经有1/3被酸雨覆盖,有专家甚至说“逢雨必酸”。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260多个癌症村。再者,地膜污染亟需处理。作为“白色污染”,地膜在土壤中的残留会影响到土壤的透气性和土壤结构,对农作物产量造成重大影响。以棉花为例,一亩地如果残留3.5公斤,就会减产15%,而我国全国平均每亩地残留地膜达4公斤以上。在一次新疆20个产棉县的调查中发现,那里土壤中的地膜含量高达16.88公斤/亩。最后,重金属污染情况严重。据报道,我国现在有2000多万公顷土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这个面积相当于全国耕地的1/5,而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十分困难,成本高昂。如果是一公顷厂房受到重金属污染,想要把它恢复到原样,需要花费1亿美元的成本。有人说,中国人死后拍扁了就是一张完整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吃的喝的呼吸的各种化学元素无所不包。你可以不吃中药,你可以不吃西药,但你很难不吃农药。你可以不喝饮料,你可以不喝牛奶,但你无法不喝饮用水。可见面源污染严重威胁到了国民的身心健康,已经成为农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有必要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三,发展节水农业。节水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我国节水更是环保问题的重中之重。过去100年,人类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目前地球上12亿人缺水,另有5亿人即将缺水,有专家预测,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到2050年,全球企业为水资源奇缺而付出的成本将达4.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9%。未来10年水将像石油一样在市场流通。就是在这种全世界都缺水的情况下,我国还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我国的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可见问题的严重。我国不仅是缺水,而且水的时空分布不均。我国长江以北的耕地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64%,但是淡水资源占有量仅有19%。十一年连续丰收的水资源代价就是由于超采,长期透支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甚至形成了区域地下水位的降落漏斗。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超采,形成地球上最大的地下漏斗。仅以河北为例,每年地下水位以0.5-1米沉降,比上世纪50年代下降了40-60米,截止到2006年,河北已发现地裂482条,影响7市70个县的生产生活。北京市最大水资源承载力2300万人,北京市目前已有2200万人,人均水资源占有100立方米,世界最低警戒线为500立方米。北京洗车业二万多家,一年用水量相当于一个昆明湖。国家投资数千亿元大搞“南水北调”工程在表面上缓解了北方用水资源,但是代价巨大,南水北调一吨水到北京的成本价是30元,而生产一斤小麦需要1000斤水,生产一斤水稻需要1500斤水,如果仅靠南水北调保障农业生产的水资源供应,那么一斤小麦的水成本就有15元,一斤稻谷水成本20元。因此“南水北调”加上“北粮南运”其实是一种悖论,最根本的解决途径,一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培育抗旱品种并改善灌水方式,必须改掉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模式。二是让水土气候光热条件都好的南方产粮区继续抓好粮食生产。
  第四,严防死守耕地红线。我们有占世界1/5的人口,但却只有占世界1/10的耕地,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1/13,加拿大的1/18,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耕地都是我们的1.2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平均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分别是我国的326倍、660倍、487倍和145倍。我们比美国多10亿人口,美国却比我们多近10亿亩耕地,且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3亿多亩耕地被城镇化吃掉。目前20.3亿亩耕地中有1.5亿亩位于东北、西北及25度以上陡坡等不宜耕种地带,且有些还要退耕还林、还草,除去这些不稳定利用耕地外,也仅有18亿亩左右。如何贯彻落实“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必须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守住土地红线是根本。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土地管理之严令人惊叹。对于近年来社会议论较多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应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土地权利制度正发生世界性演变,即以“所有为中心”向“利用为中心”转变,且利用权大都大于所有权。
  总之,两型农业就是要培养农业的“三三思维”,内容上:植物、动物、微生物并重;形式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空间上:陆地、海洋、天空齐抓。
  2. 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培育多元经营主体的关键是要明确家庭经营是核心,适度规模是关键。
  第一,家庭经营是核心。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有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传统小农户这六大农业经营主体,这六大主体构成了中央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培育新型经营体系的时候,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其经营对象的周期性和经营过程的复杂特性都决定了只有利益高度相关的家庭成员才能同心同德,充分发挥成员能动性,做好农业生产。我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公社+社员”这种政府种地的模式已经失败,而“公司+农户”是公司在种地,同样种不好,只有“农户+农户”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最佳选择。另外,历史上和世界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农业生产始终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体,无数历史和国际经验证明,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佳方式。历史上,在人类各种社会制度下,农业家庭经营始终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原始社会的族群,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农场,无不以家庭为主体。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农业基本都是家庭经营为主体,英、法、美、德、日等国家,农业有80%以上属于家庭农场,其中美国家庭农场占到86%,欧洲家庭农场占到88%。我国有2.3亿承包农户,这其中参与土地流转的有29%,绝大多数农户都在种自己的地,我们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时候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是我们粮食十一连丰的核心。可以说,坚持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是各时期、各国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农业生产顺利开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第二,适度规模是关键。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在搞动辄几千上万亩的超大型家庭农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觉得美国的家庭农场做的好,规模化、机械化程度高。但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模式,搞大规模的家庭农场。我国的规模化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应该适度规模,超越了适度就会出问题。美国是人少地多,他们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人多地少,我们追求的逻辑目标只能是土地产出最大化,目标不同,路径当然不能一样。同时,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效益就会下降。据黄季焜研究发现,东南亚、南亚国家近些年土地经营规模普遍呈下降趋势,只有中国在增大。再说,中国目前100个人的地给一个人种,其余99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是个天大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适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明确表示:“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这个10-15倍就是规模适度的“度”。
  3. 打造第六产业。
  打造第六产业潜力巨大。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村奈良臣于1996年首次提出农业是第六产业这一概念,这是指农业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同时还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的第二产业以及为农业服务的第三产业,这充分体现了农业的包容性和高度融合性。一个国家进入工业社会有两个标志,一是吃工商饭的人超过吃农业饭的人,二是白领超过蓝领。前一个在1997年中国已经实现,后一个要赶上美国还需要6000万白领。当前,我国农业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在中国,作为第二产业农产品加工与农业产值的比值仅为1∶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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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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