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不少的记载或描写都和天有关系。古时候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人们靠天吃饭，自然对天有一种敬畏感。从视觉上看，天离人很遥远；从心理上说，更仿佛不知尽头。所以，人对天也自然有一种神秘感。自古以来，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能够解开心中的神秘。屈原的《天问》就代表着这种迫切愿望。《天问》实则是问天，屈原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充分反映了先民们探索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愿望，代表了人类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维深度。现在看来，许多问题都是对那不可知的空间提出的挑战，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类似常识性的东西，无疑是先民们所深深关心的。比如，他曾经对东南方的缺损不整齐感到疑惑（“东南何亏”），又对天与地在何处相接的问题也表示好奇（“天何所沓”）。这些问题都可以和曾子的说法互相接续。中国的宇宙观一向认为是天圆地方，所以著名的《敕勒歌》就有“天似宆庐，笼盖四野”的描写。但春秋时的曾子也表达过疑问，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如果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和地的交接处就一定不会严丝合缝，那么，是不是大地的尽头有四个角没有天？或者天的某些部分盖不到地？
在古人对天体的描写中，月亮的比重特别大，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其中当然体现出先民们的关切。月亮成为大量描写或歌咏对象的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和别的天体相比，月亮显得比较明亮，却又不像太阳，无法直面。月亮有其明亮的一面，又有朦胧的一面，这就加倍勾起了人们探索的愿望。另外，月亮晚上升起，早上落下，很有规律，而且有圆有缺，费人猜想。《天问》中就有这样的疑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若说像一面镜子，里面又似乎有什么东西隐约可见，尤其启人想象。因此，关于月亮的神话也独多，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木、玉兔捣药等。
月亮是这么美丽，好像和人们的生活非常接近，却有升有落、有圆有缺，因而也就难免激起人生的感喟。初唐诗人张若虚写有《春江花月夜》，里面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等名句，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认为，这是人类童年时候的淡淡忧伤，体察非常细腻。面对千古如新的明月，反思短暂的人生，当然会有感慨，因而自然也会面对月亮发问。这一类的问题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问法。李白《把酒问月》就写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宋代的苏轼发挥李白的思路，写出了家喻户晓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由人世的悲欢离合，对比月亮的阴晴圆缺，自是别有感慨，无怪引起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由于月亮所具有的奇妙的不可知，中国的文人也会从具体的人事，进一步发挥想象，进行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这本来也是中国人理性思维的特点之一，即从形象中见出抽象。在以形象表达抽象方面，《庄子》是最有代表性的。事实上，《庄子》中的许多寓言，都具有理性的深度。只是有时候，这种深度会进一步将人们带往一个更新的境界。例如著名的《逍遥游》中，庄子曾经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文中说，深湛的蓝天，是天的本来颜色吗？还是天离我们太远了，看不出它本来应该是什么颜色。大鹏鸟从天上看地下，应该也是这样的。那么天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庄子的这一问，实则包含着现代科学的道理。据有关资料记载，1989年，前苏联的9位科学家乘气球观测天空。当气球上升到8.5公里时，天空一直是青色的；气球上升到10.8公里时，天空变成了暗青色；气球超过18公里时，由于空气非常稀薄，光不发生散射，天空成一片暗色。这时，太阳和星星同辉。可见，青天离地面只有10公里左右。所谓天的本来颜色是什么，原来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随着高度的变化，天就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知道，庄子是讲相对论的，在他的思想中，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他从自己的相对论出发，无意中竟然涉及到现代科学的非常深刻的道理。这种出于形象思维的想象，就达到了不可预期的效果。
庄子是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上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他的这一特点，被后代不少文学家所继承，如辛弃疾。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比较豪放的作家往往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有时会带来非常奇妙的结果。不妨看看辛弃疾的一篇《木兰花慢》：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 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 云何渐渐如钩？
这首词有题道：《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明确表示是受到屈原的影响。起首表示对落月去向的关切：不知今晚美丽的月亮，悠悠落去，会落到什么地方。这似乎是一个设问，所以用另一个问句来作答。词人怀疑，此间的一轮明月落下之后，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月亮刚刚升起。王国维对这几句非常赞赏，他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16世纪之时，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指出地球本身是自转的，同时也还绕着太阳公转。我们看到太阳和月亮东升西落的现象，都是地球自转的结果。辛弃疾生活在12世纪，那时世界的科学也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辛弃疾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日心”说的知识，但是，他在词中作出月亮从这一个空间西沉，而在另一个空间东升的猜想，却暗合“月轮绕地之理”的学说。在交通工具充分发达的今天，人们也不必掌握什么科学道理，就能够轻易掌握这个现象。比如，一般来说，美国东部时间和中国北京时间相差十二小时，在这样的地理空间中，正好可以回答“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的问题。
