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7: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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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俄格冲突、北京奥运、美国金融海啸、国际恐怖主义再度升级、H[,1]N[,1]全球性蔓延、气候变化与新能源合作成为热点,近年来如此多的重大国际性事件的发生,预示着后冷战时代大体告一段落,新兴大国崛起时代已然到来,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全面开启,国际体系变迁正在由量变发生质变。美欧日俄印澳等大国均加紧因应,谋求以战略之变应对体系之变。中国作为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在体系变迁中既要“自转”也要“公转”,比别国更多一份应对体系变迁的压力。如何把握新时期的角色转换,并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国际体系深刻变迁(也可称“国际体系转型”)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课题。2008-2009年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国际体系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各大国均在加紧因应,进行战略调整。中国是本轮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同时深受体系变迁的影响。如何准确定位新时期中国的多重角色,做出更加多元、合理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国际体系变迁的四大标志性事件

   国际体系①历来是把握时局的重要前提,它涉及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发展战略等多方面要素。也正因如此,国际体系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形成、发展、丰富、衰弱、崩溃或转型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一旦国际体系出现变迁,则力量对比、战略选择、国际关系乃至热点问题都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自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问题即成为热门话题。人们总是试图从每个“标志性事件”或某个特殊时段中捕捉体系变迁的蛛丝马迹,尝试以新名词加以界说,由是诞生“后冷战”、“后后冷战”②等诸多提法。但冷战结束多年,新的国际体系是否形成始终未有公论,关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关注和议论时断时续。这种讨论在2001年“9·11事件”后掀起热浪,而2008年“9·15”金融海啸则将其推向高潮,成为国际战略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③西方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理查德·哈斯、扎卡里亚与东方的马凯硕等多位国际知名战略家都认为,国际体系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④他们的判断既是“经验之谈”,也是智者之见。

   如果说既往国际体系变迁多因一场世界大战而催生,因而较好识别其变迁的标志或分水岭,那么当前这场体系变迁则是在和平发展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其从量变到质变的界限显得不那么清晰。但2008-2009年间发生的四件标志性国际大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局,从多个角度凸显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国际体系正在来临。

   首先是2008年8月8日发生的俄格冲突。俄罗斯敢于对格鲁吉亚大规模动武,而美国、欧洲“敢怒敢言”却不敢对俄实施制裁,至少反映出两个重要事实:其一,经过近20年的起伏与变革,在“普京路线”指引下,俄罗斯重新强势崛起,高调重回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其二,美欧受制于内忧外困及对俄能源依赖,对俄军事出击无可奈何,对格鲁吉亚处境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冷战的终结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那么俄罗斯的复兴则标志着长达20年的“后冷战时代”大体告一段落。

   几乎同时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这一事件孤立地看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如果从西方视角来判断中国崛起的话,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具有标志性意义。冷战结束后,西方对中国的判断经历过几个阶段。⑤1992年是第一阶段的结束,随着中共14大将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写入中共总路线,“中国经济崩溃论”在理性的学者那里基本没有什么市场了;第二阶段的终点是2002年的中共16大。中国最高政治权力实现和平、整体、全面交接,预示着西方另一个论调即“中国政治崩溃论”的破产。2008年,西方实际上得出了第三个结论,即中国社会也不大可能崩溃。因为面对这一年相继发生的“3·14”西藏骚乱、“5·12”汶川地震、“8·8”北京奥运及围绕火炬境外传递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不但没有乱,反而呈现出一股令西方人百思不解甚至震惊的民族凝聚力、社会动员力和强大经济实力,以及80后、90后等新生代所展现出的既理性又睿智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在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没有出现重大危机,反而在所有大国都出现经济衰退之际,敢于宣称GDP增长率“保8”。因此,最近一个时期冒出来的“两国集团”论、“中美共治”论,与其说是某个人的未来预期,不如说是通过对中国发展的长期观察得出的逻辑结论。⑥一句话,2008年北京奥运集中标志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崛起已从未来时变成现在进行时。而以中国崛起为代表,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多个非西方大国也在同步崛起。凡此构成一幅“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势历史性东移”的恢弘画面,这正是基辛格所谓“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第三个事件就是“9·15”金融海啸。如果说“9·11”突破了美国人因两洋天堑而长期形成的安全防线和心理防线,严重冲击美国的战略观、安全观,那么“9·15”则颠覆了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对华尔街的传统认知,给美国金融霸权带来深层挑战,也因此冲击美国的实力观和世界观。由于本轮危机是美国冷战后疏于体制性变革而累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使然,因此其恢复不可能一蹴而就。奥巴马当选总统,与其说是美国种族融合的胜利,毋宁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表明面对内忧外困,美国人已不太在意某个人的肤色和资历,而更在意谁能顺应民意、锐意变革,重振美国霸权。它反过来说明美国所受困境之深。“9·15”金融海啸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结束以及“后美国时代”的来临。

