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渠敬东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9: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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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唐磊  

  

   【导读】

   紧张感构成了现代人的基本生存体验,这个时代的紧张感太需要化解了,这是社会学家必须面对并试图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说韦伯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张力充分解析了现代性紧张感的根源,并希望通过某种理想的社会支配形态来解决冲突,那么涂尔干则注重在团体这一更为基础的社会层面实现失范社会的秩序重建。正是涂尔干思想的这种独特性和启发性吸引了渠敬东对他的注意和研究。

   渠敬东是社会学界的后起之秀,是苏国勋和李汉林等改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社会学家的学生,但与他的前辈们一样,渠敬东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也关照着中国的现实经验。他意识到,我们不得不面对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西方三重历史经验与传统交织复合的基本现实,需要通过不断回到经验来重塑理论话语,基于这样的思考,他提出确立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时需要致力的三门课业:培养经验感、反思西方学术传统和重新规划大学教育。

   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有责任感、有能力结合理论深入思考现实的学者,这是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民族兴旺的关键要素之一。从苏国勋到渠敬东,我们能看到一种薪火相传的延续。

   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您的学术成长应该说很顺利,能谈谈您求学的体会吗?

   答:我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88级的本科,那是复旦社会学系第一次招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的。1995年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尽管专业来回跳动,但这些年一直都是坚持自己的兴趣,就是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来社科院读书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以前在学校里发现纯粹做观念研究的学者,常常只从观念出发,经验感不强,而在社会学所能让你有感受现实的机会,比如参加调研活动或者其他形式的交流,有了经验感你慢慢会体会到理论研究和现实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另外就是导师对我的帮助。我的博士导师李汉林是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虽然在学术兴趣上他比较偏重经验研究,我比较偏重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的教学方法很厉害。首先一入师门,他就跟我反复商量确定论文题目,要求从理论出发但要有一定的现实感,他当时正关注失范问题,而我随之也越来越体会到失范对于理解整个现代社会处境的重要意义。另外,李老师基本不开课,但每周都会和我约谈一两个小时,他不指定谈话内容,只考察我围绕论文主题读书和思考的进展,他每次都很安静地坐着,静静地听我说,那时候,他常说的话是“这里没听懂”和“这个不清楚”,给我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听懂听不懂全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考察你的逻辑是否正确、思路是否清楚,这是他在德国留学的一个经验。这一点很锻炼人,每周都相当于一次大考,因为每周都不能停下来。

   社科院的教学风格有它独特的地方。首先,它不是规模培养而是师徒培养的模式,也就是说,它依靠的不是课程体系,而是面对面或手把手的师傅培育;而且,这种培养不仅是学问上的,同时也是为人上的,导师为学生的学术人格发展提出全面的指导。另外,社科院学生不多,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和教授们能经常在一起,很容易扩展自己的思考范围,见识也宽。钱穆说过治学的两个法宝即“博通”和“专精”,社科院正有这个特点,每个专家能专到非常专的程度,同时行业和学科间又是通的,视野、格局都比较开阔。在我看来,社科院的风格很符合学者成长的规律,即是一种自然成长的轨迹,研究生院没多少课,只有自己看书,不读书的人会自动被淘汰或者转行,读书的人在导师的点拨下,会自然地积累和成长。

   问:提到博士论文也是您的成名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我想问为什么您如此关注“失范”,并把他作为理解当代社会情境的重要视角?

   答:做这篇论文,我不只是为了关注西方思想传统中有这样一个主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反思我们今天的基本生活感受。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人既感到兴奋,为达到个人目标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却无时不刻不感到无所适从、充满了紧张和焦虑感,对企业组织乃至国家单位来说,也都很相似。简单地说,就是今天社会里的人,找不到能够让他安身和安心的地方。这种状况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群中,在各个层级的组织和机关中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譬如,孟子讲“恒产”和“恒心”,这个“产”不单是说财产而是指事业,而且一定是在社会结构和价值上是持久的,可预期的。但现在社会上,一个普遍问题是人和组织都找不到能够归置自己的名分和价值,不去做分内的事情,不坚持恒久地去做分内的事情。

   目前,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现实:若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认同形态,个人也没有自己能够得以安心的价值形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便都是眼前的物质目标驱动个体行为,甚至连各组织和机构也都像只追求自身利益的动物一样,不餍足,彼此格斗。简单说,社会变迁和价值缺席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仔细分析国人的这种紧张状态又有多种根源。首先,传统社会曾留给我们一整套潜移默化的伦理价值观,但这种伦理价值观一百多年来由于帝国文明的解体,社会组织的崩溃和家族的没落等原因,都只能以零星和散乱的形态在具体的生活中起作用;其次,我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体制通过一整套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也留给大家一套现实遗产;第三,是随着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外来的整个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国人,尤其是权贵和青年身上产生极大影响,社会的总体结构围绕此转化和运行。这样看来,我们会发现构成中国人当今价值体系的实际上来自上述多方面因素,但当它们都只是片段化,无法重新构成一个整体并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个体当然没有能力将这些因素秩序化。此外,超国家的、国家的、社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等各个层面也都相互纠缠纷扰,个体身上的这种纵向秩序也很难确立起来。

   问:也就是说三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断裂的形态不同的组合方式呈现到每一个体上,是否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同时是后发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呢?

