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 梅玫:重建经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5-05-30 07: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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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 (进入专栏)   梅玫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和苏源熙(Haun Saussy)主编的《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选》(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是第一部大型英译中国传统女性诗集,也是近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英译汉籍资料之一。在近十年的酝酿中,美国共有六十三位学者参与英译,几乎涵盖了文学、历史等领域的所有重要的汉学研究者。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说明该书内容丰富,而且显示了编者试图通过最大幅度的动员,将传统女性诗歌从边缘引向中心,即进入经典化过程的动机,因而本书不仅提供了可供欣赏的美文和丰富的资料信息,更在编辑中渗透了敏锐的问题意识。

   孙康宜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的《读书》杂志上曾对本书做过介绍,宣称编者意在修正对女性创作的偏见,进而达到“改写文学史”的目的。在本书所收一百二十多个女作家中,明清作家占到一百位之多,这个比例与大多数人得自一般文学史著作的印象出入甚大,却与历史上女作家的分布情形相符。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明清两代女作家及其存世作品远远超过此前数代的总和,但如此规模,却始终被现代研究者所忽略,基本上未能进入文学史撰写者的视野。本书的编写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明清大量女诗人从文学史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其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因为在明清两代,尤其在盛清时期,才女及其诗作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大规模的女性写作现象甚至一度成为争论的中心,为何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众声喧哗的现象不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建立起一种妇女观:传统女性是旧制度的牺牲品,是被男性摧残和玩弄的对象。与此相应,她们的诗词只是闺阁脂粉之作,充斥着传统的感情和道德。因此,对于明清女诗人的作品,新式学者要么不屑一顾———无法从中寻找“反封建”、“反礼教”等进步思想的依据;要么将之作为抨击的对象———以之为窗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和“罪恶的旧制度”。而在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之外,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也排除了明清女诗人。首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一直是文学史编写中的主导思路,如此,则整个明清诗词研究都长期遭到冷落,遑论女性诗词。其次,女诗人创作的个人化,使得她们往往并不直接介入流行的文学思潮,因而面对文学“史”的传统描述难免处于困境。这样,能够在文学史著作中留名的古代女作家就只有李清照、朱淑真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并不代表一种倾向,只是点缀而已。至于某些断代文学史,虽然致力于“全面”,落实到女诗人,仍然使人感到“名花谱”式的展示。即使是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引入,也并未给明清女性诗词的研究带来多少生机。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思考,一切既定的说法都有重新解释的可能,可是学者们大多只是把野心勃勃的眼光投向现当代女性和女性文学研究,明清女性文学似乎仍然没有提供什么兴奋点。的确也有人试图在这一领域寻找资源,但出发点却往往像以前寻找“反封建”的蛛丝马迹一样,希望找到的是“性别意识”和“颠覆男权”的声音。明清女性诗词肯定会令人失望,因为女性主义评论家无法从闺秀们温柔敦厚的声音中找到她们所期待的“颠覆”或“解构”。所以,尽管研究已在某些层面展开,她们在本质上依然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与国内的研究状况形成对照,在九十年代的美国,明清女性及其诗词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并得到持续的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女性主义运动及美国多元化思潮的影响———非西方民族的女性文学得以从历史的“边缘”还原到“主流”或“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汉学界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东方主义”的检讨———以西方为中心来认识东方究竟有怎样的缺陷?这两点落实到明清妇女的研究上,就出现了两个迹象:一是对明清女性作品的发掘,二是努力还原明清女性在历史情境中的真实地位。于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明清女性诗词为中心,学者们开始从文学、历史、社会等各个角度探讨明清女性的性别处境和她们自身的历史。这些探讨涉及了众多层面,包括女性接受教育、从事写作的历史情境,以写作为连接的女性文化、性别关系,女性才华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作品中展现的女性生命过程和情感世界等等。明清女性第一次被置于历史的中心来分析。与此相关的是对传统妇女观的深刻反省,学者们在借由丰富的史料建构女性文化历史的同时,也进而反思传统认识中性别构架的不合理。应该指出的是,与许多激进的女性主义研究不同的是,这些研究一直是以相当“平和”与“理性”的方式进行的。学者们关注恢复历史的真实情境远远多过“颠覆”或“重建”,因此,不仅很少有人从现代的立场出发批判“父权社会”,反而致力于以传统中国的观念作为价值认识的渠道,尽可能回到当时的立场中阐释既定制度下女性所获得的权力和能动性。

