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强:不成熟公有制的逻辑及其中国式演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4 次 更新时间:2005-09-23 21: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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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前强  

  

  摘要:所有制总是与特定的主体即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任何条件下,公有的财产都会被具体的自然人占有和控制,公有制是一种无自然人主体的制度设计,所以它注定公有制不可能真实地确立和运行,而成为一种幻象。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具备,现实中的所谓公有制实质上仍然是变形的扭曲的私有制形式,最为常见的是权力私有制和等级私有制。不成熟的公有制是一种原始的私有制,只不过其真正的主人是各级官吏而已。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逻辑中设计和实施,始终锁定各级掌权人的利益,因此,这种改革既不可能是公平的,更不可能是有效率的。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交易费用 中国式

  

  所有制的讨论太庞杂,需要一个简明的视角。本文试图论证的中心问题是:不成熟的公有制是私有制的一个卑鄙的表现,其经济绩效比真正的私有制要低。所有制总是与特定的主体即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实践表明,公有制是一种无主体(无行为能力)的制度设计,所以它注定要成为一种幻象。历史上的所谓“国有制”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不过是皇帝及其官吏的私人占有权的虚伪形式罢了。20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所谓公有制其实质也都是变形的扭曲的私有制形式,最为常见的是“权力私有制”和“等级私有制”。私有制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难以消灭,具有超过一般的顽强生命力。它甚至可以在公有制的夹缝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伺机重来。如果非要强行消灭之,人类社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实践表明,即使如此,社会最终也无法维持。

  私有制是一种历史久远的传统,而许多的传统是在理性认识之外的事物,有许多的人类社会的传统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分析和理解的。哈耶克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生自发秩序的复杂程度并不止于人之心智所能把握的程度。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无须为我们的感官能力所及,因为它有可能是以那些只能被我们从心智上加以重构的纯粹的抽象关系为基础的。再者,由于自生自发秩序不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它具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尽管我们对这种秩序之存在的意识,对于我们成功地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说也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因此,他反对在同一时间里废除所有传统的激进、非理性的做法。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在构建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裂”[2],即与私有制以及建基于其上的观念和意识彻底决裂,呼唤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在这两大巨人的理论中都获益甚多,但似乎哈耶克的思想和影响在现在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占位自习是一种顽强的传统,大学生占位自习的现象几乎产生在每一所大学的校园里。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个现象,笔者访问了许多年纪较大的老教授,在中国,就算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学,学生占位自习的现象都非常的普遍,对西方的大学,笔者了解不多,但通过与一些留学归国人员的有限接触,发现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此,我把大学生占位作为一个传统的行为进行考察就基本成立了。

  笔者记得,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过或至今仍然存在“禁止占位自习”的规定,但在强大的传统面前,几乎失去所有的约束力,形同虚设。这一传统的力量究竟在那里?这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和长期的思考。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占位现象确有位置总量不足的问题,但深入的观察表明,这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学校提供的位置总量不足,而绝大部分的同学是因为避免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寻找位置的路上,也就是说,占位置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学习效率。大学校园一般都比较大,如果事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位置,在校园里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去寻找教室是很正常的事。学生是理性的,因此,尽管有学校的禁令,但学生仍然坚持对自己有利的传统,至今不变,而且看来还会持续下去!如此,下面的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释清楚的:大学生占位是因为学校提供的位置总量不足吗?这一传统的力量何在?其挑战或支持了那些经典的关于所有制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有何现实意义?

  还有几个扩展的,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原来公有的“东西”如位置,大家会采取“私人占有的方式”来支配以及使用?而且成为经久不衰的传统。什么情况下,公有的东西会几乎毫无障碍地被私人占有?而更值得大家思考的是为什么大家会默认这种占有的结果,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方法用暴力与否定这种占有呢?维持和排斥私人对公有物的占有主要的手段除暴力威胁外,还有什么呢?有什么样的配置方式可以替代自由占有的配置方式,比如由学校给各个班级、甚至个人固定一个位置,这种模式的运行成本有多高?在资源如“位置”不足的时候,这种配置方式会出现严重的障碍,就算位置足够,但显然位置的质量是有差别的。因此,这种方式也显然会遭遇新的难题。自从实行计划经济以来,中国的行业差距之大在世界是很出名的,特别是政府各部门之间报酬的巨大差别,已经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这说明,公有制不可能实现平等,尽管它牺牲了效率。

  第二个问题是否定私人占位权之后,资源的分配利用的情况是否得到改善?世纪的考察表明,在否定私人占位权之后,许多的学生要经过艰难的寻找,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以至于很多的同学干脆选择放弃寻找的努力,宁可在条件恶劣的宿舍里自习。这与我们计划经济的极端年代,人们的行为何其相似啊!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并不少,但因为创造财富的人为障碍太多,以至于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在巨大的交易费用面前却步,安于贫穷,不思进取。