   答:的确是这样。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中国所遭遇的困难更大。我们遭遇的紧张是时代的冲击造成的,是时代变迁的必然。所以我不把失范完全看做一个消极的状况,因为任何一个变化的时代都会经历这种局面,但这局面并意味着时代的终点和人的归宿,我们内心的紧张和冲突终须化解,所以我说这个时代的紧张感太需要化解,是在描述我们的困难处境,而不单只讲学术传统的问题。

   问:涂尔干是您治学的主要思想资源,他与马克思、韦伯并称西方三大社会学家,您从他那里获得了哪些关于化解紧张感的启示呢?

   答:首先,我意识到这种紧张感不只是中国当下所经历的。譬如,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同样,西方在其整体的文明进程中也屡次经历过这种局面。我是搞西学研究的,所以我必须根据西方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相似的局面来与中国的实际相互照应,以启发我们来思考中国问题。所以,搞西学最根本的出路,是首先在经验感上要体会到已融入到我们身心中的现代因素,再以寻找我们自身生活和文明的出路为宗旨。以前,面对“佛教征服中国”的处境,宋学做了大量吸纳和整合的工作,做出了榜样。今天,面对相似的处境,我们也不该做小气鬼,而这其中,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是我们认识自身并在新的形势下建构新的文明结构的必要基础之一。

   而涂尔干所处的社会场景在于,从18世纪末的直到19世纪末,法国在近一百年里历经过大大小小的十几次社会革命,从旧制度溃败到保皇党上台,从拿破仑帝国到自由派上台,后来是巴黎公社革命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其中,还有传统的贵族势力、文人乃至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派别搅扰在一起互相斗争,共同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甚至这种影响在今天的法国依然可以感受到。涂尔干主要思想发表于19世纪末期前后,他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中,法国找不到一个能够确立自己的国家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东西。他清楚地看到,即使卢梭奠定的那套理想化的自由理念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总是遇到很多复杂因素,使制度和人心无法根本上安顿。所以,涂尔干选择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社会革命的路线,也不同于韦伯基于宗教传统的自生演进的路线,而提出不断去协调和整合各种冲突关系的改良思路。当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若要对中国的人心和社会上进行持久建设,这条思路是有启发意义的,它不拘泥于一种现实的纯粹批判,也不是纯粹回到人的灵魂状态下去寻求根本解决方案。总之,解决中国的现代问题,绝对不能只靠政治性的解决,也不能只靠宗教性或精神性的解决,单纯的护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问:那涂尔干关于失范有哪些启示性的论述呢?

   答:在涂尔干看来,失范的概念是指变迁状态下的人的状态,但失范概念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革命。失范的法文是anomie,词根是norm,就是规范,所以失范是重新构建秩序这个核心议题。

   同时,norm本身具有是道德的含义,即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原则,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心性的概念,也就是说除非你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而内化为道德义务,否则无效。其次,norm本意来自name,即“名”。所以涂尔干对分类的研究,认为通过分类可以为整个社会制造出一套名的系统,然后个体和社会诸领域都会在名的系统里去归置自己的行为和内化自己的道德意识。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是“言”和一切社会规范的基础。正因为此,涂尔干才说规范是社会建设的最核心问题。

   那什么是正名呢?名是有序的。我举个例子,比方你是我的学生,那么我有老师之名,你是学生之名,师生之名是我们之间进行教育的首要秩序。可你发现,今天的师生之名常常很混乱,学生在求学一开始便在老师面前争取独立意识,老师则处处避让,甚至来讨好学生。另一方面,有的老师成了企业老板,置师道与学道于不顾,将学生作为收益工具。这连传统行会中的师徒关系都不如。最后,师生之名便不得不降低到平等权力范畴下的司法之名的水平。奇怪的是,若把知识关系降低为权力关系,教育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知道在北大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学生觉得老师给他的分数不合理,于是就找到各种证据跟老师打官司,整个规范系统全都错乱了。

   问:师生之名高于司法之名?

   答:师生关系表面上只包含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但师生之名实际上规定了师生之间一整套知识和情感上的联系,教师的本分中本来就是利他情感,学生也应“敬”字当先,这里所说的不是某个人对某个人的关系,而是名分的规范,以及求真秩序的要求,“亲”与“师”之所以常常相提并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教育中的师生问题,首先是规范和伦理关系错了位,以致教育走了样。难道这个社会鼓励孩子一觉得父母对他不公,就来和父母打官司?

   问:那会不会被认为是以道德的名义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别呢?

   答:我们可以在政治平等的意义上去讲名,但若只在纯粹教条的意义上只讲这个平等,那恰恰好是对自由学说最粗浅的理解,它不能代表社会运作的全部。涂尔干当时并不是没有发现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危机,但他没有通过全然反对个体自由、反对权利的方式来回应这些危机,而是考虑把自由、权利等因素放在一个怎样的社会构成里才能建立合名合实的秩序。他强调我们每个人要在某一职业群体或者某一法团里先体会到个体的道德感,然后再去履行国家的公民义务。

在一个职业群体或社团中,纵向的等级结构是不可避免的。你在家庭组织中如果天天跟父母讲讲平等,那你可能连受养育过程都完成不了;同样在师生关系中,你可以跟老师讲学问和手艺上的平等,但你不能讲所有的平等;在公司内部也是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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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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