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反恐时代”的终结及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15-05-29 1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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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靠布什政府自我纠偏显然不切实际,同时,国际恐怖势力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战略转向而轻易收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直主张尽早结束“反恐”、尽快启动“变革”的奥巴马得以开创历史、入主白宫。终结“反恐时代”便理所当然成为其施政重点和战略优先。为此,奥巴马三管齐下,一手加速伊拉克撤军进程,以期撇清“反恐”与大中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斩断中东战线这根乱麻;一手启动“阿-巴反恐战略”,以正本清源、集中资源,回归“反恐”的主阵地,清除“恐怖”的真土壤;一手综合施策、软硬兼施,全面利用军事、情报、经济、政治、外交资源,试图短期见效。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的反恐策略取得了实效,其重大标志,就是藏匿近9年的本·拉丹终被击毙,曾经承诺的阿富汗撤军计划准备兑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达10年的“反恐时代”大体告一段落。

   但是,“反恐时代”的终结与其说是客观现实的结果,毋宁说是主观意愿使然。姑且不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或根源远未根除,“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伊拉克局势难以稳定,单就恐怖主义的核心力量“基地”组织、塔利班而言,其并未因本·拉丹之死而土崩瓦解,反而仍在屡屡制造事端,令美军、北约军队时有伤亡;巴基斯坦局势如何演变、美巴关系如何异动,也为今后反恐形势投下阴影。可以说,“反恐时代”虽告一段落,但反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正如冷战结束后美国花了相当长时间消化俄罗斯、中东欧遗产一样,反恐仍将成为“反恐时代”终结后美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

   然而,从大战略选择上,美国不得不终结“反恐时代”。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及经济低迷,使美国难以继续承受看不到终点的反恐战争。美国国债上限超过GDP总量,同布什时期因反恐泛化而大举借债深有关联;③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不仅未起拉动经济、扩大就业之效,反而拖累经济、扩大赤字,使尽快结束伊拉克、阿富汗战事成为美朝野共识。④奥巴马政府尽管深知目前从两场战争中抽身稍嫌仓促,也不得不做此选择。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变迁深度拉开,西方世界整体深陷危机、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势头迅猛、亚非拉板块普遍酝酿觉醒、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中心,从大战略角度权衡,美国必须尽快从反恐和中东、南亚抽身,因应这一更具长远战略意义的挑战。

   如果说过去10年美国聚焦反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必须,那么,随着国际形势的全新变化和国内形势的全面恶化,终结“反恐时代”就具有十分紧迫的战略意义。正如布什政府有心借反恐谋霸,将单纯的反恐战争引向谋取新霸权的改造中东、中亚大战略一样,奥巴马政府终结反恐,便同样可以重新布局“后反恐时代”的美国全球战略。

   综而观之,“后反恐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主线已然清晰可见。其一,在对威胁和挑战的评估上,国际恐怖主义已从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转变成众多威胁或挑战之一,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政治挑战、气候变化等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挑战等,也是美国必须同时面对、同等对待的安全威胁。

   其二,在对自身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判断上,逐步认识到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强调要综合、平衡、巧妙地运用软硬实力,防止一味单干、蛮干;承认世界力量的多极化趋势,追求国际合作,谋求多伙伴框架下的主导作用,即所谓“平等中的第一”(first among equals)。

   其三,在安全战略和地缘战略选择上,强调打击恐怖主义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并重并有意向后者倾斜,在兼顾中东、南亚与东亚的同时,加大战略重心东移力度,将亚太作为未来的地缘战略重点。同时,加大对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的抢占和布控。

   其四,在战略手段的运用上,在突出军事实力的同时,更加强调军事、外交、经济、对外援助、情报、外宣等手段的综合运用。

   凡此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即美国的全球战略呈总体收缩态势。这既是对“反恐时代”美国力量过度扩张的纠偏,也同奥巴马本人的战略观、世界观不无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乃在于美国国内正面临一场结构性危机,国家的发展方向也正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三、美国的发展方向

   终结“反恐时代”、谋划未来发展,不仅是奥巴马政府集中思考的大战略问题,也是美国战略思想界热议的话题。但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似乎仍不明朗。

   2008年大选,美国民众之所以将奥巴马推上总统宝座,原本是指望他能尽快使美国摆脱困境,“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不料近3年的实践显示,奥巴马虽竭尽所能,却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美国的发展方向愈加迷惘。