  第三个问题是“通过指定位置的办法如中学生,资源的使用效果是否更好?”笔者高三的时候,因为成绩比较好,所以有许多的同学想与我同桌,但实际上,我与我的同班同学一样,都已经没有选择的自由了。分配位置权力属于“班主任”。最后安排到我身边的是我们中学校长的儿子。中国的学校总是与自由无缘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效率有关吗,可以实现公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公有制可能只是一个幻象,实质是特权阶层的私有制,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控制和拥有一切资源和财产的制度,是一种原始的私有制的变种。

  行文至此,感慨良多,发现以前国内流行的关于所有制的许多复杂和深奥的传统经济学教条本身可能隐藏着一些根本性的谬误。如果我们把教室的位置看作是一种财产的话,把占位看作是所有制和资源配置的简化形式,那么从这一传统中可以推论出一些关于所有制的坚实有力的结论和启示来。这对于揭开中国经济现象中的许多矛盾,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困局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不成熟的公有制在本质上仍然是私有制

  

  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因此,笔者以为私有制是无法消灭的,因为人类不可能消灭分工。很多人认为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在笔者看来,消灭分工,要求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学习和掌握的生存方式更加可怕,其后果可能是人类的返祖性倒退!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私有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除私有制之外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只是一种原始私有制的变种。中国没有实行私有化,但私人所有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是一个谜。必须解开的一个谜。这只有一种可能,原来的全面公有制根本就不能消灭暗藏起来的私有财产。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借尸还魂,在公有的经济体上生存。私有物是如何在公有的情况下生存的呢?它又如何得到人们的默认的呢?是人们无力改变,还是觉得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呢?

  私有制的顽强性植根于人的自私(或叫自爱)的本性,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生活资料,这是基本人权的根基;植根于人的天赋理性,因为他知道如果谁控制了自己的资源,谁实际上就拥有了奴役自己的能力和权力;植根于长时间的实践而形成的传统,因为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利的最终结果是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别人剥夺。它可以改名,但本性不改,就是为了人的基本权利和福利的改善,它总是要找到自己的主人,具体的自然人,无论这个人是善的或恶的,因为只有找到了这个人,它才不会变成零,资源才能发挥作用,才有机会为人类谋善。

  原始公有制的美好是不真实的,在原始社会里,存在以酋长为首的等级社会,表面上大家一起占有生活资料,但实际上的分配权几乎都掌握在酋长的手里,就连动物世界里的猴王都有惊人的权势,就更不要说部落里的酋长了。因此,认为公有制美好的设想,可能从来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如果真的按照全民所有制的设计,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不存在财产,也无所谓价格。但是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消灭过私有财产,更没有消灭价格现象。这说明一个事实,公有制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从全民所有制,退却到国家所有制,从国家所有制退却到政府所有制,再从政府所有制退却集体或单位所有制,甚至“异化”成各级官员的等级占有制,这就是公有制异化的全部过程。通过这种异化,使得资源和财物的使用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避免了经济的完全停滞。但总体来说,仍然不可避免的是低效率的,还要再加上一个沉重的代价:社会的全面腐败。

  对于私有制的顽固性,已经有许多经典的论述。周其仁论证了人力资本私有性的不灭论。周其仁的结论是私有制不可能被消灭,因为人力资本的私有属性无法消除。他推演道:“由于这个特别机制,人力资本的产权私有性在各个制度结构里都不可能被取消。即使在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即所有非人力资本)都归了公,人力资产仍然归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3]把这一点阐述清楚,不是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被叫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小书里,马克思讲到在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有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消费资料的“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个构想,现在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归了公,消灭了商品生产以后,要拿“劳动小时”来计量每个人的不同劳动贡献,除了在一个非常小又非常简单的“社会”里,根本不可操作)。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实验”,对我们思考人力资本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它说明,即使把非人力资本的公有化程度推演到不可实际操作的高度,人力资本的私有性还是挥之不去。

  党国英提出了“公有制的异化论”[4],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公有制最终都不得不采取降低“公有程度”的方法来维持起码的激励机制,同时避免资源的租值耗散为零。米塞斯、哈耶克,后来还有的佛里德曼,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下有效地分配资源是不可能的”[5]。哈耶克则深刻地指出了“公有制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可能提高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有效率使用,甚至指出了建立公有制的道路是通向奴役之路。”[6]张五常则精辟地指出了要避免资源租值耗散为零,就必须界定产权。这与科斯对产权问题的主张是一致的。

  不成熟的公有制是私有制的一个卑鄙的表现,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判断。迄今为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起的公有制,充其量也只是“公共组织对物品世界的关系,仍然是私有权的关系。” 人民公社曾经演出过一出“共产主义”的喜剧,这场喜剧最终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即使这场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现代化也不例外地是对农民的无情剥夺。我们对于私有制和欲望的曾经否定,最终以一种最无耻的对私有权和贪欲的绝对崇拜来作为报复,来表达这种历史的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道:“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妒忌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妒忌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阴谋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种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7]罗马的无产阶级,原始的基督的共产主义,僧侣共产主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共产主义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倒退到野蛮化,所以他们从来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而,不成熟的公有制只是想把自己当作积极的公共制度来设定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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