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回顾与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2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2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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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 (进入专栏)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格局的演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景呈现出截然相背的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主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迅速发展为全面战争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逐渐出现了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格局。如果说前者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话,那么,后者则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有益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格局我们已经做过分析(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03期)。这里重点回顾与小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格局的演变,以期为维持东亚地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提供某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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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东亚格局的演变

   东亚地区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经济资源方面历来都是世界列强的必争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更是成为大国矛盾和利益的集中区和交汇点,各种经济、军事和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将近50年的东亚格局及其走向,如果按照并不十分贴切的方式来划分,大致可以分1→2→3→4→多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一方独霸(1945-1949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东亚地区除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半分别由美苏进驻外,并不存在欧洲那样东西方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战败国日本除北方四岛外全部为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对日本和太平洋实行完全控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也基本上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根据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协定,由美国采取步骤就外蒙独立、大连港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等问题取得蒋介石政府的认同,把所谓中国问题交由美国处理。苏联表示,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激化或发生内战,有关中国重建的工作交由美国作主。

   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以镇压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通过这些协定和条约,美国在中国取得了领土权、领空权、航海权、内河航运权、铁路管理权、农业投资权、财政和海关管理权等一系列军事、外交和司法方面的特权。

   这一时期,苏联仅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即朝鲜北部、外蒙、中国东北、日本北方四岛拥有一定势力。美苏两极格局在东亚并不明显,东亚地区基本上由美国单独控制。

   第二个发展阶段:两方对抗(1949-1970年)。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对美国独霸东亚的沉重打击,它改变了东亚和整个亚洲的面貌,从此,苏联改变对中国怀疑、观望的态度,从道义上支持到实际上援助。1949的10月2日,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莫斯科访问,并于次年2月1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美国对新中国的成立和苏联的举动极为敌视,遂把满腹仇恨倾注于新中国,对中国展开了所谓“遏制”战略,联合了一些中国邻近国家建立了从北到南的遏制中国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美国先后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为了拼凑“东北亚防御联盟”,在1953年和1954年,同李承晚和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于是,美国对苏冷战和对抗在东亚表现为和中国的激烈矛盾。这在朝鲜战场和台湾问题等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三个发展阶段:三角关系(1970-1980年)。50年代后半期中苏两党的分歧日益扩大,赫鲁晓夫及其后继人于1960年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进而导致1969年边境的流血冲突。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在东亚虽然受到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但是中国得到朝鲜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站在广大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在东亚和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在东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中美关系缓解后,在东亚出现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正如罗伯特.斯卡拉曼诺所说:“美苏中三国的三角关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很少有象在这个地区那样作用重大。”②

   当然,所谓三角关系,只是个大体上的说法。其实,这十年间,日本、朝鲜和韩国的影响也明显地增大了,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组织力量。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回旋余地大为增加。日本意识到东亚格局的变化,遂抢先与中国实现邦交关系正常化,力图施展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和影响。

   第四个发展阶段:四边平衡(1980-1990年)。日本在快速实现经济腾飞之后,逐渐上升为东亚地区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东亚地区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日益失去原来的政治战略意义。出现了四国六方关系(美苏、美日、苏日、中美、中苏、中日)均衡发展,东亚格局开始展露出和平发展的端倪。

   1981年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宣称,80年代的日本继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的第一、第二次远航之后开始了“第三次远航”,日本将通过增强其综合国力来寻求发挥并确立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中曾根上台之后推行和发展了这一战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由于日本政治上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力图改善与美国的“主仆”外交关系,从而导致日美矛盾上升。

   中国、美国和苏联在80年代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在较大程度上调整了在东亚的政策。80年代东亚呈现出四边平衡的格局。

   第五个发展阶段:多国协调(1990年以来)。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协定书,宣布苏联不复存在。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然还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巨大潜力,但由于国内经济萧条和政治冲突,其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一时尚难发挥。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着手调整过去为遏制苏联而建立的“前沿防御”体系,开始谋求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东亚新秩序。日本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对俄关系的改善,开始以经济为后盾,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