毕竟仍然只是一种猜想，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如果在另外一个空间中，不是“光景东头”，那么，中秋就是没有月亮的了，如此，则汗漫的长空中，也就只有长风浩浩，将中秋送走了。这个想象的基础，是确实认为在词人所生活的空间之外，还有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在天外的。不过，举目望去，月亮当头，又引起另外的问题。古人认为，月亮就像一面大镜子，挂在天上，果真如此的话，这面镜子悬挂在天上，却掉不下来，是谁用绳子将它系住的？词人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关于地球引力的知识，但这个出于直觉的问题，仍然体现了先民们可贵的思考。至于“姮娥”，也就是嫦娥，据说她偷了丈夫后羿的不死药，飞到了月亮中，从此安家，但孤单一人，唐人李商隐即有诗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有孤寂之心，难免思嫁，却终于未嫁，于是词人有此一问，不知谁把她留住。
辛弃疾此词说是用《天问》体，实则也就是赋体，体现在作品脉络上，一气而下，不受上下片的限制。上片既已谈到月亮的去向，下片就接着继续铺叙，只是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月亮本身，特别通过对月亮神话的关切，表达心中的疑问。月亮落在海里，第二天又从海面上升起，所以肯定是经过海底的，但是人却无法到达海底，当然无从验证，所以，只能是心中悬想，思之再三。作者共有三个问题。古人看到月亮中隐约似有物体，因而想象月中有宫殿，住有仙人。如《拾遗记》记载：“瞿乾祐与十许人玩月，或问：‘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随我手看之。’月规半圆，琼楼玉宇满焉。”（《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2）题为柳宗元所撰的《龙城录》记载：“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顷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王城崔峨，但闻清香蔼郁，下若万顷琉璃之田，其间见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如游戏。有素娥十馀人，皆浩衣，乘白鸾，往来舞于广陵大桂树下。”所以苏轼《水调歌头》就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而辛弃疾则想到，若是月亮上真的有“玉殿琼楼”，经过海底时，恐怕早就被巨大的鲸鱼撞碎了吧？关于鲸鱼，有人认为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鲲，似还缺少证据，宋代的《尔雅翼•释鱼》有明确的记载：“鲸，海中大鱼也，其大横海吞舟。穴处海底，出穴则水溢，谓之鲸潮。”古人认为这是海中非常大、非常凶猛的动物，“玉殿琼楼”，当然不禁一撞。
传说中，月亮中有蟾蜍、玉兔。蟾蜍即虾蟆。《史记》已记载：“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龟策列传》）李白即写诗道：“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古朗月行》）至于月中有兔，也早已见载于古人笔下，前引屈原《天问》“顾菟在腹”之说，可以证明。又《艺文类聚•天部上》引傅咸《拟天问》，更具体地说：“月中何有？白兔捣药。”这些传说，让辛弃疾浮想联翩，他觉得如果月亮真的沉入海中，月亮中的这两种动物不可能有同样的结果，因为虾蟆当然是可以游水的，不会被淹死，但兔子不会游泳，下场可就糟糕了。词人的疑惑在于，月亮经过海底之后，为什么不会游泳的玉兔仍旧安然无恙，第二天一如既往地展开新的轮回？
但是，果真是一切照旧，安然无恙吗？词人最后问道：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为什么原来是一轮圆月，慢慢就变成缺月了呢？看来，还是在海中受到伤害了，所以会一点点地小下去。这种想象力，真是惊世骇俗，又不仅仅是能够想到“月轮绕地”的神悟而已。
六百多年后，又有一位想象力丰富的诗人，把月亮想象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就是魏源。魏源思想开放，曾被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的诗，激扬飞动，充满浪漫色彩，其中的《呼月吟》，比起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似乎更加具有“神悟”。诗云：
月兮月兮劝汝一杯酒，安得广寒宫里一携手！月中仙人笑回头，视如大地同一浮。汝言桂树修玉斧，谁知大地河山影万古；汝言三五有盈缺，谁知四大海水如圆玦。潮消 潮长月盈虚，云蔽云开冰皎洁。影落江心月一轮，千江一片光如雪。一旦乘风来月中， 还看天地如明月。
作品一开始就表达了登上月宫的强烈愿望，而对月劝酒则与李白著名的《月下独酌》颇有渊源，李诗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魏源邀月，是要到月中相酌，比起李白，角度又有不同。诗人不仅心驰神往，甚至确实已经和仙人有所交流了，但选择的表达方式却能充分体现出这位天才诗人的别出心裁。他想象自己和仙人一起交流天上人间的心得，语句有所省略，仍使读者有所意会。他向仙人介绍说，在地上看月亮，好像浮在空中，而仙人则笑着回过头来，指着大地说，在月亮上看，大地也是漂浮着的呢。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想象，其中暗合现代科学之处，后面再说。
与辛弃疾一样，魏源的月亮想象也要在神话以及月亮和其他物体的关系上做文章，不过，他又有自己的思路，事实上，是从月亮和地球的彼此影响来展开的。神话传说中有吴刚在月中砍伐桂树之说，于是诗人提出疑问，果真如此，为什么千秋万代，月光洒在大地上，并没有任何变化？从经验来说，农历的初一和十五，月亮有着非常明确的盈缺变化，也体现为潮水的涨落，古人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潮水的涨落与月亮的圆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诗人看来，不管怎样变化，海水仍然和以前一样，并不会少了些什么。古人认为大地被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这四大海包围着，玦是一种玉，这里形容海水。于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就可以得出结论，月亮的变，虽然表面上影响了地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年复一年，潮水的消涨伴随着月亮的盈虚，云起云落也无损于月亮的皎洁。这里的思路，颇有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传达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意味。