   本书的主要编者孙康宜正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年致力于明清女性诗词的整理和研究。她的研究在注重文学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剖析明清女性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化氛围,这部作品选正是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但编写的目的并不仅在于作品的展览,孙、苏二人意欲通过文本的陈列来呈现历史上女性写作的真实状况,抓住了明清妇女研究潮流的核心。由此再来看所谓“改写文学史”的愿望,从表面上说,是填补了原来文学史写作中的遗漏;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则是对文学史方法的质疑和对妇女观的更正。

   首先,本书用大约六分之五的篇幅收录明清作品,这种比例安排与以下两点情况相符:一是存世的明清女性诗词远远多于前代,二是明清确为女性写作的盛世。诚然,明清出版业高度发达,时代距今为近,因而刻本大量留存,不像前代作品多有亡佚。但是,明清女性集体写作和刻存女性诗集的风气之盛,确为前所未有。明代、尤其是明末以来,相继有许多女性诗词合集、选集问世,既有如钟惺、赵世杰、袁枚等以男性眼光选编的文集,更有柳如是、王端淑、完颜恽珠等从不同女性立场出发精心编排的作品集,还有数不胜数的私人文集出现。许多女诗人自觉地整理和出版文集,并受到家庭中和社会上男性亲属或友人的鼓励和支持。女性写作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常常是整个家族———母女、姐妹、姑嫂、婆媳都参与到这种作为日常消遣的活动中,而女伴之间结社论诗、风雅唱酬也不在少数。前代得以留名的女诗人,如蔡琰、李清照、鱼玄机等,大多以传奇的经历或不凡的才华名世,而明清女诗人则主要是普通的闺秀和歌伎。当才华成为相对普遍的存在,写作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女性不再借助传奇而留名,无疑昭示着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

   其次,在文本的选择上,与以往此类选集不同的是,本书并不单纯以美学的价值为取舍标准,而是以“多样化(diversity)”为原则,力图陈列各种类型的女性诗作,进而展现传统女性多样的生命状态。女性自己的作品可以看作女性自叙的历史,即便在中国诗词含蓄委婉的表达之中,也能清晰地展示她们的经历和情感,她们对自身的观照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本的陈列本身就是生动的历史叙述。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展现女性写作及女性历史的各个层面,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在序言中,编者说“这本书涉及某种困境(That predicament is what thisbook is about)”。所谓“困境”,指女性如何进入男性的世界并与之对话,这既包括女性写作的存在与被接受的艰辛历程,也包括在文学意义上女性对男性传统语义的承袭与改造。种种“困境”都通过诗作呈现出来。