   客观上讲,奥巴马“新政”的总体思路和方向基本符合美国现阶段的需求,他将“重塑美国实力基础、重修美国国际形象”作为战略重点,也同世界潮流大体合拍。其之所以成效不彰,原因有三:其一,变革的策略有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恢复经济、增加就业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关键点,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奥巴马着力不够或不到位。他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最难啃的硬骨头”医保改革上,虽最终得以勉强成功,但政治代价巨大,不仅加剧了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而且未赢得中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医保改革的获益者最终享受成果也尚需时日。结果,其他改革或多或少因此受到影响。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未能惠及为美国提供90%以上就业的广大中小企业,使美失业率至今仍在9%以上高位徘徊。将教育、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支柱,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对新能源的过分关注,也招致“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批评。总之,奥巴马的改革倡议不可谓不多,改革思路不可谓不明,但美国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仍然堪忧。

   其二,变革的支持力量不够。在联邦层面,过去10年累积下来的政治“极化”现象开始生出恶果,两党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阵线分明,以致出现奥巴马签署而成法律的医保改革方案共和党无一人投票支持、在国债上限问题上共和党也出现一致对外的“几十年未见之政治怪像”。在地方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医保、新能源等奥巴马倡导的政策,难以在州一级贯彻落实,包括加州在内的六七个州随时面临政府关门的危机。在社会层面,因利益集团分合、贫富差距拉大、利益诉求各异,奥巴马的重大改革也难获最广大民众支持。美国历史上成功的变革无不有赖两党的精诚团结和民众的普遍支持,而在奥巴马的变革中二者均缺。

   其三,变革的时机不利。欧日等西方阵营面临比美国更艰难的政经形势,难以依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投资热情高涨,但囿于美国内政治掣肘,短期内无法转化成拉动美国经济的重要推力;而在全球化、核武化的当今时代,指望通过大规模战争手段转嫁风险和矛盾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由是观之,奥巴马“新政”的前景堪忧,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其本人2012年大选能否成功连任,而且攸关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实际上,美国经济形势并非没有出路,单是奥巴马推动的让富人增税一项,即可使美国新增数千亿美元财政收入;伊、阿战事的停息及大规模撤军的实现,也会给美国政府减负;巨额的国防支出也是可以缩减的选项;一旦松动对华高技术出口禁令和放宽对美投资限制,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形势也会大有起色。

   美国之所以明知可为而不为,或者想为而不能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国内政治和现行体制。对内,金融寡头和大垄断集团同政府联姻,导致政府的改革无法触及根本,反而使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因祸得福。如,奥巴马上台后的巨额金融救助资金大多流向了华尔街和福特、通用等大垄断财团,并未使急需救助的中小企业获益;对外,强权政治、霸权心态、意识形态外交仍然根基牢固,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通过放低姿态、放下身段轻易做到的事情无法做到。结果,奥巴马虽表面拥抱多伙伴世界、倡导巧实力战略、呼唤微笑外交,但在涉及美国霸权根基的各个方面,与前任仍并无二致。

   一个困境难解同时又不愿丢弃霸权地位的美国将何去何从?2012年大选或许会给出答案。如果说2008年大选是一场是否要变革的“路线之争”,那么,2012年大选则很可能成为决定美国霸权命运的“方向之争”。问题是,美国人在思考未来方向的时候,是否能够跳出美国思维,而从世界大势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是1951年美国外交大师乔治·凯南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所说的一段话:

   “我有时在想,是否可以把民主国家(指美国)与史前时期的巨兽相提并论。这个巨兽有庞大的躯体,但脑部只有针尖大小。它舒舒服服地躺在史前的泥洼中,对周围的环境不闻不问。要使它发怒也不很容易,你甚至要扯断它的尾巴,它才感到它的利益受到干扰。然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巨兽的蛮力不但会致其敌手于死地,也会捣毁它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它事先对周围事务哪怕多有一丁点关注,就可以避免不可收拾的境地。然而恰恰相反,它从来是从漠不关心的极端转向暴跳如雷的另一个极端。”⑤

   但愿美国能理性反思和正确决策,不至再次走向另一个极端。

  

   注释:

   ①由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领导的改革,奠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美式民主”及一整套符合美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外交模式,确立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老罗斯福、威尔逊领导的“进步运动”,解决了美国进入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国际化“大转折时代”面临的系列难题,使美国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成功实现崛起;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则是一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奠定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的基础,美国由此而成西方霸主。

   ②[美]乔治·沃克·布什著,东西网译:《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③据统计,美国国债从2001年1月小布什上台以来的5.7万亿美元猛增到其离任前2008年12月的10.7万亿美元。参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Bureau of the Public Debt (December 2010),"The debt to the penny and who holds it",Treasury Direct,Retrieved March 2,2011.

   ④据美国军控与不扩散中心统计,自2001-2009年,美国国防预算从3330亿美元猛增至7060亿美元。截至2008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花费达8726亿美元。相当于1170万美国人1年的医保费用,1160万儿童在公立小学1年的学费,350万大学生4年的学费。参见:http://armscontrolcenter.org/policy/securityspending/articles/supplemental_war_funding/.(上网时间:2011年9月10日)

   ⑤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expanded e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66.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1年第9期 第22-2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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