   苏联解体后,东亚地区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过去一直是两极在东亚冷战的焦点,被称为“冷战的冰块”,现在这个冰块终于融化了。1990年9月和1992年8月韩俄、韩中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东亚地区的冷战结构已经崩溃。与此同时,朝鲜与美国和日本也在加紧建交谈判,力图早日使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这样,自1974年以来就被人们提出和主张的中苏承认韩国、美日承认朝鲜的“交叉承认”正在实现。1991年9月朝鲜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同年12月13日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总理在汉城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不久,双方在板门店又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经过双方法律批准程序,该宣言已于1992年2月正式生效。这些标志着朝鲜半岛半个世纪以来相互对抗的军事对峙的局面开始缓解。东亚出现了多极协调的格局。

二、东亚格局演变的反思

   东亚格局演变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必然性因素,也有偶然性因素;有国际性因素,也有地区性因素;有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国际政治因素。如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新中国的成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的崛起与美日矛盾的加剧、朝韩的稳定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苏联的解体与雅尔塔体系的终结等等。其核心是霸权力量与反霸权力量的变化与消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建立了以其霸主地位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它叫喊“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任意颐指气使。它想在东亚取得“太上皇”地位,对各国发号施令。这最典型地表现在美国的对华和对日政策上。

   战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生死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造福于人民。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依仗美国,制造内战,竭力反共反人民。这时如果美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将“两碗水端平”,真心促进和谈成功,东亚的国际关系史势必要重写。然而,中国政治和平发展之途被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截断了。当时,美国一面出钱出枪援助蒋介石;另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和“调处”骗局,妄图不战而胜。

   在赫尔利的“和谈”阴谋和马歇尔的”调处”骗局相继破产以后,1946年6月,在美国的幕后支持和操纵下,蒋介石撕毁一切协议,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蒋介石挑起内战和投靠美国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美蒋的反革命两手,取得节节胜利,力量迅速壮大。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面对蒋管区普遍的失败主义和绝望情绪以及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美国决策集团一筹莫展,举棋不定。以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为代表的“中国集团”主张美国对外政策以亚洲为重点,争取在亚洲取胜,认为“如果中国沦陷,整个亚洲也将随之陷落”。而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则主张优先援助欧洲。他们感到美国不可能象对待希腊那样对待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土是希腊的45倍,人口比希腊多85倍。如果要把中国变成希腊,那至少要派出几百万美国军队和花掉几十亿美元,但这是美国力不从心的。而且,即使这样,也可能遭到失败。但是,美国决不甘心放弃中国。美国下决心对蒋介石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1948年2月8日把总额5亿7千万美元的援蒋法案提交国会。4月2日,国会能过了“一九四八年的援华法案”。

   美援并不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空前规模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丧失殆尽,美国称霸中国的企图连同其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败局已定。

   在中国革命将要取得最终胜利时,从1949年3月起,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暗示了一种和解政策,即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断绝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再援蒋,新中国就愿意和它建立外交关系,这自然包括美国在内。在1949年5月和6月,当时任天津军管会外事组组长的黄华奉毛泽东的指示前去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黄华曾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这是为了寻求与美国谈判并在外交上获得美国承认的可能性③。但是美国不作出积极反应,司徒雷登于7月1日正式接到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令其拒绝与中共要人接触。于是《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慎重地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当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向苏联一边还有别的原因,例如意识形态背景、美苏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冷战等。

   如果说建国初期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建立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巨大压力,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那么,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使原有的中苏同盟关系随之急剧恶化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在日本战败投降和盟军进驻日本之后,麦克阿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法令,例如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完全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了军事机构,解散了军国主义团体;整肃了一些支持战争的公职人员,废除了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赋予妇女以参政之权,允许组织工会;随后又采取了教育改革、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制定宪法等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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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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