   本书入选的作家包括各种身份的女性,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闺秀外,还有后妃、侍女、歌伎、艺人、农妇等,而且不少女子往往同时一身而兼有多种角色,如画家、史学家、政治家、遗民隐士、贞节寡妇等。另外,入选的女诗人不仅来自文化中心地区,而且有来自边远地区如两粤、关外及属国朝鲜者,如明代部分即收录了许景樊和李淑媛两位朝鲜女诗人。这种编排,继承了传统选集如《名媛诗归》、《国朝闺秀正始集》的做法,旨在呈现中华女性写作的辐射面之广。而在确定选目时,又并非像一些同类选集那样仅仅注意“脱离脂粉之气”或“高超思想境界”之类的作品,而是着意引领读者进入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内心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许这些作品在文辞、境界上都不算高妙,但却能展现平凡而丰富的女性世界,因为私人的经验中往往包含着群体的历史,如清代浦梦珠在《江城子》系列中自叙成长的过程和生命中的憧憬与惶惑,也正是每一个普通女性的生命历程。同时,每位诗人都配有长短不一的小传,介绍其身份、生平,尤其强调家庭背景、婚姻背景和交际背景对其写作的影响。而对于关系密切的女子,则以并列的形式加以介绍,并在选篇中体现彼此的关系,如沈宜修和她的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柴静仪和儿媳朱柔则,张学雅、张学典姊妹等等,以此引导读者关注纯女性文化中写作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她们是怎样通过写作交换经验与相互理解的。另一方面,诗歌中所展现的女性关系和女性文化是多样而复杂的,除女性彼此的关系外,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女性诗歌所体现的重要内容。这包括父女、母子、夫妻、女性与交游男性等关系。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代,很多女子的幼年教育来自于父亲或父辈的男性师长,而女子的文才往往成为其美好婚姻的一个筹码;有文才的女子在做了母亲以后,一般承担儿子的启蒙教育。同时,不少女子婚后无暇写作,只是在成为寡妇或子女成年以后,才重新获得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来延续早年的写作。在女性生命的步骤中,诗歌写作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女子的诗才往往成为种种关系的中心点和联结点。本书收录了许多寄夫、寄子、悼亡之作,在反映女性生活、情感的同时,也折射出女性写作与性别关系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事实上,从广义上说,女性的每一篇作品都反映了这种关系,这也正是一种写作困境。女人成为诗人,归根结底因为男人是诗人。诗歌在男性传统的社会中是典雅文体和高深才学的象征,女性从事诗歌写作往往因为与她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男性是诗人。闺阁女性的诗才通常被看作家学传统的一部分,聪慧的女性与兄弟们一起承袭父辈的家学,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将其扩散和延续。而艺伎们的诗才是姿色的一部分,以此为媒介,她们通常得以更为自由、平等地与其他人交流,并且广泛地参与到男性的文学活动中。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女性的诗才愈普遍,愈昭显盛世的清明与恩泽,而很多女性也把自己的诗才看作儒家典范和盛世教化的一部分,从而获得道德上的自我认同。在这些意义上,女性的诗歌才获得男性的鼓励,或者说,惟有获得男性价值标准的认可,女性的诗歌写作才能合法地存在并繁荣。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消极的意义上,女性获得相当大的能动性,她们通过写作证明自我的存在,并发展出与男性不同的风格与文化。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自觉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女性写作以顺从的姿态进入男性的权力世界,建立起自己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地位。这里面临着许多两难:女性道德和文化的权力通过诗歌写作得到巩固,而女性又要随时为维护这种权力放弃写作;女性私密的文化空间排斥男性的介入,却必须依赖于男性保障这种空间的存在。编者有意引导读者关注这些困境,于是将女性诗歌写作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来加以呈现。

我们再来看困境的另一方面,即女性诗歌在语义方面与男性传统的分歧。在序言中,编者对“什么是女性诗歌”做了详细的解释。毛秀惠《乙卯秋外赴金陵省试不售诗以慰之》一诗有这样两句:“谁识天寒倚修竹,亭亭日暮最孤清。”典故来自杜甫《佳人》,却做了符合当下情境的改写。原作中模拟女性口吻所表达的政治隐喻消散了,口吻和典故都指向真实的女性空间,不再是男性的想像和扮演。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繁复的诗歌用典,一直是男性诗人才学的一个标志,而女性诗人的写作相对处于私密的空间,也不被科举应试等功利目的所束缚,因此,女性诗人可以背离男性才学的标准而不受到嘲笑或指责。在编者看来,女性诗歌一方面承袭了诗歌传统中的词汇和典故,一方面又赋予这些隐喻以鲜活的含义,从而在无意之中消解了中国诗歌壁垒森严的典故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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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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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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