   第四个重要标志就是2008-2009年底接连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新高潮、H[,1]N[,1]的全球性蔓延、气候变化效应的急速扩散、油气价格飙升引发的能源资源担忧,以及全球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迁、水资源问题、移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等,⑦这些问题使“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后冷战时代大体终结、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后美国时代正在来临、全球性议题凸显,这充分显示,我们正在告别旧时代,跨进新时代;告别旧体系,塑造新体系。尽管体系变迁的界限还有待清晰,但毫无疑问,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已迫在眼前。

  

   二、国际体系变迁的五个主要表现

   国际体系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虽然目前国际政治格局还处在演变之中,但似乎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第一,美国绝对实力依然第一,相对实力则在下降,美国单极霸权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即使奥巴马“新政”可以重振美国软硬实力,美国也很难重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种荣光。美国仍是“一超”,但已难以“独霸”。⑧第二,两极时代短期内不会来临。尽管美国人提出、全世界炒作所谓G2,但其前提是美国当老大,中国当老二,而非将中国看作对等的一极。同时,客观上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巨大,主观上中国也不希望出现两极局面。⑨其他列强更缺乏与美匹敌的综合国力。第三,多极化进程明显加速,多极化前景更加可期。⑩G20机制化是重大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那么未来5-10年的格局更像是“多强一超”。以往是美国一超主导世界,各国争相与美交好,现在则是多强合作主导世界,美国做事必须顾及多强的反应。中国从多强中地位最弱的一方正迅速朝多强之首迈进。

   二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世界经济中心正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其二,经济发展重心正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转移;其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宰转向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方向发展,G8作用下降,G20重要性上升;其四,世界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产业结构的重塑、经济增长点的挖掘及新一轮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建,以新能源与新网络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有可能产生又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与生产关系的大重组。

   三是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出若干新特点。首先,在“无核世界”旗号下拉开的大国核裁军搞得轰轰烈烈,但小国核武开发也“搅得周天寒彻”,两种趋势并存,构成一对矛盾;其次,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两种态势并存,使得国际安全形势“东边日出西边雨”,阴晴圆缺不断。世界大战虽可避免,局部冲突更难把握;再次,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成为军事现代化中的主要议题,军事安全关系成为大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是发展模式竞争、多种模式并存成为新趋势。金融海啸深化了人们对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认识,“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美英模式遭到质疑,(11)法德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海湾模式、拉美模式、东盟模式等各显神通。尽管“后金融危机”时代大浪淘沙,会进一步检验各种模式的有效性与生命力,但美英模式主宰世界发展的大势得到扭转,模式竞争与交融成为新潮流,思潮、理念的勃兴与碰撞也深度展开。

   五是新问题正在改变国际关系面貌与格局。气候变化、新能源、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北冰洋变暖、海洋权益、海盗、航道等以往的非主流问题,正在成为时下国际关系的重点。这些问题或议题不仅将导致国际关系范式的变化,而且要求人们创新思维,更新知识,调整研究视角,变换研究手段,否则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

  

   三、大国加紧战略调整

   “春江水暖鸭先知”。敏于时事、耽于忧患、勇于变革者,往往“于无声处听惊雷”,更善于捕捉“青萍之末”的风声,做出及时的应对。西方大国在这方面历来占有优势。以欧洲为例,萨科齐、布朗、默克尔等“新三驾马车”亲自坐而论道,评估国际体系的变迁,运筹下一步棋局的走势。萨科齐抛出“相对大国时代”说,认为单一大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大国都只具有相对实力,大国之间注定只能合作,不能搞单边主义;布朗提出“全球性欧洲”说,认为在美国一超与世界多强并存的世界,欧洲只有走向全球才可防止被边缘化;默克尔则提出“经济北约”新思维,期望与美国实现全面捆绑,应对体系变迁带来的深层挑战。欧洲大国还乘势推出“划时代”的战略报告。法国在过去14年来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英国则推出历史上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德联盟党发表《亚洲——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和机遇》等重大报告,力图在国际体系变迁中占得先机。萨科齐还借“重返北约”、组建“地中海联盟”等行动给未来定坐标。“9·15”金融海啸之后,法、德领导人发起改造既有国际金融体制、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的倡议,学界则开始系统反思“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弊端,并从制度、文明等深层次探讨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里斯本条约》终获通过,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各国在国际体系变迁大背景下同气相求的结果。

俄日印澳各大国也在思考以战略之变因应体系之变。梅德韦杰夫称“多极化时代已然来临”,发表俄《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在俄格冲突、俄欧较量、俄美博弈中展现原则、捍卫利益、彰显实力;福田提出“共鸣外交”、鸠山抛出“东亚共同体”,期待日在对美外交与亚太外交间实现平衡,既固美又联亚,谋划在中美日三角互动中争取主动,确保体系变迁中继续保持实力地位和战略利益;陆克文倡导“亚太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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