月亮不仅能够带给人审美享受，也能引起哲理思考，所以，佛教即有“月印万川”的表述，或可形象地称之为“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么，“千江一片光如雪”，是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感受到的吗？在诗人看来，显然并不仅仅如此，于是全诗以一个惊人的想象结束：“一旦乘风来月中，还看天地如明月。”倘若能够乘长风飞到月宫中，那么，回看大地（或许也包括其他天体），一定是像在大地上看月亮时的感觉。这两句，承上“视如大地同一浮”而来，表达了许多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的一种科学道理，真是不可思议的想象力。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登月的企盼，中国的神话嫦娥奔月应是这一企盼的形象化表现。但是，登上月亮之后怎么样，却又有不同的想象。在中国神话中，月宫当然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月亮想象往往和仙人发生联系，登月之后，回看大地，往往也只能是仙境与人间的区别。在中国古典神话中，很难想象会出现对天体的思考。认识到大地和月亮都是球体，而且，站在“他者”的角度，二者都有发光现象，那是现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事。至于真正登上月亮回看地球，更是到了1969年才实现的，这就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人的首次登月之旅，阿氏走下航天飞机后的第一句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历史的一大步。”至今激动人心。但是，一百年前的魏源的时代，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当然，也有某种文明早就存在于月亮上的说法。据报道，1996年前后，美国阿波罗号和美苏太空站传来的上千幅月球照片和视频材料，揭示月亮上有某种不明的文明活动的痕迹。照片上，月球表面的城市废墟长达几公里，大面积的地基上，有着巨大的圆穹形建筑遗迹、数不清的地穴遗迹以及其他一些不明建筑。在蒂赫火山口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梯形大石坑，边上有一个地穴入口，显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在哥白尼火山口附近，有一个透明的圆穹形建筑，内部不时发出白色或蓝色的光。在“工厂区域”的上半部分，有一个直径约五十米的大圆盘，栖息在一个正方形地基上，四面被墙壁状的物体包围。阿波罗10号的宇航员曾拍下一幅称为“城堡”的物体照片（美国宇航局编号为：AS10-32-4822），有1.6公里长，数公里高，在月球表面投下一个清晰的阴影。该物体看上去像几个圆柱状物体被另一个物体横向贯穿而成。在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城堡”内部有许多孔状结构，好像这座城堡的一部分也是个透明体。当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降落在月球上时，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一个半透明的锥状不明飞行物的跟踪和监视，它在月球上空几米处的空中盘旋，在黑暗的天空中发出各种颜色的绚烂光芒。宇航员米切尔返回地球以后，向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在月球上我感到我们并不孤独，我感到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当时除了祈祷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沈志珍《月球上发现大量城市废墟？》，《扬子晚报》2002年10月7日）但是，这种说法很难得到证实。即使是真的，也或者和人类登月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魏源能够写出如此奇妙的诗作？首先，仍然是文学家的想象力，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神悟”。文学家的想象力可以将文学和科学联系在一起，这无疑可以提供人们认识中国文学的新视角。当然，自从晚明以来，耶稣会士就已经介绍了关于天体的一些理论，对于国人有所启发。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1：“（大西国）言天地万物之理与中国异，谓天有三十二层，地四面悬空，皆可住人，日大于地，地大于月，地之最高处有阙，日月行度适当，阙处则光为映蔽而食。五星高低不等，火最上，水最下，金木上参差居中，故行度周天有迟速。其言皆著图立说，亦颇有可采处。”这样的看法，和中国传统思维不同，当然会引起那些思想活跃者的注意。可以肯定，魏源就是这个序列中的一员。他的诗歌中能有如此暗合现代科学的思路，和他的某些个人因素也分不开。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对世界情况蒙昧无知，不仅不清楚英军的侵华意图，甚至连英国在何处都不知道。为此，他参考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更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编成了皇皇巨著《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经济、法律、地理、宗教、天文、历法以及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包括雷电、地震、彗星、日月蚀、地球经纬度、测量仪、望远镜等知识，特别是第一次向国人正面介绍了日心地动说，更是和中国长期流行的“天圆地方”说大相径庭。因此，是魏源而不是别人写出这样的诗，究其原因，也还是有迹可循的。
不过，仍然应该看到，即使魏源的作品暗合现代科学的理路，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月亮想象的模式来写的，仍然要糅和美丽的神话，使得作品富有“诗意”。科学的想象不能摧毁诗意的美丽，1976年6月18日，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氛围中，俞平伯和叶圣陶这两位老人却兴致勃勃地谈诗论文，体现了在任何环境中都无法窒塞的心灵自由。俞写道：“有些名为不可知者，实在可知之范围内，只暂时不知而已。譬诸天边明月，千古婵娟，一旦人来，只馀顽石，不特光辉顿灭，而且兴味全消，往昔名篇皆成累句，是则然已，亦可惜也。”（《暮年上娱》，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142页）将老人的这些话引用在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些另外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